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初五，负责重建江北大营的钦差大臣德兴阿，在其上任伊始的一份奏报中，给焦头烂额的大清皇帝爱新觉罗·奕詝，送来了久违的喜讯：

有长发尸骸不可数计，由观音门口内漂淌出江，内有结连捆缚及身穿黄衣黄褂者

观音门，乃是天京东北毗邻长江的出口，而“身穿黄衣黄褂”则是太平军高级将领的专属服饰标志，根据以上反常现象，清军经过详细查探后确认：天京城中近期发生了“逆贼内乱、自相戕害”的流血事件。

而且相关情报还证实，太平天国的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首逆”洪秀全的“伪东王”杨秀清，及其麾下众多党羽，均在此次内乱中死于非命。

咸丰皇帝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欣喜若狂，但兴奋过后，更多的却是疑惑、震惊和难以置信。

公元1855年初，翼王石达开于湖口一役中重创湘军，曾国藩差点含恨投水；次年6月，清政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兴建、旨在围困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又在三个月内，先后被太平军攻破。

1856年的太平天国，在这场内讧事件爆发之前，实际上正处于军兴以来最鼎盛的时期。

而反观清廷，虽在各战场调集数十万兵力，耗费饷银更是高达数千万两，但军事上屡受挫折，针对太平天国的围剿也未见任何成效。

虽然就全局形势而言，太平天国仍然处在清朝的战略包围之中，但经过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这支由南疆蛮荒之地颠沛而来的农民起义军，此时牢据天京而辐射东南半壁，已完全具备同清政府分庭抗礼的实力。

然而，顺风顺水、欣欣向荣的太平天国，为何突然以自相残杀的方式向清政府拱手献上大礼？血腥内讧因何发生？又究竟是怎样的深仇大恨，才会酿成“长发尸骸不可数计”的恐怖结果？

关于这些疑问，不仅千里之外的大清天子百思不得其解，恐怕绝大多数身处其中的太平军将士也无法相信，让太平天国由巅峰迅速走向衰落的“天京事变”，起因竟源自于八年前那一场看似居功至伟的“降灵请神”活动。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1月，拜上帝会的创始人、太平天国前期的重要领袖冯云山，因在宣传教义的过程中大肆打砸、毁坏佛寺和孔孟祠堂而被团练逮捕入桂平县狱。

正在贵县的洪秀全获悉情况，急往广州筹策营救，而身处紫荆山区的广大“拜上帝会”教众，则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

就在教会随时可能土崩瓦解，而信徒人心惶惶、不知何去何从之际，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出现在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之中。

杨秀清，家境贫寒、出身卑微，自幼父母双亡，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早年以开荒种山，砍柴烧炭为业，此人虽大字不识却能言会道，加之性情豪爽，因而在平隘山烧炭工这个特殊群体中，颇得人缘。

而这个此前籍籍无闻的小人物，竟然从广西山区盛行“神灵附体”的民俗中获得启发，利用当地民众笃信“降童巫术”的迷信心理，开始了一场堪称拯救太平天国的“神奇表演”。

1848年4月某日，杨秀清突然毫无征兆地跌倒在地，随即口吐白沫不省人事，然而待其苏醒之后，却以严厉肃穆的语气告知众人，“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于杨秀清”，并扬言“天父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号令信众同心协力，诛灭清妖。

“天父下凡”之举，很快收获奇效，而稳定住局面之后，杨秀清又号召广大烧炭工捐款，并以募集来的钱财买通桂平知县，在其奔走营救之下，冯云山最终平安出狱。

正所谓“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通过杨秀清沉着、机智的应对得以完美化解，而“天父附体”之举，不仅在关键时刻起到了聚合人心，振作士气的作用，且本质上与洪秀全自称上帝之子，天父命其下凡拯救世人的舆论宣传，具有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

所以由广州返回紫荆山区的洪秀全，虽明知此事荒诞不羁，但面对既成事实，也只得承认杨秀清的“天父”地位且具备“代天父传言”的权力。

而在此之后，太平天国的一众核心成员，也仿佛突然找到了一种打开新世界的方法，半年之内，萧朝贵、韦昌辉纷纷效仿杨秀清，自称“天兄”代言人，甚至连洪秀全本人，也曾假托“上帝下凡”来发号施令。

当然，在整个“天父下凡”过程中，获益最大的还是始作俑者杨秀清。

这个原本身份低微的烧炭工，通过力挽狂澜的表现以及“天父代言人”的身份加持，得以迅速跻身太平天国的核心决策层，并在随后的永安建制中获封东王九千岁，成为太平天国的权力架构中，仅次于天王洪秀全的第二号人物。

更为关键的是，“天父下凡”不仅使杨秀清一步迈上神坛，更令其在宗教神权体系中，掌握了至高无上的话语权。

无论是“天父”还是“天兄”附体下凡，都是假借神灵之口从而更好地达到控制教众的目的，对于当时新兴的太平天国政权而言，这样“装神弄鬼”的行为，实际上具有相当积极的现实意义。

天父降世，进而寄托于肉体凡胎之上，不仅比虚无缥缈的宗教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也让洪秀全梦呓一般的升天所见所闻，在俗世中得到了印证。

小到解决纠纷、审冤断案，大到指挥作战、颁布法令，“神灵附体”简直就是一剂不需要任何成本，而且见效极快的“灵丹妙药”。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杨秀清的政治、军事才能，实际上都远远高于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天王洪秀全。而拥有“天父”身份的东王，又是一个野心勃勃、不甘屈居人下的枭雄。

1852年6月，太平军打出广西，面对清军的围追堵截实力反而不断壮大，北上武昌之后，顺流而下更是一路势如破竹，并最终于1853年3月攻克当时江南首屈一指的重镇江宁府（南京）。

太平军攻克江宁府（南京）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全军统帅，杨秀清天才般的指挥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其个人威望与实际权力也是与日俱增。

而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又相继战死于北上途中，以“永安五王”为代表的太平天国核心领导层在不断缩小，能够约束、制衡杨秀清的力量已经微乎其微。

反观洪秀全，在成功定都天京（南京）之后，便开始醉心于享受胜利成果，将国事、军事悉数委于东王之手，而其则整日流连深宫后院难以自拔。

权力无限扩大、地位不断攀升，必然导致欲望不受控制地疯狂膨胀。何况杨秀清所面对的，不过是一个相对平庸而且几乎不理朝政的“天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已无法满足杨秀清的野心，只是在世俗的皇权体系中，天王是君，而东王是臣，除非谋朝篡位，否则横亘在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君臣名分，将是阻碍其更近一步、又始终无法跨越的鸿沟。

然而，“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创建的理论基础，“天父上帝”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身为“天父代言人”的“客观事实”，则赋予杨秀清在宗教神权范畴之内，凌驾于“上帝次子”洪秀全的诸多权力。

政教合一的特殊体制、神权皇权的矛盾纠葛、君臣父子的混乱关系，将曾经无往而不利的“天父附体临凡”，逐渐变为杨秀清手中谋取私利的工具。

而这把锋利的双刃剑，不仅割裂了杨秀清与洪秀全之间因出生入死而形成的紧密联系，更为日后那场改变太平天国命运的内讧，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天京事变”爆发之前，杨秀清已先后获得“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九千岁”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称号。

彼时庞大的东王府，也俨然太平天国的最高决策机关，所有事物均在府中集议，然后再奏明天王，而洪秀全无不照例批准。

杨秀清又独享代“天父”言事之权，非君非臣、亦人亦神，集俗世与宗教最高权柄于一身，刑赏生杀、升迁废黜，皆出自其一人之手。太平天国实际的最高领袖洪秀全则徒有其名，成为事实上的“虚君”。

而杨秀清性格跋扈、威风张扬，稍有不满便通过“天父下凡”，随意凌辱百官，甚至借故鞭笞诸王。

身为副军师、右军主将的北王韦昌辉，在天京城中地位仅次于杨秀清，却因为各种缘故，屡次遭到“天父”的责骂甚至杖责。

韦昌辉为人阴险，表面上韬晦隐忍，对东王还愈发恭敬，实则内心却是对其恨之入骨。

燕王秦日纲、佐天侯陈承瑢，都是太平天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却因为“牧马人事件”而被“天父”降罪。陈承镕作为朝官领袖惨遭杖责，秦日纲除受皮肉之苦外，更一度被“革职为奴”，两人与韦昌辉一样，对杨秀清既有恐惧更心生怨恨。

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这些权力格局中的核心成员，虽然其中任何一人，都不足以单独与杨秀清抗衡，但他们的向背，却最终影响到了洪、杨之间博弈的结果，当然这是后话。

嚣张跋扈的东王九千岁，已将所有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但其不知自忌反而变本加厉，在满朝文武瑟瑟发抖之际，终于将目光瞄准了天王洪秀全。

1853年12月，杨秀清在与众位将领议事时，突然天父下凡，连夜闯入天王府，洪秀全虽慌忙出迎，但杨秀清仍以“迎接迟缓”为由，扬言要杖责天王。

闻讯赶来的韦昌辉、秦日纲见状，纷纷跪地求情，痛哭哀求代君受过，“天父”方才收回成命。

虽然杨秀清平日对天王礼数周全、毕恭毕敬，但只要天父下凡，立即乾隆倒转，洪秀全也要下跪接旨，恭敬聆听父亲教诲，忍受训斥甚至接受惩罚。

然而，面对杨秀清的狐假虎威，洪秀全只能默默选择忍受，因为一旦捅穿“天父下凡”这层窗户纸，东王当然声名尽毁，但太平天国自上而下的信仰体系，也将会瞬间破灭崩塌。

杨秀清独揽大权，洪秀全安然接受甚至乐得做个富贵闲人，而只要杨秀清控制好“神”与“人”的分寸火候，在“下凡”方面适当把握尺度，给予君权足够的空间和尊重，那么在这场君臣父子的较量中，东王也将会一直扮演胜利者的角色。

然而人在大权独揽之时，往往都会无所顾忌，长时间没有对手，更会逐渐丧失危机感和敬畏心。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公元1856年）六月，太平军攻克围困天京长达三年之久的江北大营，杨秀清自以为居功至伟，再次假借天父之口，逼迫洪秀全赐封其“万岁”称号。

逼封万岁，与明目张胆的谋朝篡位已没有分别，洪秀全虽乐于坐享其成，但绝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皇权之上，杨秀清的极端僭越之举，也让天王意识到，若再不先下手为强，不仅“虚君”的地位不保，长此以往，恐怕还有性命之忧。

1856年的天京城，太平天国看似华丽的皮裘之下，其实早已长满权力和欲望催生的脓疮，稍一用力，便会破碎崩裂、血流成河。

洪秀全已决定反戈一击，然而杨秀清权势滔天，天京城内又遍布其党羽眼线，想避免打草惊蛇，又谈何容易。

关键时刻，佐天侯陈承瑢的出现，完美解决了所有问题——此人虽对杨秀清恨之入骨，却依然委身于其麾下，而且通过阿谀逢迎还深受东王的信任与器重。

作为杨秀清集团的心腹骨干，正是由于陈承瑢的存在，天王密令诛杨的圣旨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由天京送抵前线。

而接到天王密诏之后，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星夜督师回京，但以杨秀清对军队的掌控，若不是陈承瑢从中隐瞒周旋，数千人的队伍又如何能不暴露行藏？

最关键的是，天京防守严密，没有东王命令，一兵一卒都无法轻易入城，此时又是陈承瑢假传东王口谕，北、燕精锐才得以悄无声息地安然入城。

1856年9月2日深夜，韦昌辉、秦日纲领三千精兵由前线秘密返京，随即夜袭东王府，杨秀清当场毙命，东王阖府上下三千人，均惨遭屠戮。

天京事变：夜袭东王府

“天京事变”的血腥大幕就此拉开，一场更大的浩劫也即将到来！

原本天王密诏只是诛杀杨秀清一人，然而东王势力盘根错节，韦昌辉在血洗东王府之后，为避免报复，随即在天京城内对杨秀清残余势力展开血腥屠杀，随着“清洗”的范围不断扩大，两万多太平军精锐，无辜惨死于自己人的屠刀之下。

身在安庆的翼王石达开惊闻天京剧变，星夜只身回朝，劝阻韦昌辉不可滥杀无辜，不料二人言语不和，盛怒中的北王对石达开也动了杀心。

幸而石达开警觉，连夜缒城而走，但已杀红眼的韦昌辉，迁怒于翼王家人，随后更丧心病狂地屠杀其满门以泄愤。

石达开惊闻灭门惨案，悲愤交加之下，以“清君侧”之名由安庆发兵十万攻打天京，天王无奈下旨诛杀“罪魁祸首”韦昌辉、秦日纲及陈承瑢三人，天京事变才得以暂时告一段落。

但此后不久，主政天京的石达开，又遭天王排挤猜忌，一怒之下负气出走安庆，招兵买马、自立门户，太平军由此也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政变，核心领导人被屠戮一空，两万多身经百战的两广老兵死于非命，巅峰的太平天国，经比剧变瞬间走向衰落。

然而灾难绝不仅仅如此——杨秀清不是单纯的军事统帅或者政治领袖，他的死必然会在太平天国内部引发严重的信仰危机。

“天父皇上帝”本是太平天国将士的精神支柱，作为“天父代言人”，东王在信众心中的地位，则等同于至高无上的神明。

然而“天京事变”却让信众目睹了天父与上帝诸子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的丑恶现实，而“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杨秀清，不仅死于非命，死后还成为了臭名昭著的“东孽”，则更让太平天国基于“天父”存在而建立的信仰体系，顷刻间毁灭崩塌。

军队丧失战斗力，会导致一场战争的失败，但战斗力毕竟可以恢复，而信仰一旦缺失，影响则非常致命。不知为谁而战的太平军，如何上阵厮杀、又如何能克敌制胜？

所以在两年之后，洪秀全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积极为杨秀清昭雪平反，绝口不提东王生前专政擅权之事，反而将其横死美化为“舍命顶天，代世赎病”，并着重宣称一切生死，均是冥冥之中“天父安排”。

但所有的欲盖弥彰都为时已晚，太平天国曾经枝繁叶茂的理想之树，已经因天父之死而被连根拔起，再想开花结果，无异于痴人说梦！

天京事变之前，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即便兵败被俘，身遭千刀万剐犹能泰然处之。

而在此之后，太平军内人心涣散、斗志全无，高级将领变节降清更是屡见不鲜——天父已死，信仰破灭，太平天国拖着残存的躯壳，在风雨飘摇之中又能前行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