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联名给中共中央发电，希望中共方面能迅速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12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最终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工作。

12月16日，周恩来到达西安，此前他一直是蓄着胡须的，但来到西安后，由于接触的人很多，留着长须不便，他便忍痛把胡子剃掉了。

当天晚上，张学良设宴款待周恩来一行人，他见周恩来剃掉了胡子，有些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都长那么长了。”

周恩来则笑着说：“从1931年我就开始留胡须，当时我就暗暗发誓，不抓住蒋介石就不剃掉胡子，现在蒋介石被你们活捉了，我也该将胡子剃掉了嘛！”

留胡子的周恩来

这时东北军有人插话：“原来周先生和副司令早就认识啊？”

周恩来哈哈大笑：“我们是老朋友了！”

宴会结束后，张学良和周恩来单独举行了长谈，张学良说：“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十分赞同张学良的对蒋方针，他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他的实力依然存在，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二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但这样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亡华制造便利条件。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终于同意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2月24日晚上，周恩来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说：“蒋先生，我们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了。”

周恩来

蒋介石点点头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抓住话题、针锋相对地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此时宋美龄插话说：“以后不要‘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西安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最后蒋介石作了3点表示：

1.今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2.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

3.蒋介石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

至此“西安事变”基本宣告和平解决，张学良决定在12月25日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回南京。东北军的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蒋介石只是作了一个口头承诺，就这么把他放走，万一以后他不认账怎么办？有人还主张南京方面的军队必须撤出潼关以东，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后，才能释放蒋介石。

张学良和蒋介石

但张学良认为自己和蒋介石的私交很深，对蒋介石的阴险估计不足，他担心夜长梦多，于是在12月25日下午3点带着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飞机场。因为张学良害怕部下们知道后会发生意外，所以他的行动非常秘密，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

直到张学良陪着蒋介石离开领地后，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才得到卫士的报告，他马上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等周恩来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不禁长叹：“汉卿是看《连环套》中了迷，他这是摆队送天霸啊！”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果然背信弃义，不仅囚禁了张学良，还调令五路大军共37个师向西安推进，企图以武力让西安方面屈服。

面对这一变故，杨虎城和周恩来一方面发出通电，遣责蒋介石出尔反尔，违背在西安时的承诺，扣押张学良，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一方面下令东北军与17路军针对中央军进行布防，严阵以待。此外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下令把红军的2个军团、1个军开入关中，协同东北军和17路军一起防御中央军的进攻。

杨虎城

蒋介石见军事进攻占不到便宜，在1937年1月9日派人到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甲、乙两个方案：甲案是东北军调往甘肃，17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各县；乙案是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17路军调去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将领商量以后，认为甲案更加有利，决定接受甲案。但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对此坚决表示反对，他们都是张学良一手提拔栽培的营、团长，对张学良怀有朴素的感情，主张当务之急，就是救张学良出险。

1月27日晚上，少壮派军官的几个头目找到周恩来，坚持要求以救回张学良为第一要义。周恩来表示理解少壮派军官的心情，但还是告诫他们说：“一旦与中央军开战，蒋介石更不会放汉卿回来了。并且如果东北军内部兄弟阋墙，对汉卿、对东北军、对团结抗日，都是绝无好处的。”

不料这几个头目仍然听不进去，他们甚至要求红军出兵，还痛哭流涕地对周恩来说：“红军即使不帮我们，我们也打，难道你们愿意看着我们被蒋介石消灭吗？”

1月30日晚上，杨虎城、周恩来召集西安三方首脑会议，以统一各方对南京的态度，最终会议决定和平解决此次军事争端。第二天，东北军的两位军长何柱国、王以哲向所部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杨虎城则派人去潼关，与中央军方面谈判有关和平撤军的细节。

王以哲

少壮派军官对此次会议作出的决定大为不满，他们在2月1日晚上聚集在孙铭九家，经过一顿发泄后，决定杀掉何柱国和王以哲。

2月2日，在孙铭九的布置下，卫队连长于文俊带人直接闯进了王以哲家里。当时王以哲因患感冒，正在卧床休息，于文俊来到卧室后，对着王以哲连开数枪，毫无防备的王以哲连中数弹，当即死亡。而何柱国因为当天不在家，才幸免于难。此次暗杀事件史称“二二”事件。

王以哲被杀的消息在东北军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元老派不仅决定调部队回西安讨伐少壮派，还声称要砍了凶手的头，挖了凶手的心，以祭奠王以哲。

少壮派军官在成为众矢之的后，才知道闯了大祸，孙铭九只好跑到周恩来那里，向他求救。周恩来当时正在气头上，他厉声追问孙铭九：“杀王以哲将军，究竟是谁策划的？”

孙铭九小声回答：“是我和应德田，还有何镜华和苗剑秋等人……”

孙铭九

周恩来听后大怒：“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救少帅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少帅！”

孙铭九哀求道：“我们闯了大祸，恳请周先生周旋，拉我们一把。”

周恩来经过考虑，认为孙铭九等人在“西安事变”中有功，而且他们错杀王以哲的动机也是为了营救张学良，不应该让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于是决定将他们送往红区，在那里深刻反省检讨。经过周恩来的斡旋，元老派失去了打击的目标，也就避免了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

后来东北军元老于学忠去探望被囚禁的张学良时，向他报告了“二二”事件的经过，张学良听后感叹不已：“太感谢周先生了，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但庆幸交了一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