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根据赛珍珠的小说改编，努力表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型”。

虽然对中国农村社会问题了解相对有限，却“广泛地记下了中国底人性风俗、自然风物、社会习惯”，旨在让西方人认识了解中国，进而认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电影的标题“大地”既强调了乡土中国的文化训育意义，也暗示了阿兰所代表的女体生成力量，同时还寓意于新的主体性生产。

《小城之春》则透过二十世纪40年代作者普遍隐秘且孤独的创作，揭示了融苦闷、忧郁、怜悯、友情、情欲、爱恋、礼教、道德种种情感问题以贴近当时的智识分子观众。

电影标题中的“春”可以理解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活力，也可以理解为历史皱折中现代主体正在从传统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在那充满不确定感的时代，面向外部的危急困难，中国知识分子迫切地需要肯定其精神本质。

越是为国家的命运焦虑，就越需要那种“对中国文化预言式的精神信念”。

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却存在明显的争议，胡适认为全靠研究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这与德勒兹的“思想存在自我问题化”不谋而合。

思考过去，将过去和来自外部的将来相对照，对过去进行交换和重建，是新的主体性生产需要完成的使命。

而过去集结于内部真正的自我，集结于它和外在的理想自我之间的关系。

是否需要继承文化传统，或者坚持本民族文化永恒性的信念，决定着现代中国主体的内在深度。

这种主体化，即自我关系，不断产生，却完全改变且变更方式。

《大地》表达了“人类经验的持续性”。电影真实地描述了人类家庭和人性的循环轮回：生与死、兴与衰、记忆与遗忘、普通与珍贵、生活体系的崩溃与重建。

同时也将这种循环轮回是生活本身运动的必然结果，作为特殊的寓意贯穿于作品之中。

影片“抗击蝗灾”一段令人印象深刻。

蝗虫在中国皖北农村被称为“飞行的瘟疫”，当王龙及其叔父等人发现蝗虫时，内心充满绝望，觉得他们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但是王龙的长子却积极劝说众人运用他所学到的农业知识抗击蝗虫，“我不想对长辈无礼！人也可以主宰田地，哪怕留下一亩也行！”

他教大家顺着山峰做一道屏障，用火把、声音、农具甚至自己的手阻止蝗虫，把水灌溉到田里，再筑成第二道防线，想尽所有办法在风向改变之前拖延蝗虫的进犯。

而王龙的年老的叔父则寄希望到庙神祈祷，当蝗虫铺天盖地落到麦田和菜地里，他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一边念叨着“我早就知道会这样”，一边束手无策。

当众人的努力最后获得了胜利，大家感慨道“你们比祖宗更优秀！三辈子的聪明！收获保住了。王龙也欣慰地拍着两个儿子的肩膀，“你们一起负责今年的收成。

这场特殊的战役消解了代际的矛盾，父亲原谅了小儿子的背叛，决定卖掉上房，带着两个儿子重新回到土地上。

然而更重要的价值是现代主体的新自我渐变，体现在父亲开始弱化自己的权威，尝试接纳来自儿子的代表将来的“别样思考”。

在《小城之春》里，章志忱和戴秀在城头上的一段对白也寓意深长。

在表面上激进的反传统思想之下，从内部寻找自我与自我的外化之间是否具有对抗性，作者给予了保留的回答。

电影中的五位人物包括创作者和导演，作为具有历史独特性的主体化模式与历史一起变化着，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用自己的方式在历史构成中提出问题。

而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实质是努力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借助影像触发观众的思想力，通过体验、质疑，进而确立道德并自我影响，从而形成历史皱折中现代主体的流变与差异。

主人公戴礼言代表着渴望自强却怯弱无力的传统知识分子，受中国传统经学的熏陶，他尊重儒学的个人关系，“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致力于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他出身于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士绅，拥有地产和功名。

然而戴家昔日的煊赫对比今日的衰败，真实记录了中国士绅阶级在西化运动中所受到的外来侵略的直接威胁，趋于没落的现实生活。

章志忱代表受过现代教育的新的精英知识分子，从现代西方和中国的过去寻求推动力，但却在两者之间不知所措。

影片细致表现了其进退两难的困境以及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和所遭受的挫折，最终他选择了离开。

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则表现了人性的至善至美，推崇了儒家的最高道德“诚”。

电影中志忱和玉纹的对话，儒家文化从经学正统到朱熹理学再到王阳明思想，将道德上的自我革新，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戴圣在《礼记•乐记》里称，“著诚去伪，礼之经也。

影片结尾，礼言拄着手杖缓步登上城头，虽然一个趔趄，玉纹搀扶住他，抬手引他看着远方，其寓意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