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初夏黄昏，皖北颍州清军大营里，枪炮罗列森严、兵将环伺左右，气氛肃穆紧张，而当英王陈玉成缓缓步入大帐时，空气中明显又多了一份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帅帐之内，此刻灯火通明，督办豫皖剿匪的钦差大臣胜保，居中而坐说不出的威风得意，斜眼瞥向堂下五花大绑、披头散发的年轻人，脸上逐渐流露出无法抑制的骄横与傲慢。

仿佛只有这种轻蔑的状态，才能发泄此前在战场上所受的屈辱，才能尽情享受属于胜利者的荣光。

自我陶醉一番后，胜保慢条斯理地示意左右，让陈玉成跪下回话。

岂料“阶下囚”并没有任何惧意，面对耀武扬威的胜保，不但拒绝下跪，反而大声呵斥：此前两军交战，你是一触即溃、见面就逃，手下败将如今哪来的这般威风？

“然而此间又为何落于我手”胜保面红耳赤，却还要尽力反驳挽回颜面。

“是我误信小人奸计，以至深陷网罗，与你何干？”英王闻言针锋相对，随后更是怒骂不绝，并细数胜保在战场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言词之中充满嘲讽与不屑。

钦差大人满脸羞愧，完全没有了方才气定神闲的模样，为保全最后的尊严，只能喋喋不休地劝说陈玉成投降。

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这便是陈玉成的回应，也是年轻的英王，留在人世间最后的遗言。

1862年6月4日，太平天国后期最优秀的军事将领、年仅二十六岁的英王陈玉成，寿州中计被俘后不为清军劝降所诱，于河南延津西教场，身受凌迟之刑而死。

如流星划破天际，如烟花闪耀夜空，陈玉成传奇的一生璀璨而短暂，而他本该更加绚烂耀眼的绽放于十九世纪的穹顶之下，却最终还是没有走出自己安排的死局……

1861年4月下旬，因忠王李秀成未能按照事先约定及时抵达武昌战场，太平天国南北两路大军“合取湖北”的计划宣告失败。

围魏救赵、迫使湘军回援的战略目标无法实现，而安庆形势又日益紧张，陈玉成心急如焚，只得挥师由鄂东长驱入皖，硬撼围城的湘军主力。

此次回援安庆的太平军共约三万余人，其中，英王麾下最精锐的两支部队——由四千两广老兵组成的“小右队”，随大军入皖征战，而由两淮骑兵组成、一万余人的“小左队”，则被悉数留在湖北，会同剩余的两万步兵，共同保护后方粮道安全。

出动一半的兵力救援安庆，实在不能指责陈玉成未下血本，然而将精锐骑兵全部留守后方，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全力以赴。

尽最大可能保存实力，而寄希望于太平军的兄弟部队在救援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正是由于陈玉成的这一点点私心，为此后整个安庆战役的失败，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首先，就战场形势而言，湘军围困安庆沿用的是其“结硬寨，打呆仗”的传统战术，曾国荃吉字营以三面合围的长壕深堑，配合无数营垒、栅栏，在安庆城下，构筑起了坚固的防御系统。

陈玉成兵团虽然在人数上占有一定优势，但因小左队骑兵缺席，部队的机动性和冲击力都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在安庆外围的运动战中，与清军多隆阿部精锐马军对阵，时时处于被动，而单纯依靠步兵冲锋陷阵，又无法在内线突破曾国荃预设的重重封锁，可以说是内外受制，却又无可奈何。

其次，解救安庆的太平军，除英王一部坐镇城北之集贤关外，尚有留守天长、六合的吴定彩部；屯驻芜湖的黄文金部；活动于桐城、庐江一带的吴如孝部，以及来自天京，由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章统率的兵马，各支部队正分由不同方向往安庆驰援而来。

与此同时，曾国藩也调集大批湘军分路阻截拒援，一时之间，安庆外围双方互相围攻，各处兵力犬牙交错，形势错综复杂。

而在这样诸路混战的大背景下，陈玉成保存实力的做法，实际上起到了很坏的示范作用。

安徽是陈玉成的大本营，安庆更是其根基命脉，如果连英王本人都无法做到孤注一掷，其余将领又怎么可能为这块无关痛痒的地盘而冒险拼命？

而接下来的战争进程也充分印证了这样的想法——整个外围的缠斗，诸路援军要么敷衍行事，要么一触即溃，在总兵力远远高于湘军围城部队的情况下，太平军各方人马竟无一胜绩。

囿于兵种配置上的缺陷，陈玉成兵团难以单独破围进援，而作为太平军的最高军事统帅，英王在关键时刻又无法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姿态，为全军做出表率，激励众将决一死战——留给陈玉成的解围之路，实际上从湖北回援之初，便是个死局。

在外围屡遭挫败之后，陈玉成将包括四千小右队在内的近万精锐，屯驻于安庆城北集贤关外赤岗岭，以等待天京方面的援兵，而另以八千步兵驻扎安庆城东东之菱湖北岸。

安庆守将叶芸来也及时在南岸增垒五座，并遣船只渡湖，与北岸援军互通往来，而英王筹集的粮食也得以经菱湖水路运送进城，深陷重围的安庆，形势至此有所缓解。

然后，正当陈玉成整军待援之际，噩耗突然传来，天京洪仁玕、林绍璋的部队，在南下安庆途中遭遇多隆阿伏击，随后仓皇向北退往桐城，而林绍璋更以“粮草罄尽，官兵惶恐”为由，准备撤军而走。

天京方面的这支部队，兵力高达两万人，既是各路援军中的主力，也是陈玉成心中的救命稻草，得知林绍章有移营之意，英王连夜致信告知其不可擅自行动，另一方面，则准备亲自动身前往桐城，联络洪、林商讨救援事宜。

1861年5月19日，英王将麾下第一悍将刘玱琳留下，统领四千小右队精锐继续驻防赤冈岭四垒，而自率五、六千人，趁夜由马踏石凫水而出，绕道北赴桐城，不料半路为湘军察觉，衔尾追击之下，死伤一千余人。

而集贤关这边同样危机重重，此时鲍超霆军的万余人马正陈兵北面，南面则是曾国荃吉字营的围城部队，湘军中两支最精锐的部队，正以南北夹攻之势在两侧虎视眈眈，如此危急的情况下，陈玉成却选择分兵北走，实在是有些冒失。

获悉陈玉成率军离开，趁赤岗岭兵力空虚之机，曾国荃立即派兵进逼集贤关，同时筑长壕将菱湖北岸十三座太平军营垒完全包围。

鲍超也随即挥师发起猛攻，近万霆军精锐将赤冈岭重重围困，四面冲击，而太平军据垒以枪炮拒敌，枪林弹雨之间，鲍超所部损失惨重。

眼见强攻无法奏效，湘军又环濠修筑炮台数十座，居高临下，日夜以大炮轰击太平军四垒。

此后二十余日，赤冈岭完全被烈火浓烟和爆炸轰鸣包裹，太平军向外突围，则被炮石箭矢所伤，留守营垒之中，又无异于坐以待毙。

而随着时间推移，守军外援断绝，粮草告罄，伤兵绝望的呻吟和士卒因饥饿而发出的叹息，在赤岗岭四垒之中此起彼伏，混合成一片惊惶、绝望的景象。

即便小右队是百战余生的精锐王牌，在如此绝境下也看不到任何获胜的希望，6月8日，分据第二、三、四垒的太平军相继献垒投降，然而不幸的是，这三千降兵在放下武器后随即便惨遭湘军屠杀。

而固守第一垒的悍将刘玱琳见大势已去，准备趁夜于马踏石涉水突围，岂料当日天降大雨，溪水暴涨数丈且波涛汹涌澎湃，众人遂沿岸而下，寻得民船正欲渡河之际，湘军追兵又至，开炮轰击阻截导致舟楫倾覆，大半太平军落水而亡，而刘玱琳疲累交加且身负重伤，终为湘军所俘，随后悍将被押送至安庆城下肢解示威。

小右队四千人，均系太平军中百战精锐，此前纵横南北，是陈玉成兵团的绝对主力，而惨遭肢解的刘玱琳，随英王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更是其倚仗的左膀右臂，经此一役，全部化为乌有。

而赤冈岭诸垒沦陷不久，与之遥相呼应的菱湖北岸太平军随即也陷入绝望，在粮食耗尽之后，八千守军无奈于7月初向曾国荃投降，最后也同样惨死于湘军屠刀之下。

至此，除随行桐城的三、四千人之外，英王带回安徽参战的三万多太平军，几乎损失殆尽，安庆之围未解，而陈玉成兵团已然元气大伤。

1861年7月下旬，随着菱湖南岸五垒失守，城外最后据点也为湘军所夺，此后安庆水陆断绝，形势已岌岌可危，8月底，陈玉成集合桐城的天京援军以及辅王杨辅清的皖南部队，共计四万余人由集贤关南下，对安庆城北发起最后的进攻。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即使是不计代价地冲锋，步兵也很难对湘军防线构成威胁，而吉字营兵弁凭壕死守异常悍勇，曾国荃又在前线部署大量火炮、抬枪阻援，太平军浴血强攻六个昼夜，付出上万人阵亡的惨痛代价，最终依然是功败垂成。

9月5日，安庆城破，一万六千守军在惨烈巷战后全军覆没，湘军烧杀抢掠继而疯狂屠城，陈玉成救援失败，无奈返回湖北招收旧部，后取道英山、六安前往庐州（安徽合肥）。

攻克安庆后，湘军乘胜水陆用兵，相继占领周边舒城、桐城以及下游池州、铜陵等重镇，并迅速在安徽全境取得战略上的主动。

而太平天国这边，由于安庆失守，天京上游已无险可守，天王洪秀全在震怒之下将陈玉成削爵革职，刚刚战败的英王本就心情烦闷，闻讯更加沮丧，负面情绪严重影响了陈玉成的判断，他不听下属规劝，赌气一般执意固守庐州。

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烦意乱，愿老于庐城……愚忠於国

没有安庆大本营作为依托，在湘军扫荡安徽全境之际，继续滞留皖省已十分危险，固守庐州更是不智之举，然而此时的英王是昏招迭出，随后又在1861年冬天，派出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祜王蓝成春等将领挥师远征陕西，意欲招兵买马，以图再攻安庆。

只是此前太平军先后投入十数万人，尚且无法赢得安庆保卫战的胜利，不知英王是哪来的自信，仅凭孤城庐州外加不足两万人的部队，便试图与整个湘军集团抗衡。

分兵之后，庐州守势更为单薄，好在此时湘军为准备最后的天京决战，已暂停对外用兵并在安庆休整，然而清军多隆阿部却于1862年2月，集结万余人由舒城北上，渐次逼进庐州，在皖北督办剿捻事宜的袁甲三部，闻讯也派出七、八千名练勇南下，在庐州城北扎营。

南北两路劲敌已成夹攻之势，陈玉成督师固守庐州，虽每日力拒攻敌，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受困的被动局面。万般无奈之下，英王只得在2月底连发三道紧急文书，命远征军班师回援，不料书信中途均为清军截获，而未能及时送达。

此后数月，多隆阿在城南“近河沿筑营，扼其要害”，又增修炮台，以大炮昼夜轮番轰城，而庐州孤立无援且粮秣渐尽，处境愈发艰难。

只是正当英王彷徨失措之际，“转机”突然出现——盘踞寿州的苗沛霖派人乔装成乞丐混入庐州，并携带亲笔密信力邀英王北上，共图反清大业。

苗在信中夸夸其谈，表示英王驾临之日，将联络百万大军助其规复皖省，进取中原，而言辞之间更是极尽谄媚阿谀之能事，令陈玉成大为受用。

苗沛霖本是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崛起于乱世，又依靠团练势力而割据一方，周旋于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降而复叛，反复无常。

此人臭名昭著，英王麾下将领自然是极力反对弃城前往投靠，然而陈玉成性格刚愎，根本不听劝阻，屡遭挫败之后逐渐丧失理智，束手无策之际又误将奸佞小人视为救命稻草，从而做出了其一生中最为致命的错误决定。

1862年5月12日深夜，英王陈玉成放弃庐州，率军突围北上寿州（今安徽寿县）。

虽然弃城而走，但一路为多隆阿马军追摄，陈玉成所部损兵折将，成功突围之后，随行部众仅剩四千余人。

5月15日清晨，陈玉成率军抵达距寿州城郊五里之东津渡，苗沛霖侄儿苗景开已率一众将领跪拜于道左相迎，虽然未见正主，但在陈玉成看来，苗沛霖能以如此规格迎接落难中的自己，也足见其合作的诚意。

待众人行至城外，远远又看到被英王提前派往寿州打探虚实的部将余安定，此刻也在城门处恭候，陈玉成见状不疑有他，将四千精锐骑兵尽数驻扎于寿州城外，而仅带导王陈仕荣、从王陈得德等二十几名心腹将领坦然入城。

只是众人刚刚入城，余安定便突然翻脸，指挥兵丁迅速关闭城门，并将吊桥收起，英王察觉有异，厉声喝问缘由。

此时寿州城内伏兵四起，而高居城楼之上的苗景开则得意阴笑道：“我叔父见清朝洪福过大，现望能与英王一起共享大清洪福！”

陈玉成自知中计，后悔懊恼不已，痛骂苗沛霖无耻小人，但一切为时已晚，见此刻自己已成瓮中之鳖，遂吩咐身边将领放下刀剑，高呼“本王只可杀，不可辱，事已至此，便看你如何发落！”

苗沛霖无颜面对英王，至始至终未曾露面，只是下令将陈玉成随从悉数杀害，而城外的数千小左队骑兵，本是陈玉成收编自两淮捻军，忠诚度原本就不高，闻知英王已在城内被俘，未做任何抵抗，全部向苗沛霖投降。

当日傍晚，苗沛霖下令将陈玉成押送至负责安徽剿匪的钦差大臣胜保大营处。

胜保过往在陈玉成手上吃过不少苦头，闻知“匪首”就擒，不免大喜过望，自以为成王败寇，便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好生抖抖威风，大排仪仗，吩咐左右于帅帐之中亲审陈玉成。

不料英王虽刀俎加身仍是骂不绝口，身陷囹圄却未见半点摇尾乞怜之状，更痛斥胜保不过手下败将，如今又有何资格在其面前装腔作势。

胜保自讨没趣，尴尬难言，只能献出美酒佳肴，并好言相劝诱其投降，只是陈玉成一心求死，高呼“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此后便一言不发。

胜保软硬兼施，英王却无动于衷，只得下令将其押解赴京，只是行至河南延津时，清廷获悉捻军张乐行部及远征军陈德才等将领，正想方设法谋求营救英王，为免夜长梦多，咸丰帝遂下旨将陈就地处决。

1862年6月4日，河南延津县西教场，年仅二十六岁的太平天国将领，英王陈玉成惨遭寸磔之刑而死，后清军枭其首级，转传鄂皖各营示众。

陈玉成年少成名，长相又俊美绝伦，身骑白马，驰骋于万军之中，指挥若定，何等英姿勃发，然而安庆之援屡屡失误，坐困庐州又意气用事，最终误信奸佞之言，以致兵败身死，天不假年于英才，实在令人无限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