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多言，吾意已决，唯死守尔！”

咸丰八年（公元1858）三月，九江争夺战的最后时刻，面对湘军射上城楼的劝降信，太平天国守将林启荣依然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

一个月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以湘军破城而结束，冲天的火光与弥漫全城的硝烟里，林启荣的尸首很快在废墟中被找到。

为泄愤更为立威，湘军将领李续宾竟下令将“匪首”开膛破肚，但令众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太平军悍将的腹内，除了草根树皮，却未见半粒粮食。

然而就是这样的对手，带领着麾下那些被饿得奄奄一息的太平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却将湘军水陆弁勇又硬生生挡在了城外一个多月的时间。

哪怕湘军官兵见惯生死，即便对战双方早已势同水火，见此情形也莫不为之钦佩动容，亲临战场的曾国藩，更是不禁感叹道：“林启荣之坚忍，吾辈不能及也！”。

“扼控全赣咽喉”的九江，曾是太平天国在长江中游最坚固的堡垒，这里也上演了湘军与太平军交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城市攻防战。

浴血孤城、宁死不降，以寡敌众、杀身成仁——九江的坚守待援成就了林启荣太平军第一善守悍将的赫赫威名。

然而，十七个月的漫长煎熬和一万七千人的血肉之躯，终究换不来一场久违的胜利，伴随着重镇九江的陷落，丧钟在1858年的春夏之交缓缓响起，太平天国正悄然走上一条风雨飘摇的不归之路……

1856年9月，“天京事变”突然爆发，全盛的太平天国遭受重创，而清廷则趁其内乱虚弱之机，在湖北、安徽、江南、江北等多地，同时展开战略反攻。

武昌，大清湖广首府所在，也是两湖钱粮汇集之地，从1855年春开始，便面临湘军的重兵围困，在此之前，太平天国已组织多次针对此地的军事救援行动。

然而一场血腥内讧，东王杨秀清被杀，太平军指挥中枢完全瘫痪，整个军事作战系统陷于紊乱，再加上数万两广老兵在事变中死于非命，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应付清军多地反扑，已有些力不从心，而对于千里之外的武昌，就更是鞭长莫及。

尤为关键的是，武昌守将韦志俊的兄长，乃是“天京事变”中大开杀戒的北王韦昌辉，此时罪魁祸首虽已伏诛毙命，但因为“北奸”至亲这一尴尬身份，使得韦志俊即使在深陷重围之际，也很难获得其他太平军将领的同情和拼死救援。

武昌被围日久，粮米难以为继、物资日渐匮乏，同时还要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军事压力，内忧外患已令韦志俊焦头烂额，又唯恐受到胞兄诛连，整日忧心忡忡，更是守志全无。思虑再三之后，遂决定让城别走，保存实力再图进取规复。

1856年12月19日凌晨，适逢武昌江面风雨大作，韦志俊仅留少数兵力继续佯装守御，用以牵制、迷惑围城敌军，而其麾下大部人马则在夜色掩映之下，悄然出城，随后借助木筏、快舟由水路突围而走。

韦志俊利用天气因素又巧布疑兵之计，最终使两万多深陷重围的太平军得以安然脱险，但“武昌脱困”在战术层面取得的成功，却无法掩盖太平军在全局战略上愈发被动的事实。

保有武昌是经略鄂省乃至屏蔽下游区域的关键，此处失守之后，太平天国在湖北的整体形势开始急转直下。

而湘军克复湖广首府后，在水师的支援配合下，乘胜三路东进，对下游南北两岸进行沿江扫荡，陆续攻克黄州（黄冈）、蕲州（蕲春）等鄂东重镇，至咸丰六年（1856）岁末，已将湖北地区太平军彻底压缩至下游江西境内。

“天京事变”的“后遗症”开始发作，内讧给太平天国带来的第一个重大影响，便是湖北全境的迅速沦陷。

而从1857年年初开始，交战双方围绕湖北地区的争夺暂时告一段落，湘军的战略重心逐步向东推进，兵锋直指江西。而根据曾国藩“争取上游、高屋建瓴、直捣金陵”的战略部署，在完成对武昌的收复后，地处鄂、赣两省交界的重镇九江，必将成为双方下一轮争夺的焦点。

九江，因众水汇聚而得名，此处北临长江，把守着由湖北进入江西的水路要冲，而东面与之毗邻的湖口，则是鄱阳湖进出长江的门户。

既拥交通之利，又据水路之险，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素有“扼控全赣咽喉”的美誉，更是兵家必争之地。

湘军要挥师东进，最终克复金陵，九江是必须跨越的障碍，而在太平天国的长江防御体系中，九江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保有此地，既能挥师上援武昌，又可与下游的安庆，共同承担西线阻敌、拱卫天京的重要作用。

咸丰三年（1853）八月，太平军西征攻克九江，次年六月，林启荣以殿右十二检点的身份，督师驻防于此。

到任伊始，林启荣便率领九江军民加固城墙、增置炮具，深挖护城壕沟，广布木栅营垒，并根据地形条件，分派重兵扼守北岸小池口、南岸梅家洲以及东面的湖口等地，在外围形成了一个以九江为中心，南北相互依托、多地互为犄角的纵深防御体系。

在1854年末的九江湖口战役中，林启荣曾配合翼王石达开，予来犯之敌以重创，此役之中，湘军陆师损兵折将，气势正盛的水师，舟楫沉没、焚毁大半，剩余船只又在湖口被拦腰截断，从此分置外江内湖，首尾不能相顾长达两年，而主帅曾国藩更是羞愤不堪，战后几欲投水自尽。

1855年三月，因武昌再度沦陷，湘军主力被迫回师援鄂，而被曾国藩留下继续围攻九江的悍将塔齐布，却在城下连遭挫败，心神俱损、忧愤成疾，最终在六月时呕血暴毙于军中，太平天国九江之围遂解。

而“天京事变”之后，获悉湖北战局每况愈下，料定战火必将很快波及下游，林启荣便开始“日夜添设守具，聚集米粮”，积极筹备保卫九江的战前事宜。

1857年1月4日，在全面扫荡湖北之后，湘军名将李续宾督率八千弁勇，率先抵达洵阳战场，与水师杨载福四百余艘舰船水陆配合，再度进犯九江，而长江北岸，则由清军都兴阿部，率马步军进犯小池口。

在鄂东战场一路摧枯拉朽，如今三路兵马携胜而来，将帅官兵多少有些轻慢之心，而此前在城下屡遭挫败，全军上下又难免心怀有报复之意。

再加上此时的九江势单力孤、缺乏援军，李续宾便与杨载福商议，制定了水陆联手强攻，力求于六日之内迅速克城的作战计划。

1858年1月7日，湘军第一次攻城开始，大批湘勇背负茅草柴枝，直扑九江城垣，遇壕则抛草填坑，在枪炮掩护之下，一举将城外的桩栅、竹签，“焚拔殆尽”。

紧接着李续宾又驱策亡命之徒攀城二十余次，攻势颇为猛烈。林启荣亲临城头，督率诸军日夜坚守，敌远则以火炮箭矢还击，迫近则用滚油沸水当头倾泻而下，连续击退湘军薄城企图。

初战失利，李续宾的速胜计划化为泡影，而连日强攻，湘军伤亡严重，军心动摇、不堪再攻。太平军则以逸待劳，不仅未受太多损失，相反是死守之志愈坚，而士气更为振作。

长江北岸，准备进攻的都兴阿，遥望小池口“扼险筑垒，坚不可拔”，根本无从下手，又听闻皖北太平军随时可能南下，只得暂缓小池口的攻势，准备整军拒援。

1月13日，湘军主帅曾国藩亲赴九江前线，与都兴阿、杨载福、李续宾会晤，决定停止强攻速战的冒险行动，并准备休整至春节以后，再大举进攻。

然而林启荣不会配合湘军的新年计划，除夕之夜，其便会同湖口黄文金部联合出兵，直捣距九江不足三里的孙家垅湘军大营，不料半路为李续宾察觉，分兵三路出战，两军互有损伤，相持数个时辰后双方撤军。

1月30日，都兴阿、杨载福督水陆兵勇会攻小池口，湘军最强之霆字营为此战先锋，北岸太平军凭城固守，炮石、箭矢如雨而下，湘军阵亡二百余人，攻势受阻，悍将鲍超也在攻城时受伤。

从九江战役的第一阶段来看，林启荣多年精心构筑的坚固水陆城防体系，令缺乏重型火炮的湘军难以突破，但九江太平军兵力有限，也难以策动大规模的反击，二十几日的交锋中，攻守双方虽不断拉锯，但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九江城防坚固，湘军又缺乏攻坚手段，在屡屡强攻却无法得手后，曾国藩、胡林翼开始转变进攻思路，认为“唯有长堑围困之一策”方能奏效，并命令前线部队兴工开浚围城长壕，九江战役也由此进入漫长而艰苦的相持阶段。

从1857年2月开始，李续宾征召大量民夫，在城外开浚出六道长达三十多里，深二丈、宽三丈五尺的濠沟，从陆上东、西、南三面合围九江，杨载福则以水师十多营驻守北面江岸。

在此期间，林启荣曾先后三次遣军出城，力求阻滞和破坏敌方掘土施工进度，然而湘军有所防备，据壕死守还击，未与太平军可乘之机。至当年3月，双方互有伤亡，但三面长壕渐成，战局已开始向不利于九江守军的方向发展。

而1857年5月，主政天京的翼王石达开因为与洪秀全产生隔阂，负气出走后招兵买马，在安庆自立门户。太平天国实力受损，更加无力西援，九江局势进一步恶化。

此前太平军陈玉成部奉石达开之命由皖北进军鄂东，袭扰湘军后方，攻敌所必救以缓解九江的防守压力。形势所迫，李续宾、都兴阿也不得不抽调部分兵力回援湖北，只是林启荣一味寄希望于固守待援，未能趁此良机挥师破围，直至陈玉成孤军在鄂东连番苦战，最终被逼回安徽境内。

化解陈玉成在鄂东的攻势之后，湘军得以心无旁骛地专注围城，李续宾决定先扫清外围太平军据点，以彻底孤立九江守军。

9月下旬，杨载福将水师舰船移泊小池口江面，以火炮对太平军营垒狂轰滥炸，李续宾则率湘军北渡，担任主攻，而九江此时水陆被围，城外四面营垒高峻，沟壑层叠，林启荣根本无法出城施救，只能眼睁睁看着对岸的小池口落于敌手。

攻陷小池口之后，湘军水陆两师于10月底再度联手围攻下游要塞湖口，而被困于鄱阳湖内的彭玉麟水师，此时也积极策应反击。三路夹攻之下，黄文金不敌率部溃围而走，至此，湘军外江内湖水师合二为一，实力更加壮大，而九江周遭要塞尽数告破，彻底沦为孤城。

被围日久，外无援军，内乏粮草，九江境况日益艰难，但林启荣尚未完全绝望，因为此时咫尺之遥的安庆，石达开已招徕十余万大军，只要翼王能挥师全力西援，湘军区区两万人马又岂能抵挡？

只是面对林启荣的血书求援，石达开非但没有立即增援岌岌可危的九江，反而调走鄱阳湖东面各州县的太平军，渡江经建德进入江西，驻屯景德镇，从此，石达开兵团也走上了一条与太平天国渐行渐远的分裂之路路。

翼王的绝情，使九江军民彻底陷入绝境，自1858年3月开始，城外所有补给线被彻底切断，李续宾又命令所部“分营分段，日夜巡视”，警惕太平军突出重围。

林启荣为筹措粮秣，下令将士在城内、城头及城外防线空隙地段种麦就食，然而城内每日消耗巨大，粮食成熟也需要时间，此前九江尚能“每人日发米十两”，随着时间推移，口粮供应逐渐减少，每日发米由“牌头（成人）四两，牌尾（老若）二两”，直至最后“和草为饼以食”。

李续宾则以为有机可乘，先是射书入城，劝降守将林启荣，在被拒后又在城外空地竖起四面旗帜，上书“若要救性命，早献林启荣”，妄图策反城内军民。

只是九江守军虽身处困境，却依然众志成城，对李续宾分化诱降之计根本不予理会，反而在林启荣的指挥之下，在恶劣条件下，不断击退湘军进攻。

从4月初开始，湘军一面水陆昼夜环攻，暗中又在城外同时开掘三条地道，意图逼近九江城垣后，再施放炸药将城墙爆破。

需要指出的是，九江战役，李续宾第一次开创性地将“长围久困”与“穴地攻城”之法相结合，而这种战术，也逐渐成为湘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日后的安庆和天京争夺战中被一直沿用。

5月8日，九江城东门地道爆炸，轰塌数丈。12日，南门地道亦爆破成功，城垣轰塌十余丈，湘军见状，纷纷蜂拥冲向缺口，而林启荣临危不乱，令城头将士居高临下抛掷火药桶，爆炸轰鸣声中，湘军惨叫哀嚎、死亡枕藉，攻坚行动受阻，而太平军则乘胜迅速将两处缺口堵塞。

咸丰八年（1858）5月19日，湘军发动最后的总攻，陆师攻东南西三门，携带云梯，多处攀城，水师则于长江之上开炮轰击北门临江营垒。

而此前一日，湘军挖掘的最大一条地道宣告竣工，19日清晨，正当太平军抵御四面环攻之际，地道内数万斤炸药被引爆，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和漫天而起的烟尘碎石，东南城垣瞬间被炸毁一百余丈。

眼见大势已去，太平军仍然“前者伤，后者继进，冲上城头”但毕竟坚守一年有余，将士早已身心俱疲，而长期的饥饿更使他们虚弱不堪，面对如此巨大的缺口，再也无法及时堵截，湘军潮水而来，林启荣只能率众且战且退，入城与敌展开巷战，城内百姓亦在街道巷弄与湘军搏斗。

残酷的白刃肉搏直至深夜，最终以湘军的惨胜而告终，林启荣及守城的1万七千太平军全部血战至最后一刻，无一人投降，至此太平天国据守近五年的重镇九江宣告沦陷。

仅仅九江弹丸之地，湘军水陆用兵，围攻长达十七个月而不下，其间损兵折将、苦不堪言。

而太平军“负隅顽抗”、林启荣又如此“冥顽不灵”，硝烟散尽之际，李续宾仍是余怒难消，不仅将林启荣尸身枭首开膛示众，更开湘军攻城战之先河，对九江下达了惨无人道的屠城命令。一时之间，城内“号叫之声惨不可闻，尸骸堆积，流水腥红”。

九江城破，守将林启荣、副将李兴隆以身殉国，一万七千太平军将士悉数战殁，两万城内平民死于屠城，此役过后，湘军已完全掌握全局主动，更挥师直逼下游重镇安庆，而太平天国的败相，却在九江的血雨腥风中渐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