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是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仍派在武汉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京汉铁路工运，并参加武汉党委会的工作， 他把武汉的这些情况报告中央，请求解决，经过中央的研究讨论，决定仍调包惠僧到武汉负责整理党务，调林育南至上海工作。

中国工人运动领袖项英

我接到中央调我回武汉工作通知的同时也接到项英的信，我知道问题的发生与中央这样决定的经过，我很犹豫，但也不能不服从中央的调度，我只好照中央的指示:先到上海接洽工作的方针，在上海住四天，即回汉口。

这是我第三次到武汉担任党的工作。

武汉区的党务工作和劳动运动工作，从一九二一年冬天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同盟罢工起至一九二三年“二七”工潮止，是一个发展高潮的时期，各学校都有“学生读书会”、“妇女读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各产业组合中各工厂中都有“工会”或“工会筹备会”、“工会俱乐部”的组织。

汉阳兵工厂是属于军事范围，一向是严禁工人集会，也组织了工会性质的“工人小组”。

运输工人也组织起“码头工会”，党员已经发展到四十余人。

自“二七”工潮以后，反动政府明白禁止工人集会，我们的工运，不能不转入地下工作，几个负工运责任的同志行动也受到限制，项英、许白昊、李之龙等，都成了军警注意的人物，所以我们的机关部就不能不迁入租界。

一九二三年秋末我到达汉口，我们的机关部设在日本租界一栋楼房里，项英同京汉铁路失业工人周天元夫妇和黄子坚等住在这里，在英美烟草公司做工的一个女同志陈云卿的丈夫是洋厨子，不是我们的同志，也常到这儿睡觉。

我初到汉口同他们住在一起，我想一个秘密的党的机关部住了这样复杂的人在一起，如何进行工作呢？

我同项英商量要改变环境开始工作，项英也同意我的意见，他说:

“在租界上租房子要有家眷，我租房子时没有办法就把陈云卿同志抓了来。后来周天元、黄子坚知道我住在这里，楼下又有空房，他们要求搬来，我不好意思不答应，就这样将就住在一起，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性质，将来可以请他们搬走。”

可是为了这一个问题费了很多事，还出了一个乱子。

我们的工作开始就是改组区委会，在区委会创组的过程中同张国焘小组织发生了不少的磨擦，结果是我当选区党委兼委员长， 许白昊当选区党委兼秘书，许白昊是有小组织的色彩的，这样的配合，是项英居中调和的结果。

我同许白昊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还算处得不错。

许白昊

粤汉铁路徐家棚的工运工作，在一九二二年秋天我离开武汉后就由刘易华来代替李书渠，这一次我回来又把李书渠代替刘易华，在人事调动中也发生不少的争论，京汉铁路的工作仍由项英负责，人力车夫工会的工作自施洋死了以后就由项英、许白昊共同负责，指导仍是樊一狗、袁诰成负责。

青年团的工作重点在武昌，刘昌群任书记，陈潭秋以区党委负责指导团的工作。

林育南调到上海工作，李之龙调到广州工作，武汉的工作从“二七”工潮以后是沉寂了大半年，经过了这一次人事调动重加整顿以后，各方面的工作又渐有生气。

接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央指派刘伯垂、廖乾五、李隆郅(立三)为武汉的代表。

武汉此时尚未办理国民党登记党员工作，我们的中央在名义上是指定李隆郅负责武汉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实际李隆郅在湖北的人事不熟悉，又加以国民党右派分子如张桓九、雷大同等从中作祟，李隆郅对这一工作是一筹莫展，他们到广州的三个代表恐怕只能代表他们三个党员，因为新党员还没有办登记，旧党员同他们还没有任何联系。

北京办理国民党党员登记是比较早，我还是在一九二三年在北京由李守常负责办理登记填了表但未发党证，武汉及两湖是一九二四年初夏，林祖涵到汉口才开始办理登记，并设立武汉市党部于日本租界。

这些情况也可以说明国民党在一九二三年前后进行改组时期各地的改组工作和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完全在马林、鲍罗廷和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的。

我们的机关部因为住的人复杂，完全失去了作用，我们的重要会议多半是到清芬二马路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去举行，写一个重要的文件必须等到夜十二时后一般人睡静了才开始工作，工作上太不方便。

我们决定搬家，由项英同周黄两人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们要搬家，为得免除军警方面对我们的注意，我们一定要分开住，项英以为这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周天元是一个狡猾多疑的黄陂人，他经常也和杨德甫一样的看法，以为京汉铁路的救济捐款总还有若干在共产党的掌握中，没有尽其所有给他们，他们虽然知道我和项英不经手钱，总以为我和项英可以向共产党要钱给他们，现在我们要搬家，要他们搬出去，认为我们是把他们当外人，不管他们了。

他们由狐疑而怀恨，我也提醒项英注意这个问题，他说不要紧。

过了几天，我们搬到日租界对面中国地界的华景街华景里一栋民房里，这个地方周天元、黄子坚也知道。

又过了半个月，我迁到日租界对面的三元里，项英就住到清芬二马路廖乾五寓内，我的住所是秘密的。

在农历过年前，我们还当了几件衣服由项英给了他们一点钱，他们仍然不满意。

有一天晚上，项英来我的寓内商量一件工作，刚刚坐下，周天元同罗海澄(失业工人）闯进了我的寓内，要我到茶馆同他们说话，我们知道这是找麻烦的，我还没有说话，项英就说你们的事我负责，他不管。

罗海澄是个横人，即破口大骂说京汉铁路的乱子是包惠僧搞起来的，无论如何他不能不负责任， 要不然我们就拼，便动手要和我打架，我也只好尽量忍耐同他们敷衍，结果是我们尽其所有凑了五块钱给他们才下台。

我知道这是乱子的开始，我要项英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项英说:“不要紧，慢慢拖，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两个条件，第一他们无非是要钱，我们如果有钱给他就没有问题。第二我们如果能够给他们介绍工作也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就只有‘敷衍”’和‘拖’。”

我说: “如果‘敷行’不下去，‘拖’不了怎么办？”

他说:“大不了得我们一路进监牢。”

我说:“我们到了进监牢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败。”

他说:“不要紧，罗海澄、周天元的胆子也很小，他们也不敢真和我们干，京汉铁路有几百失业工人，将来这样的事还要多，哪里能够对每一个失业工人和对每一件事都能处理周到，叫他们没有话说呢？我们只能一面说服他们，一面尽可能来帮助他们，在张连光卷款潜逃以后，他们也常拿无赖的行为来威胁我，我还不是用‘敷衍'与‘拖’来处理吗？”

我认为他这样的看法和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的，果然过了三、 四天，有几个警察来调查户口，我不在家，接连又有一个陌生的人挨户调查姓包的，我即到日本租界一个朋友地方住了几天，我们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我提出两个办法:第一我们建议中央先把杨德甫、周天元介绍在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作，把处理京汉铁路失业工人的事交给杨德甫负责。

第二我们建立一个秘密的机关部，项英暂时不要和周天元等见面，我们的行动尽量地对他们保持秘密。

这个意见项英同意并经过区委会通过了。

我们即找定英租界对面华界德润里二十三号，全楼共五间，我们几个负责的同志如项英、 许白昊、廖乾五、我和我的爱人夏松云、许白昊的爱人秦怡君，还有我的大女儿爱生(才半岁)，都住在一起，廖乾五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他早留有胡须，完全是一个老头子的模样，我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大人有小孩，完全象一个家庭的组织。

房东住在楼下，他是一个商人，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们是一个秘密机关。

我们差不多是昼伏夜出地工作，林祖涵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到汉口任特派员，曾到过这个地方；同我们交换过工作的意见。

正在布置汉口市党部的工作当中，杨德甫也由上海回到汉口，我们还没有同他见面。

有一天周天元突然来到了我们的机关部，我们见面当然有点惊异，就在廖乾五的房内坐下，周天元很得意地说:

“在汉口无论你们搬到哪里我都找得到，汉口每一条马路、每一个弄堂都有我们的弟兄。”

他自己说他是洪门的老么，我们同他谈了一下，送他走了，我就提议马上找房子搬家，先把重要的文件送走，项英、白昊都说我太胆小了，不会有那样严重，廖乾五倒同意我的意见。

过了几天中央来信召集扩大会议，要我到上海去开会，我在行前还提出搬家的问题，他们都同意了，但要等我到上海请中央汇钱来才搬，他们总以为我是过虑。

我到上海开完了会，乘船回汉口的途中航泊在南京码头，王荷波从上海坐火车赶来报告汉口机关部被查抄的情形，并带来上海的报纸。

我到南京码头已从报纸上知道汉口机关部被查抄，刘伯垂、许白昊被捕。

王荷波说中央要我暂不西上， 我想我是坐的怡和公司的船，码头在英租界，上岸没有危险，还是先到武汉看看，并与各同志商量一下善后的办法，王荷波也同意我的意见。

我到汉口即住在英租界福昌旅馆，设法找着了我的爱人夏松云，才知道查抄德润里二十三号的那一天是在下午二时，夏之栩也在那里，廖乾五、项英都不在家，当时就把许白昊绑去了，对于女人，军警只监视行动，没有逮捕。

廖乾五到下午五时回来，走到弄堂口在香烟摊子上买香烟，香烟摊子的老板说二十三号查封了， 不知道是甚么事？

廖乾五

廖乾五就很机警地向英租界逃跑，一个便探跟着后面追，差不多追上了。

廖乾五就闪在路边，对着便探向前跑的姿势横踢一脚，便探跌了跤，廖乾五继续向租界逃跑，凑巧通租界的一个铁闸门经常是关着的，此时因为京汉、粤汉联运的火车快到了，所以铁闸子门开了，廖乾五三步并两步地跑进了租界，便就无可如何了。

廖乾五逃到南陵路孙武的家里，才知道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被查抄，刘伯垂被捕。

到了半夜，德润里弄堂口的哨兵撤退了，在房子内监视的几个警察也睡熟了，夏松云从我住的房间向外的窗户把夏之栩用绳子吊下去，夏之栩出去才到各同志处送信，否则在那监视他们的三天中，还不知道有好多同志因为接洽工作而进入罗网了。

我在福昌旅馆住了一天，找着陈潭秋谈了一些有关善后问题， 我和项英、廖乾五都在明令通缉之列，政治环境不改变，我们在武汉是不能立足的。

汉口的风声还是很紧，陈潭秋也催我快点离开武汉，我即于次日坐日清公司的船回上海。

不久项英、廖乾五也到了上海，项英即在中央负全国工运的责任。

我同廖乾五先后到广州参加军事工作，在北伐时廖乾五任第四军张发奎部政治部主任，工作做得很好，一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他仍任第四军叶挺部政治部主任，革命军南征抵潮梅战败，廖乾五即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