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一位终其一生奔走于中国和平道路的将军。
周恩来说他“既复杂又简单”，这话其实精准得很。
复杂在他的身份，国民党高层、军界重臣；简单在他的信仰，始终如一地认定一件事：国家不能乱，百姓不能苦。
他为和平奔波不止，解放前后皆如此。
周恩来与他，一个是共产党顶梁柱，一个是国民党大员。本该势同水火，偏偏惺惺相惜。
张治中与周恩来结识最早，合作最深。
许多后来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都藏在他们的对话中。
早年相识，一见如故1925年，广州黄埔岛，时局风云激荡，黄埔军校应运而生。
一所军校，却不仅训练枪炮，更孕育信仰与理想。
就在这所军校里，周恩来与张治中初次相识。
一个是政治部主任，思维敏锐，谈吐儒雅，学识广博，处事果断；一个是教育长，心胸坦荡，性格爽朗，军政兼修，稳重沉毅。
表面分属两党，实则志同道合。一见如故，不过如此。
他们常在课余长谈，言辞犀利，观点交锋，却从无隔阂。
谈教育，也谈国家；论战术，更议未来。
周恩来的气度、才华与人格魅力，令张治中钦佩不已。
多年后，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坦言：“他谈吐风雅，风度翩然，学识渊博，实乃罕见。”
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对中国命运的判断几近一致。
国家向何处去？民族如何崛起？两人多次交谈，竟无根本分歧。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在他们身上，竟真实得令人惊叹。
张治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保守军人。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接受革命思想，坚定支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这种政治认同，为他与周恩来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在黄埔讲课，张治中总是静坐一隅，悉心旁听。
耳濡目染，日积月累，张治中渐渐走近共产党。
他最终主动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没有立即答应。他理解张治中的热忱，却更清楚时局的复杂。
国共虽合作，但暗涌已生。共产党曾与国民党约定，不吸收其高级将领入党。张治中身份特殊，贸然接纳，势必引发不测。
于是，周恩来郑重其事地上报中央。
不久后，答复来了：婉拒入党请求，但表明支持态度。
周恩来将这决定原原本本地转述给张治中。
张沉思良久，终释然开口：“中共的意见有道理、有远见，我就继续干国民党吧。”
张治中虽然未能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却从未因此疏远周恩来，反倒情谊愈加深厚。不是泛泛之交，不是普通朋友，而是真正的知己。
他们彼此信任、互扶互助，哪怕风雨如晦，立场对立，也从未动摇这份情感。
那是黄埔军校最热闹的一段日子。
周恩来和邓颖超要结婚了。革命年代，生活清贫，事务缠身，两人原本打算一切从简。
但张治中得知后，当即皱起眉头。
他一句话：“成亲是人生大事，岂能如此草率？”说完，转身便开始张罗。
他四处通知黄埔同僚，还自掏腰包，办下两桌体面酒席。
菜肴虽不奢华，却热气腾腾、分量十足，桌上摆着的，是朋友间最真挚的祝福。
那天张治中破天荒开怀畅饮，笑声不断，亲自上阵灌酒，把新郎官周恩来灌了个东倒西歪。
场面喜气洋洋，气氛热烈得很。
没有豪华礼堂，没有盛装宾客，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彼此拼过命的兄弟。
这就是他们的婚礼，简朴却不简单。
多年以后，邓颖超谈起往事，依旧感慨万分。
营救我党同志1945年，重庆。
国共谈判如火如荼，尘埃落定之际，《双十协定》终于签署，一纸协议，写下和平承诺，却也写下无尽博弈的序章。
协议甫成，蒋介石即派张治中赴新疆，处理伊犁、塔城的紧急事务。
消息传至周恩来耳中，他心头一紧——那里，还关押着一批我党同志，命运未卜，生死不明。
于是，在张治中动身前，周恩来专程嘱托。
他没有套话，没有绕弯子，只一句话：“我们有同志被盛世才扣押，至今下落不明。现在《双十协定》明确写入释放政治犯，你到新疆后，务必设法营救，并安全送回延安。”
张治中没有犹豫，答应得干脆。
他不是那种喜欢空话的人，承诺一出口，就意味着责任扛上肩。
几个月后，他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一到任，他立刻着手执行营救任务。
他先派人秘密探监，确认我党同志的真实状况，随后亲自批示改善伙食，准许活动自由。
接着，三封电报接连飞往南京，全部直指核心——执行协定，释放被关押人员。
蒋介石起初迟疑，但张治中的坚持，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最终让他不得不点头放人。
张治中拿到批准的当天，立刻行动。
他亲自制定详细护送方案，每一环节都安排得一丝不苟。
他严令护送人员注意分寸，“这是护送，不是押解”，不仅要保障安全，还要展现应有的尊重。
全程电报汇报，层层请示，凡事“只要按我指示做，责任我担”。
从乌鲁木齐到兰州，几千里路，局势紧张，交通混乱。
他特地发电甘肃、陕西、山西沿线三省的主要官员，说明情况，通报身份，强调——这批人员是经蒋委员长亲自批准释放的，请务必配合放行，不得出差错。
他甚至提前通知了周恩来，安排延安方面接应。
一切井然有序，一丝不苟，只为兑现一句承诺。
1946年7月8日，131位被囚同志安全抵达延安。
而这背后，张治中顶住压力、力排万难，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那个火药味愈浓的年代，国共双方早已剑拔弩张。若非张治中敢作敢为，后果不堪设想。
晚年肝胆相照1949年4月1日清晨，北平南苑机场格外安静。
一架从南京起飞的飞机缓缓降落，舱门打开，一行身着便装、神色凝重的国民党谈判代表鱼贯而出。
领头者正是张治中。此刻的他，虽仍代表国民政府，却早已将“和平”二字视作比官位更重要的担当。
这是一次特殊的飞行，飞越的是长江，也是国共之间最后的政治缝隙。
当天，周恩来亲自前来探望老友。
两人谈了很久，不绕弯，也不寒暄。
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渡江准备已就，局势正在急转，或许仍有转圜之机。但你若返回南京，国民党特务不会放过你。”
接着话锋一转，语气陡然沉重：“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如今不能再对不起你。”
这是掏心窝子的话。张治中听完，沉默良久，点头。
他，留下了。
不久之后，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张治中一家也悄然从上海秘密转移至北平。
这次行动极为敏感。
周恩来反复交代各环节细节，连飞机停靠位置都亲自确认——“不要停在候机楼前，必须远离人群，以防混进特务。”
他命令北平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守守在电台旁，昼夜联系地下党，务必找到张家人。
每一处线索、每一次移动，都要向他报告。
地下党终于在上海找到张夫人和孩子。
转移路线、接送车辆、登机时间，全部由周恩来一一审核。最终，张家人安全抵达北平，躲过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暗杀。
当天晚上，六国饭店，周恩来设宴款待张治中一家。氛围平和，不见政治紧张，更像是一场久别重逢的家宴。张治中脸上久违地浮现笑容。他坦言，自从投身军政以来，从未如此轻松，三十年第一次放下担子。
三个月间，他几乎过上了“北平观光客”的生活：游览名胜古迹，听大鼓书，赏四大名旦的京戏。日子慢了，脚步也轻了。
但快乐之余，张治中心里其实并不轻松。
他曾私下坦陈：“我是国民党的干部，又是蒋介石的旧部。在别人眼中，我是他身边的心腹。但他反共，我却主张联共；他主战，我却坚持和平。如今一来北平就不走，别人会不会说，我这个干部叛变了领袖？”
这个问题，他没法回避。
更现实的问题也在逼近——经济拮据。
张家入北平后，一度陷入困顿。他只好让儿子张一纯去找傅作义借钱。
傅作义开门见山：“借多少？”张家人不好意思，只说250元。
傅作义二话不说，挥手让人取来500银元。
消息传到周恩那里。不到一周，他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
开头就是道歉，然后写道：“不知你们经济上如此困难，特拨款6000元，供你们使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百废待兴。周恩来身为总理，日理万机，每日行程排得密不透风。但即便如此，他仍时常抽出时间，悄然造访老友张治中。在忙乱的政务与纷繁的国事之间，他始终没有忘记那个曾并肩奔走、肝胆相照的朋友。
他们常在家中促膝长谈，不谈权势，不谈利益，只谈往昔的岁月与共同走过的路。周恩来对张家人的关怀，早已超越普通友情的范畴。
生活琐事、家庭变故、子女成长，哪怕是再小的事，他也会亲自过问，事无巨细。
张治中晚年饱受神经性腿疾折磨，反复发作，行走困难，身心俱疲。
周恩来得知后，每次出国访问，都会悄悄带回适用药物。药到人到，从未间断。他不曾亲自出面，而是让邓颖超带去。
在张治中去世后，机要秘书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封邓颖超的亲笔信，墨迹清晰，字字情真。
信中写道：“恩来告我，你需要虎骨胶治病，现将尚存的两盒送上，以供应用……另送你燕窝一个，请哂收。”
这是一位国家领导人对老友病痛的挂念，对生活细节的体察。
而这份挂念，还延续到了下一代。
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曾向周恩来表达过想学电力技术的愿望。
周恩来没有立即表态，也没有敷衍，而是悄悄记下。
数日后，在一次家庭小聚中，他突然问起张一纯的学业进展。
话音刚落，便转头对陈云说：“文白的二儿子想搞电力，就让他去吧。”
几天之后，北京一所新创办的电力学校就送来了入学通知。
这就是周恩来。他不轻许诺，但一旦记在心里，必定办到。
张治中逝世后，周恩来依然将张家挂在心头。
哪怕到了1975年底，他自己已卧病在床，身心俱疲，却仍托秘书和总理办公室主任前去看望张家亲属，转达问候，仔细询问是否尚有困难需他帮忙解决。
更令人动容的是，临终前，周恩来还将自己的全部稿费与省吃俭用存下的工资，共计五万余元，亲自嘱托送往张治中家中。
那已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他仍念念不忘的，是一位故人。
回望二人一生的交往，从黄埔军校相识的青春少年，到政见不同时的对立对手，再到年华将暮、惺惺相惜的忘年知己。
他们不是一路人，却走了一段最珍贵的路；他们不是同一党，却成了最真诚的朋友。
这段友情，没有张扬的誓言，却有岁月为证。
最终，留下的，是一段足以写入史册的情义，也是一种最深层、最动人的信任。
这或许就是“知己”二字，最本真的模样。
参考资料：亦敌亦友真兄弟周恩来与张治中的交往
许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