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弟意如何？即问近好”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五月十八日，曾国藩在写给胞弟曾国荃的家书结尾处，波澜不惊地表达着对于战争和杀戮的看法。

信件的内容虽然杀气腾腾，但湘军主帅的语气却极为稀松平常，就仿佛兄弟二人曾经无数次在湖南乡间促膝闲聊一般，言辞平静而自然。

十六天之前，湘军吉字营刚刚在安庆城北的赤岗岭取得关键性胜利，全歼英王陈玉成麾下四千精锐，其中，一千太平军血战而亡，而另外三千人则是在主动投降后仍然惨遭屠戮。

作为前敌总指挥的曾国荃，因在此役中杀降过多而颇感不安，但兄长及时的劝慰和一番“谆谆教诲”，令九帅心中因滥杀无辜而泛起的一丝愧疚，瞬间荡然无存，而信中“克城以多杀为妥”的最高指示，更为即将到来的破城时刻，定下了“大开杀戒”的血腥基调。

此时，距离安庆的最终陷落，还有七十余日，英王陈玉成，正竭尽所能在城外拼死营救，而湘军套在安庆项上的夺命锁链，也在一步步收紧……

时间来到1861年8月底，湘军与太平天国围绕安庆长达两年的争夺，已进入最后的白热化阶段。

大约半年前，南北两线“合取湖北”的战略行动失败，陈玉成被迫率三万人马由鄂东返旆安徽战场，硬撼湘军的围城部队。

此后数月，英王连续在城外实施多次救援，无奈损兵折将，却始终无法突破湘军坚固的防御阵地。

安庆被围已超过一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内粮草、补给、兵械、医药日渐匮乏，士气低落、人心惶惶。

尤其是7月初时，东北面的菱湖阵地失守，安庆唯一连接外界的水上通道被湘军切断，即使此前微乎其微的补给物资，也再无法送入城内，深陷汪洋大海的孤城，在风暴中摇摇欲坠，却不知出路在何处，又还能坚持多久？

形势已万分紧迫，年轻的太平军统帅更是心急如焚，遂决定于8月底集中所有兵力，进行最后的放手一搏。

英王当然是太平军中最强战斗力的代表，在过去的岁月之中，他纵横捭阖、所向披靡，只是如今的安庆城下，陈玉成要面对的，是号称“曾铁桶”的九帅曾国荃，和他麾下以“结硬寨、打呆仗”而著称的一万吉字营湘军。

由于受兵力和攻城器械的限制，围城伊始，曾国荃就没有做过任何强攻的打算，而是下令在城头火炮射程之外，开挖出两道广约六尺，深达一丈的平行战壕。

这两条环城而筑的“人工天堑”，从东、西、北三面将安庆完全封死，其中外壕用以阻止城外太平军救援，内壕则防备安庆守军突围，而壕沟两侧，更遍布土垒、篱笆、木栅，预防敌方的马队冲击，曾国荃将湘军营寨设于两壕之间，不急不躁、以逸待劳。

安庆已是囊中之物，九帅有足够的资本陪“猎物”周旋，然而飞速流逝的时间，却成为高悬在陈玉成头顶、随时都会要命的利剑。

生死对决的序幕在8月25日夜间拉开，陈玉成联合天京方面及皖南辅王杨辅清的援军，共计四、五万人的部队，由集贤关处南下，猛扑安庆城北的湘军外壕。

曾国荃则亲临前沿阵地，督率各营固守壕垒，由于陈玉成将精锐的骑兵部队悉数留在了湖北，单纯依靠步兵，冲击力十分有限，而湘军依托营垒、战壕，枪炮齐发，给冲锋的太平军造成很大损失，仅仅交战的第一晚，便有超过三千人阵亡。

从8月底至9月初，城外太平军昼夜不息，累计发动数十次猛攻，与此同时，城内守军也在全力配合向外突围，内外夹攻之下，甚至一度突破最外层壕沟，但“吉字营”也不愧为湘军劲旅，虽左支右绌、险象环生，却始终未能让英王的部队再进一步。

伤亡还在持续扩大，安庆城北已成为碾碎太平军的血肉磨盘，然而摆在英王陈玉成面前的出路却只有一条——若不能在短期内破开湘军封锁，安庆全城军民，即使侥幸保全于战乱之中，最终也将会被饥饿夺走生命！

1861年9月3日凌晨，安庆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生存还是死亡，拯救亦或毁灭，关于战争的所有疑问，都将会在日出之后给出答案。

成败在此一举，英王陈玉成、辅王杨辅清亲赴一线督阵，而负责进攻的上万太平军战士被分为十路，除携带武器之外，所有人均身背大捆茅草，以备在接近沟壑时抛草填坑。

面对太平军的大举反扑，曾国荃也在阵前集中了所有能够使用的火炮，同时增调抬枪、鸟枪共800余杆，投入战场。

寅时，枪炮轰鸣大作，箭矢漫天而起，冲天火光之中，十路太平军以扇形展开队列，同时向外壕西北角发起总攻。

面对湘军枪林弹雨构筑的火网，太平军精锐以悍不畏死之势奋力冲杀，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一路之上是尸积如山，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将是解救安庆的最后机会，所以即使血流成河，仍是前仆后继，哪怕堆积的尸首已堵塞前进的道路，扒开同伴的遗体后，又复冒死前冲！

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当夜便在安庆前线，并亲眼目睹了战争的全过程，在其所撰的《能静居日记》中，对当日的战场惨状以及太平军悍不畏死的表现，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每炮决血衢一道，贼进如故，前者僵仆，后者乘之”

激战过程中，有湘勇掷出火炮，因引线过长，未及燃烧引爆便又被太平军拾起，重新扔回战壕。

而当时濠沟之内存有大量弹药，如此一来，反将火药引燃，剧烈的爆炸不仅将守濠士兵炸开十余丈远，余众更是受惊四散奔逃，湘军严密的防线瞬间露出缺口，太平军则趁势突破，最前端已有七、八人越过战壕。

在阵后督战的曾国荃，眼见情势危急，亲自提刀上阵，手刃数名太平军。更命督战队压阵，凡有临阵脱逃者，一律格杀勿论，最终，即将溃散的湘军士兵又重新投入战斗，并再次压制住了太平军前冲的势头。

东方泛白，长夜将尽，这场空前惨烈的激战已持续了数个时辰，湘军阵亡上百人，更用去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

而太平军苦战整夜，迎着炮火连续发起十二次毅然决然的冲锋，一万余人的敢死队先后殒没，旷野之中尸横遍野，连河水亦被染红，却依然无法接近安庆城垣。

继续冲锋，除了无谓地增加伤亡，获胜的希望已极其渺茫，安庆虽近在咫尺，但陈玉成还有多少人可以牺牲，太平军又有多少血可以流？

而即使将剩余兵力全部投入战场，以血肉之躯又怎能与湘军的枪林弹雨抗衡？烽烟散尽之际，战场归于死寂，曾经睥睨天下的陈玉成，此刻双眼写满痛苦与不甘，含泪下达了撤军的命令。

最后的营救行动已功亏一篑，英王收拾残部黯然北走，安庆城破人亡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在最终的厄运降临之前，让我们把视线再重新投回到这座饱受战争折磨的城市之中。

从1860年5月湘军对安庆完成战略合围开始算起，城内1.6万守军和数万家眷、平民，就几乎没有获得过太平天国方面的物资支援。

山雨欲来之际，孤城注定备受煎熬，然而在被封锁的最初几个月里，除了出入自由受到限制，安庆的生产、生活秩序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只有偶尔的几声炮响，才会让城内军民感受到兵临城下的战争气氛。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首先是因为曾国荃并不急于进攻，湘军设置的营垒、战壕，最近的也在三公里之外，而周边的桐城、赤岗岭、菱湖，虽然战况激烈，但因距离遥远，城内军民更加无从察觉。

另外，安庆作为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本身各种物资储备都比较充足，城内又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男女老少每日均能获得不少于一斤的粮食，而大量房屋被拆除，腾出的空地用以种植蔬果作物，这些都足以保证深陷重围的安庆，在短时间内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转。

当然，数万人的消耗是一个及其惊人的天文数字，英王在城外虽每日千方百计地运送救援物资，但毕竟是杯水车薪，而且沿途遭湘军水陆拦截，绝大部分还很难送入城内。

时间进入到1861年，安庆已渐露不支之相，关键时刻，守军又找到了解决补给问题的其他办法。

此时陆地虽三面被围，但城南的长江上，却始终游弋着各种外国商船，根据《天津条约》所赋予的通商航行权利，负责封锁江面的湘军水师，根本无法限制他们的自由，而这些洋人又很乐意用高于市场行情数倍的价格，向安庆太平军出售米面油盐、甚至枪械弹药等紧缺物资。

所以在被孤立隔绝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安庆虽处境艰难，但也并非山穷水尽，只是随着1861年夏天的到来，一切突然开始急转直下。

首先是清政府通过与上海英国领事馆公使卜鲁斯交涉，双方达成协议，从7月开始，英国海军炮舰设卡，严禁任何外国船只靠泊安庆，如此一来，守军最大的补给来源被切断。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七月初陈玉成在菱湖南北两岸所设的十二座营垒被湘军悉数攻破，英王借助小船经菱湖水路运输的粮食，至此再也无法送入城内，城外阵地、据点全部失守，安庆彻底沦为“死城”。

一旦外援断绝，粮食的问题便很快凸显而出，起初城内军民尚能宰杀牲畜以及挖掘野菜充饥，然后便是寻草根树皮、蛇虫鼠蚁果腹，直到鞍甲皮革均已食尽，最终人肉成为商品，被明码标价，堂而皇之地放在市场出售。

漫长的围城时光，许多士兵因饥饿丧失战斗力，而更多的平民，则在奄奄一息中绝望地等待死亡，痛苦的哀嚎悲鸣不绝于耳，大量死尸遗骸充塞街道却无人清理，只能暴露在盛夏炽热的烈日中，渐渐腐败发臭。

“易子而食，析骨而炊”的人间惨剧，成为安庆城内每日重复上演的寻常之事，现实已如此不堪，然而等待他们的，还有一场更加暗无天日的浩劫……

9月5日凌晨，湘军以地道逼近安庆城下，点燃预埋的炸药，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和满天飞散的碎石，安庆北面城墙应声坍塌。

当数以万计的湘军从二十余丈宽的豁口处蜂拥而入时，曾经辉煌煊赫的重镇安庆，也迎来了其数百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首先映入湘军眼帘的，是随处可见、因饥饿倒伏而无力抵抗的太平军士兵，城楼之上，还有不少脸色煞白的炮手——为防止这些临时征召的年轻战士脱逃，他们的手脚已提前被铁链锁在炮架之上，此时见到湘军入城，新兵们纷纷跪地求死。

安庆守将叶芸来、吴定彩等人，还在率领残部继续抵抗，只是巷战的规模和动静已越来越小，抵抗者最终全军覆没已没有任何悬念。

城内市场早已没有任何食物出售，只剩高悬的标签格外刺眼——人肉五十文一两，新死者肉四十文一两。而民宅大半人去楼空，只是“釜中皆煮人手足，有碗盛嚼余人指”。

死尸塞道，污血横流，幸存者在刺鼻的恶臭里苟延残喘，战争已将城市折磨得面目全非，然而这样的惨状却并不能激起胜利者半分的怜悯之心，相反“城破之时，大索三日”是湘军一直以来的惯例，安庆当然也不例外。

在此之前，吉字营欠饷已长达半年，而城外暗无天日的等待，更将各种负面情绪推向了顶点，面对“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的皖省第一名城，所有人都露出了恐怖狰狞的面目……

“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以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入侵者以最酷烈的手段尽情掠夺、占有、破坏着眼前的一切，地面被洗劫殆尽后，深埋地下的坟茔墓葬又被陆续掘开——“坏垣斸地，至剖棺以求财物”。

城破之时，数十名太平天国的女眷为避免受辱纷纷选择自尽，而上万平民百姓的妻女，则惨遭抢掠，在惊呼哀嚎之中，沦为湘军发泄兽欲的工具。

暂时安全的只有那些成年男子，因为大量掠夺之物需要搬运，他们被迫充当苦力、劳役，“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

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悲剧在安庆城中不断上演，却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驻跸祁门的湘军主帅曾国藩，在不久之后便下达了屠城的命令。

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

无论上述言论是否发自肺腑，深受儒家理学浸染的曾国藩，在深陷战争漩涡之际，也曾努力以仁者爱人的面目示人，只是曾文正公仁爱的对象，是那些忠君爱国的顺民，并不包括与叛军“同流合污”的安庆百姓。

尤其是当战争的结果与个人前途、家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曾国藩并不介意向世人再次展现其“曾剃头”的赫赫威名。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早在7月初湘军攻破菱湖两岸营垒之际，曾国藩便一再嘱咐胞弟曾国荃，切不可存妇人之仁，结果此役中数千主动请降的太平军，在战后全部惨遭屠戮。

而此时大功已成，无论是为了起到震慑叛军的目的，抑或是对安庆军民长期坚守的报复，怀着对“发逆”刻骨铭心的仇恨，湘军主帅再次举起鲜血淋漓的屠刀。

首先是众多投降的太平军战士，然后是大量手无寸铁的百姓，“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面对灭顶之灾，一些民众试图跳江凫水逃生，又被水师截杀，覆巢之下，终是无一人得以幸免！

据曾国藩亲信李榕记载，整个安庆战役，湘军“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而屠城之后，又添数万无辜冤魂。

当日的安庆城外，无数死尸漂浮水面，阻塞河道，以至长江上航行的舰船都无法正常通行。

而安庆城内，“暴骨如莽，此间亦有露骸数千具，臭气尚郁勃，飞蝇集处，攒黑成片，望之惨然”更是一派惨绝人寰的地狱景象。

身为湘军一员的赵烈文，也在《能静居日记》中真实呈现了安庆屠城后的惨状，“城中昏昧，行路尚须用烛，至今阴惨之气犹凝然不散，尸腐秽臭，不可向迩”。

面对如此人间悲剧，赵烈文并无半分胜利者的喜悦，而是感觉“胸中嘈杂难忍”，更不禁发出“无边浩劫，谁实酿成”的灵魂拷问。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满清与太平天国，功过曲直、孰是孰非已无从争论，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背后，那些在战争中艰难求生的无辜平民，胜不能安享太平，败却要承担无尽的苦难，生逢乱世，他们何其不幸，而胜败之间，他们又何罪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