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在一个星期日(日期记不清)，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

那一天天阴，细雨濛濛，刘家庙差不多是距汉口十五华里的乡下，街道甚窄，泥泞甚深，路上非常难走，可是到会的人很多，全体工人除了出勤的以外差不多都到了，他们并把各厂的厂长都请到了。

会场布置得很堂皇富丽，有茶烟、点心招待，并有很名贵的雪茄和名贵的点心。

各处来参加俱乐部成立大会的有京汉铁路郑州、信阳、驻马店、各站厂的工人代表，还有粤汉铁路徐家棚总站工人俱乐部代表；

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的代表，李汉俊也被邀参加，他是以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的身份出现。

我是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参加。

约在上午十时宣布开会，由杨德甫主席，报告俱乐部筹备的经过及组织俱乐部的意义，主要的内容是提高工人的地位，崇尚正当娱乐、学习文化等。

报告完了以后，主席就请他们的洋厂长讲演，这个洋厂长身个子不高，年纪约在四十岁左右，他是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讲演，他对于欧洲各国的工人组合，作了简单的介绍，最后祝贺俱乐部的成立。

他的讲演虽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但他把欧洲各国工人组织俱乐部和工会的历史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对于我们发展工人运动有良好的影响。

接着工务厂的厂长吴国梁也讲了话，李汉俊讲了“日本劳动组合的情况与中国工人组合的步骤”。

我是以《劳动周刊》的代表被主席邀请讲话(因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词不很通俗)，我讲的题目是“新文化运动与工人运动”，并介绍了全国各地的工人组合活动。

因为这是在劳动运动的启蒙时期，照我们的劳动运动的计划是在“组织起来”的阶段。

所以还没有提出“阶级斗争”与“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啊！”的口号。

成立会是在厂长、工程师、工匠、小工和谐的状态下举行的，放了很多鞭炮，据项德隆说:在成立会的前一天，全体工人尤其是小工都非常踊跃来缴会费办理登记的手续。

俱乐部算是很顺利地成立了。

次一步的工作就是发动组织工会，当时组织工会有两个很重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反动政府没有给工人的集会、结社自由。

法律上也没有工会法，工人的组织无论是俱乐部也好，工会也好，军警可以随时予以武力的干涉或解散。

所以这一“工人集会的自由”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

第二个问题是当时工人的阶级觉悟还很差，封建式的帮口作用，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团结，江岸的工人是如此，全京汉铁路工人的情形也是如此，其他如津浦、京奉、京绥、正太、陇海各路的工人也是如此，这一问题如得不着适当的解决，组织工会是有困难的。

当时我们决定把第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解决，从实际斗争中来解决。

我们公开活动的依据是抓住一九二一年吴佩孚通电:“保护劳工，劳动立法”的小辫子，秘密的进行工会的组织工作。

第二个问题我们决定联系各帮的领袖人物，调和各帮的冲突。

再以“工人无祖国”的阶级教育来团结工人，瓦解帮口。

项德隆同志在这一工作中，在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费了很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同各站厂的负责工人和积极分子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发挥了他的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天才。

他除了工作以外，就是读书，他的求知欲望很高。

我们每星期内要汇报一次工作情况，我要到江岸同一些负责的工人谈话一次，我们每逢见面除汇报工作以外，他就讲他读了几页或者是几本什么书，有些什么心得，他一到我们的机关部来首先就是翻书报，如有新出版的书报他必争取先读为快。

所以他的进步很快，我们在一起工作了约近四个多月的光景，我就介绍他入党，他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是在一九二二年三、四月间，当时因为党员的人数还不多，没有分组，一起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开会的地点是在武昌胭脂山下南陵街李汉俊的寓内，他对党的报告和每一个同志的发言都入神地听并详细地记录。

会后他同我说:“我过了二十多年的孤独生活，对人世间的冷酷是憎恶极了，现在入了党，在今天的会议上接触了这些同志，觉得大家都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都有丰富的思想，都是精诚无间的团结，共产党人真是一种特别的人，我接触到人生光明的一面，我要做一个好共产党员。”

我们互相勉励了一番，他也没有回家去看他的母亲，一直过江回江岸去了。

德隆的母亲姓夏，也是武昌人，在旧社会中是一个很能干的老太太。

他们一向是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德隆在到江岸工作以前是从没有出过门的，他到江岸以后就很少回家，夏老太太很不放心。

有一天，她老人家来看我，这是第一次同他老人家见面，她是中等身材，靠近五十岁的样子，穿一身青布褂裤，小脚窄鞋，身体很健康，我请她坐下后，她说:“项德隆的父亲死得早，因为穷也没有教他多读书，他的世故浅，性情也有些古怪，他不同亲戚家门来往，他不肯求人，所以也没有人帮助他，听他说包先生介绍他到江岸工人俱乐部教书，他教得了吗？我很不放心，这几个月以来他很少回家，我也不放心……。”

我知道他们是寡母孤儿相依为命，现在的德隆成了出笼的鸟了。

他在追求他自己的进步和发展革命事业，不可能把他拖回来专做孝顺母亲的事情我，于是乎安慰了老人家一番，并说德隆聪明能干，书教得很好，她老人家听了很高兴。

谈了一会儿她老人家要走，留她吃饭，她不肯，我送她出门分别时，她还嘱咐我叫项德隆时常回家。

过了一两天，我到江岸把上面的情形告诉项德隆，并劝他时常回去看看母亲，以安老人之心。

德隆说:“我在家时是我的母亲照顾我，我没有照顾她老人家，她很健康，她能生产自给，还不需要我养她，我出来了，她老人家得省事。我也忙，所以很少回家。”

这就是项德隆的个性，他对人处事就是干脆。

他对他的母亲是如此，对同志，对同事、对群众也都是如此，他不回家就是不回家，他决不因他的母亲要他回家或是我劝他回家看看他就回家。

在我们讨论问题时，他总是争先发表他的意见，在处理工作时，他总是很勇敢地担当任务。

他每日工作都很忙，若有点余暇，他就是一只手拿一本书，一只手拿一只纸烟，他对纸烟简直有瘾。

每天要抽三、四包小哈德门，两只手四个指头都成了烟黄色。

他的两道眉毛中间是联起来的，眉毛很浓厚，如果在他考虑问题或者是不高兴的时候，双眉一皱就成了一字浓眉，他的头发经常是莲松零乱，衣服的扣子总不很完全，也很难得去剃头去洗澡。

他在生活方面是非常简单，始终是一个工人的本色。

他自在京汉铁路工作后，常用化名“夏英”对外通讯或在报上写小品文章，后将化名与本名联合起来为项英，一直到他成仁。

一九二二年的六、七月间，我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项德隆代表武汉区出席。

他在这一次的会议中对党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对张国焘小组织活动也很憎恶。

他对党内的工人同志太少认为是个缺点，他常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成份在党中应该占一定的比重，吸收大量的进步的工人入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

约在同年的七、八月间，我们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会议，出席这一次会议的工人代表有杨德博、张连光(江岸)、凌楚藩、刘文松(郑州)、王俊、史文彬(长辛店)、张德惠(新乡)，其他几个大站厂也有代表参加，我党方面有项德隆、吴汝明(他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工作)、张国焘和我，还有林育南，许白昊两同志是以《劳动周刊》的记者列席。

会议一共开了三天，决定了总工会筹备会各段、各厂的负责人，起草了总工会的会章草案，决定以项德隆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的总干事，杨德甫、刘文松、 张德惠、史文彬等为筹备会的正、副主任委员，主要的工作都是项德隆负担，张国焘也没有搞出什么花样。

项德隆的工作信誉已经由江岸发展到各段、各站、各厂了。

可是从这次会议以后，中央就把我调到北京交通部工作，我离开了武汉，也不要我过问京汉铁路的工作。

我同项英、李书渠、陈潭秋还是保持联系。

经过了半年以上的筹备，全京汉路各段各站各厂的工人差不多都组织起来了，决定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总工会的地点在郑州。

各总段设分会，各站厂都设有分会及工会委员或小组，组织很普遍很严密，并建立了工会纠察制度。

会场是布置在郑州市中心区的一个戏院里(普乐园），在举行成立会的前一日，各处的代表都到达了郑州，都以无比的欢欣来迎接这个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可是到了二月一日的黎明，郑州宣布戒严，会场被军警稽查处封闭了。

经过了几次派员向军警负责人黄某交涉，没有结果，至正午十一时，工人非常愤概，各厂各单位的工人都把工作丢着不做跑到工会来问消息。

于是由项英同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奋勇地冲进了会场。

有一部分代表随之进入了会场， 军警方面马上就开来了两连部队包围会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相持了半个钟点的时间，工人在这样的强力压迫之下，只好退出会场。

工会马上开紧急会议，决定全京汉路的总罢工。

二月二日正午一时全京汉铁路的总同盟罢工开始，各段各站各厂各处都是协同一致。

工人纠察队普遍地组织起来，分途出动，执行罢工的纪律。

总工会公事处由郑州迁江岸，因为江岸的工人多，工会组织健全，以项英为中心的工会核心比较巩固。

在罢工的过程中，秩序良好，在江岸方面:武汉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声援罢工，每日有学生结队从数十人至数百人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并酝酿罢课示威，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有政治意义的罢工运动。

当时的中央政府在北京， 大总统是黎元洪，他完全是吴佩孚的傀儡。

内阁总理是张绍曾，他是军人中的政客，周旋于曹锟、吴佩孚、冯玉祥之间，同奉张也有些联系。

政治实权掌握在曹、吴手里，而曹锟只是吴佩孚的老长官，除了直隶省长是他的弟弟曹锐而外没有什么实权。

曹锟驻保定，吴佩孚驻洛阳。

曹锟的部下如曹锐、吴毓麟师等常发出不平之鸣； 即所谓“保洛争权”的政潮，时常发生，冯玉祥是陆军检阅使，驻在南苑，他有一万多军队，在政治上不起什么作用。

交通总长原是高恩洪，是吴佩孚的同乡同学，这个人倒还不算是很坏的官吏，在京汉铁路工潮爆发时，更换了吴毓麟。

参众两院也是当时政府的组成部分，参议院的议长是高凌霨，副议长是张伯烈。

众议院的议长是吴景濂，副议长是褚辅成，参众两院虽然常发生倒阁的风潮，不过是军阀的应声虫而已，点缀门面，没有什么作用。

京汉铁路是吴佩孚的经济力量，也算是他的重要政治本钱，他对京汉铁路的重视和他的直属三万亲信军队一样。

所以他对京汉铁路的掌握是费了不少的心机。

京汉铁路的总罢工，对他是一个政治威胁，也是一个经济损失，他当时的对策最好是把京汉铁路员工一起收买起来作为他的忠实奴才，马上复工，他可以给员工一些小恩小惠。

如果收买不了，他就把京汉铁路全体员工认为是他的敌人，尽量地屠杀。

所以在二月三、四、五、六日当中，京汉铁路总局的局长赵继贤(一九五一年在苏州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执行枪决)，南段局长冯澐派了很多的爪牙向各段的工人威迫利诱，谈判复工的条件，希望得到妥协，迅速复工。

罢工支持到第六日，即是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全线宣布戒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了一些兵包围江岸车站和工会，各厂各处都有武装兵士把守，禁止员工出进，萧耀南的参谋长张厚庵亲自到江岸扶轮学校仍以谈判复工条件，约集工会的负责人会谈，杨德甫、林祥谦、黄桂荣、项英、曾玉定等工会负责人到扶轮学校与张厚庵见面，首先提出先撤退军队再谈复工，张厚庵坚持谈好了复工即撤退军队，张厚庵用带威胁的语气说:

“你们要放明白些，不马上复工我们对吴大帅是交代不了的！”

林祥谦马上就抢着说:“复工是全京汉铁路工人的事，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是我们答应复工，也是不解决问题的！”

张问，“你叫什么名字？”

林答:“林祥谦。”

张说:“你的责任很重，我还给你一个机会，迅速召集全体工人叫他们马上复工。”

林祥谦说:“不是那样简单容易。”

张厚庵的脸色很难看，厉声说:“我下命令恢复交通，你下令复工，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

项英看到了事态严重，不能不有个脱身之计，就很和缓地说:“我们马上召集大家开一个会，商量一下再来回报如何？”

张答应了，大家退出来，向工会方面走。

项英对林祥谦说:“你去通知各厂处的代表，我去通知纠察队到工会集合。”

他示意林祥谦不要回工会，因为林祥谦是罢工委员会江岸分会的委员长，这个任务对外是秘密的，张厚庵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他知道林祥谦是罢工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从他同林祥谦说话中的冷笑，暗藏着无限的恶意，因此他想把林祥谦调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继续执行罢工任务，林祥谦方在迟疑还没有说话，跟在他们后面的有一个军官说:

“你们几位去通知大家开会，我们陪‘林会长＇(军官这样称呼)到工会去等他们。”

林祥谦知道他们的来意，就很愤慨地说:

“光天化日之下，正正当当的集会结社罢工自由，我只有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服从群众的意见，其他一切我都不管。”

林祥谦就径直回工会，其余的人都散了。

一会儿车站上发出号音（紧急集合)，大家还以为军队是撤退了，岂料不到一刻钟的时光，军队放开了，以作战的姿态，冲进了工会和各厂处，实行逮捕工人，尤其是工会负责人，将林祥谦等十三人及几个火车司机绑到江岸车站，把林祥谦等绑在电杆上，有一个军官带着几个背着大刀的兵士来问林祥谦说:

“你还不下命令复工吗？”

林祥谦很从容地说:“我向谁下命令？”

那个军官指着火车司机说:“向他们和纠察队下命令。”

林祥谦很激愤地高声说:“你们太不讲理，暗无天日，要杀就杀，没有话讲！”

那个军官指挥大刀队在林祥谦的左肩上砍了一刀，林祥谦紧闭双眼操着福建口音，高声厉骂，正在相持之际，工人纠察队约有百人左右冲进了车站，项英也在纠察队中间(纠察队的团长罗海橙、副团长曾玉良，实际上纠察团是项英指挥)。

正在混乱当中，纠察队快扑到林祥谦身边，军队竟对徒手工人发出冲锋的号音，一时枪声四起，弹如雨下，整个的刘家庙枪声、人声、喊杀声、喊打声、妇孺哭泣声，混作一团。

绑在电杆上的十三个工人除林祥谦是被乱刀砍死而外，其余的十二个人及一部分纠察队和工会中的几个值班的人，都被乱枪打死，接着武装部队协同路警逐户搜索工人，工人绑进工厂，火车司机绑上车头，一部分工头也出来为军警服务。

这是二月七日下午三时至五时之间发生的事态。

在江岸屠杀工人事件的同时，全京汉铁路各厂小站，都发生军队用武力镇压工人罢工。

信阳、郑州、新乡、保定、长辛店，都逮捕了很多工人。

在工人纠察队执行罢工纪律和拒捕中都有死伤，但不似江岸之惨烈。

这说明这一次的罢工运动的重心在江岸，我党负责这一次罢工运动的指挥调度的是项英。

参加这一次罢工的在江岸方面项英外，还有施洋、李之龙、许白昊、陈潭秋、廖乾五等，在长辛店方面的是吴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