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怎么弄清楚红军主力的战略意图的？
红军长征
前文《为什么说1934年本来有机会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讲到，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后，恰逢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敏锐的毛泽东向“左”倾中央领导人建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以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还可以趁机有力支援第十九路军。
如果迅速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建议，是完全有机会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但遗憾的是，“左”倾中央领导人在军事上一窍不通，根本不知道这个建议正是红军摆脱危机的宝贵机会，对毛泽东的建议直接无视。竟然一意孤行地发动广昌保卫战，导致红军伤亡5500多人，广昌失守。广昌战役之败，决定了中央苏区已经保不住了，逼得红军只有战略大转移一条路可以走！
在会昌病休的毛泽东听到广昌战役大败的消息，痛心疾首又无比震怒，可指挥大权握在“左”倾中央领导人的手里，他无可奈何！就在这几天，因为叛徒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的出卖，云集了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的瑞金沙洲坝遭到国民党军飞机持续三天的猛烈轰炸，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不得不第三次搬迁，从沙洲坝迁往瑞金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
中央苏区党政军各机关迁往云石山，驻扎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毛泽东则在云石山山顶的一座名为“云山古寺”的寺里居住。8月底，被“左”倾中央领导人排挤的张闻天结束了奉命去闽赣省巡视的工作，也搬到云山古寺，和毛泽东成了邻居。之前，信奉王明“左”倾路线的张闻天曾多次批判过毛泽东，如今因为越来越不赞同“左”倾中央领导人的所作所为而遭到排挤。
“左”倾中央领导人特意把毛泽东之前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安排由张闻天担任。这一任命一箭双雕，既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又打压了张闻天。但自两人成为邻居后，本是两条不同轨道上的人，得以走到了一起——张闻天主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从共同喜爱的文学话题谈起，谈着谈着，张闻天向毛泽东大倒苦水，包括他内心的苦闷以及对“左”倾中央领导人的不满。
张闻天和“左”倾中央领导人的裂痕，始于对广昌战役的不同看法，张闻天批评“左”倾中央领导人，认为广昌战役是同敌人死拼才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但反过来，“左”倾中央领导人却批评张闻天是机会主义思想，两人闹得不欢而散。自此，“左”倾中央领导人就开始排挤和打压张闻天，只不过没有像对毛泽东那样死命对张闻天进行排挤和打击而已，张闻天对他的做法极为不满。
张闻天对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描述“左”倾中央领导人的最大特点：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正是由于害怕他的这种拿手好戏，使得张闻天反“左”往往是胆怯的，反一下“左”，就得赶紧转过来反右。张闻天的话，也极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左”倾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动不动就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就这样，两个被“左”打压的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左”了。
自广昌保卫战大败之后，“左”倾中央领导人和李德就萌生了率领红军主力实施战略大转移的想法，他们先是于7月7日派出寻淮洲、粟裕等人率红七军团东征，朝闽浙赣方向东征、北上；接着于8月初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率红六军团西征，以求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合。如果这一决策成功，“左”倾中央领导人和李德就要率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去西征。
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剧照）
当时，只有极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道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大转移，因为“左”倾中央领导人和李德已经认识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9月26日，张闻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初步透露出红军准备实施战略大转移的重要信息，以便红军上上下下为战略大转移“公开动员、公开准备”。
这时的毛泽东早已经被“左”倾中央领导人数次打压而被边缘化了，只留下一个徒有虚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就这个职务，还是因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干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望才得以保留的。被边缘化、被闲置起来的毛泽东已经无权过问最高决策了，他奉周恩来之命，带着一些工作人员前往于都，他去于都的名义是“指导当地的县苏维埃的工作”。
实际上，毛泽东是奉周恩来之命，具体考察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摸清了情况之后，毛泽东就于9月20日复电给周恩来，毛泽东反馈的意见和提出的建议为中央决定长征从于都方向打开突破口提供了有力的依据。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与宣言，各路红军从第一集中点开始移动。在宣言中虚晃一枪，宣称自己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其实，这就是主力红军！
而且，行动方向也不是“北上”，而是西征，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长征”的开始。开始西征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到底要走多久，要走多远。在这个节点上，李德成了最忙的人。早在夏天，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战略大转移，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左”倾中央领导人、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了“最高三人团”，“左”倾中央领导人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表明，李德是事实上红军的最高统帅。广昌战役红军大败，“左”倾中央领导人和李德就认识到，中央苏区守不住已成定局。在红军主力准备西征时，中共中央还决定，在江西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三人团”决定高级干部的去留。很显然，西征风险虽然大，但留下来的风险更大，甚至生死无法预料。
原因很简单，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就要杀进来，留守部队只有16000余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地方部队，而且还有1万多名伤员。最后决定，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的项英留下来作为首脑。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也留下来，还有瞿秋白、贺昌、毛泽覃、何叔衡等人。
红军主力出发前，派出潘汉年和何长工与粤军陈济棠的部队谈判，最终达成协议，重点内容是双方议定，“解除封锁、取消敌对局面、可以互相借道”。10月10日，红军主力出发了，于都河上架起了5座浮桥，除了正规军，还有多达5000人的挑夫，把各种机器、纸张、大米等一起搬走。毛泽东于10月18日傍晚才走过于都浮桥，踏上了漫漫的西征之路。
红军与粤军陈济棠部达成秘密协议之后，陈济棠部暗中放水，所以，西征的红军顺利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了粤北。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带着夫人宋美龄飞往北平，前往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其实，蒋介石是因为眼看第五次“围剿”节节胜利而自认为红军失败已成定局，所以宽心地带着夫人躲进协和医院的高级病房，一面全面检查身体，一面偷闲清静。
第五次反“围剿”（油画）
偏偏就在这时，南昌行营发来的急电打破了蒋介石的计划，他得知江西中央苏区的异常动向后，立即登上专机飞往南昌行营。蒋介石的部下正为红军主力的动向而各执一词，蒋介石断定，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追堵及时，一定能消灭红军。但红军具体朝哪个方向前进，蒋介石此时心里是没底的，为此，他坐镇南昌发动四路兵马从四面追堵红军。
这四路兵马是：西路军何键部堵击红军进入湖南，南路军陈济棠部堵击红军进入广东，东路军李宗仁部堵击红军进入广西，北路军顾祝同部堵击红军进入湖北。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突破陈济棠部第一道封锁线后，于11月8日突破何键部第二道封锁线，11月13至15日突破何键部和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的第三道防线。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迅速攻进中央苏区。
10月26日，国民党军攻占宁都；11月10日，国民党军攻占红都瑞金；11月17日，国民党军攻占于都；11月23日，国民党军攻占会昌。整个中央苏区陷于国民党军之手，蒋介石下令对中央苏区进行报复性屠杀：瑞金被杀12万人，宁都被杀绝的有8300多户，闽西被杀绝的有4万余户。蒋介石在他的“剿匪报告”中写道：“不见炊烟，但闻鬼哭。”
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项英和陈毅所率领的留在苏区的16000多人，遭受惨重损失，最后被围困在于都仁凤山中，只有1800多人在1935年3月上旬突围。陈毅凭着井冈山积累的游击战经验，和项英一起率部在粤赣边境大庾岭中的油山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10月才被改编为新四军。大约在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进入黔东。
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穿上缴获的国民党军军装，遭遇了贺龙部队，正当贺龙部队决定对这支“国民党部队”进行围剿的时候，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命令先头部队停止前进，他立即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贺龙，说清楚是他们是红六军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找红二军团会合。这才避免了一场误会，10月24日，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就这样会合了，他们赶紧发报向中革军委报告会师的消息。
“左”倾中央领导人和李德得知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当即决定红军主力也踏着红六军团的足迹，前往寻找红二军团，所以，这次红军主力西征的目的地就是贺龙的红二军团所在湘西黔东。半个多月后，蒋介石弄清楚了“左”倾中央领导人和李德的意图：他从云石山中共中央机关残存的文件中，查明红军此次突围不是南进，而是西征。
蒋介石在摸清楚了红军的动向后，开始部署对红军的“追堵”。1934年1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剿匪计划大纲”，表示，期望于湘水以东地区剿灭红军。这就表明，蒋介石已经完全清楚红军主力的战略意图，所以，他指示部下：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蒋介石已经很清楚，红军主力要走的正是红六军团走过的足迹，前去找贺龙部会合。
蒋介石无疑是极为兴奋的，他想不到几年间耗费巨大心血的“围剿”，如今竟然可以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获得圆满的结果——他坐镇南昌，发出一道道命令，调兵遣将，在湘江两岸布置下了天罗地网，等着红军主力钻进来。“左”倾中央领导人和李德该率领红军主力该何去何从？他们对这个即将面临的灭顶之灾能察觉吗？等待红军主力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