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广州刚解放。叶剑英临危受命，赴任广东省主席兼广州市市长。
临行前，毛主席把他叫去，交代了一件“奇怪”的事——
“你去广州，先找一个人。无论他过去干过什么，记住，必须给他安排工作。”
叶剑英牢牢记住了。
他去了，还真找到了那人。
可没多久，有人上门汇报，要处理这个人，主张就地枪决。
这时，叶剑英站出来了，毫不含糊：“他过去确实犯过错，但对革命也立过功！不能杀！”
谁这么大能耐，能让毛主席亲自关照，叶剑英亲自力保？
他到底做过什么？
长征背后的功臣之一被毛主席点名要“保下”的人，叫做莫雄。
他16岁便投身革命，参加同盟会，奉命混入新军，从内部展开策反。
一个少年，面对的是枪林弹雨与刺刀加身，却毫无畏惧。
从此踏上一条几无归路的征战之旅。
他转战宁夏、泸州、江西、福建、云南、贵州、广东。
沙场之上，血战无数，大小战役参了个遍。黄花岗起义、护国战争、北伐征战……
莫雄几乎见证了旧中国所有关键的历史节点。
从士兵到将军，他一路杀出一个“莫大哥”的名号，在国民党军中自成一派。
他不争权，也不谋利。
但有一点，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系。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莫雄是坚定的追随者。此后在第一次东征中，他担任粤军右翼前敌总指挥，带兵横扫广九沿线，占淡水，攻平山，破海丰，进五华、紫金，一路打得叛军陈炯明溃不成军，彻底稳住广东战局。
孙中山逝世后，莫雄升任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驻守石龙，与蒋介石关系一度极为亲密，可谓“生死与共”。
但政治，从来不讲感情。
1925年，廖仲恺遇刺，蒋介石借机清洗粤系旧部，连莫雄也未能幸免。
他率领的十一师被诬为“反革命”，部队遭围剿，瞬间被缴械。
莫雄只身赴澳避难，逃过一劫。
两年后，他又投身张发奎麾下，与蒋公开决裂。
1930年反蒋失败后，他退隐上海
1930年，莫雄退居上海，本想从风雨中抽身，却没想到，另一场无声的战斗已悄然开始。
他在上海偶遇昔日部属、原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刘哑佛。
刘哑佛牵线，莫雄先后结识了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等中共地下党员。
很快，他又与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
莫雄多次请求加入共产党，态度坚决。
但党组织反而劝他别入党，继续留在党外，开展统战工作。
他的身份，是掩护，是桥梁，是独一无二的“特殊通道”。
从此，这位老国民党将领，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特科重点统战对象。
他的人生进入隐秘而关键的第二幕。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莫雄出任税警总团团长，率部协同十九路军奋勇抗日。
1934年初，蒋介石任命他为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表面上是重用，实则是试探。
但莫雄早已心有成算。他私下对严希纯说了一句话：“蒋要我剿共，我偏要剿蒋。”
他甚至主动要求：“派些同志来，我正需要人。”
于是，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等中共成员陆续潜伏到莫雄身边，担任要职。
他的司令部，成了一处秘密战线的前哨。
同年，蒋介石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制定了一个堪称“终极一击”的围剿计划，准备将中央红军一举歼灭。
这份“铁桶计划”极为严密，厚达三四斤，附有兵力部署、战斗路线、日程安排、图表详解、总动员令乃至蒋的“亲批语录”。
每一页文件都盖有蓝色“绝密”印章，并设有编号追踪。
这份文件本不该落入莫雄之手。但由于庐山属德安管辖，他以“地方保安”之名被邀请参加会议，成为极少数知悉全貌的非核心成员之一。
面对这份沉甸甸的机密，莫雄明白，一旦泄露，后果就是死。
可他还是下定决心，将文件交给项与年处理。
项与年为了掩护行踪，狠心敲掉四颗门牙，伪装成乞丐，辗转千里，将情报送至瑞金，亲手交到周恩来手中。
这份情报，直接促成了红军突围转移的决策。
中央红军得以在“铁桶”封锁前全身而退，改变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走向。
1935年，莫雄被调任贵州毕节，担任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名义上，他负责“围追堵截”长征红军，实则暗中策应。
他任命卢志英为参谋长，两人里应外合，巧妙稳住当地军阀陈光中，令其迟迟不肯出兵。
同年2月，红二、六军团逼近毕节。
莫雄一边故意放出假情报搪塞蒋介石，一边将部队调离城区，对外宣称“追剿红军”，实际上是腾出地盘，让红军数万人在毕节修整半月，然后安然通过。
3月，蒋介石得知此事，暴怒如雷，迅速下令将莫雄逮捕，关入南京军事监狱。
这不是第一次他面对生死，但依然如常。他没有申辩，没有屈服。
几个月后，在张发奎与陈诚的联名担保下，才终于获释。
保护了不少同志1938年，抗战正酣。
中国内忧外患，南方战局尤为紧张。
就在广东边陲，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县级官员，做出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决策。
这个人，仍然是莫雄。
8月，他被任命为广东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
上任不久，便接到一位“特殊来访者”——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
云广英请求他设法营救一批“犯人”。
什么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囚徒”，而是被余汉谋部队从湘、粤、赣边区抓捕后转押至南雄的中共党员、红军将士以及进步群众，足有几百人。
这是一次毫无保留的考验。
面对云广英，莫雄几乎没有犹豫，只一句“我来处理”。
三天之后，所有人悉数获释，无一遗漏。
他继续调查，发现还有24名中共重要干部，被秘密关押、已判重刑。
他再度出手，冒险将他们一个个救出，手法干净利落，动静极小。
年底，南雄后方医院来了一位住院养病的特殊病人——红十一军前军长古大存。
经古鸿烈介绍，两人相识。
短短数次交谈，便惺惺相惜。
莫雄当即邀请古大存在司令部任上校参谋长，甚至放权让他组建班子，红十一军的郭大同等人也被调来任职。
古大存不止做事，还传思想。
他常用司令部的发报机与红军联系，也常与莫雄探讨共产党纲领与抗日主张。
莫雄听得认真，记得更深。
他不仅不设防，反而全力协助。后来粤省委在南雄举办党训班，他开放场地、保障安全、甚至派人保护。
更大胆的，是那一桩桩“地下”举动：掩护行动，安排交通，营救同志，释放被捕党员，事无巨细。
1939年，他调任韶关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兼任北江抗日游击司令。中共“北特”组织派出黄桐华等十余人，渗透至其部任职。
黄先任副主任，后升主任，深入清远、英德、佛冈一带招兵买马，发展青年抗日队伍。
后来莫雄任“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黄桐华任副司令。
于是黄以莫雄名义和印信发展组织，营救同志，开展反蒋抗战工作。
期间，莫雄提供的不仅是职位，更是资源。
他主动将敌伪情报交由云广英转送省委。
甚至把保安司令部与专署的空白通行证全部交出，用作地下党活动掩护。他还批量提供枪械、弹药，支援地下武装。
经费问题也解决得极为巧妙。
他在家乡设立“义和店”，地下党员任经理，对外是商铺，对内是北江特委交通站，持续为中共地委提供巨额经费。
这场合作持续了整整两年半。期间，他多次受中共粤北省委书面表扬。
1944年，一纸电令杀机重重。
余汉谋来电，命令立即抓捕黄桐华等四名共产党员。
蒋系早已起疑，刀口压近。
莫雄再一次站出来。他说了一句话，语气冷峻坚定：“我用我的头颅担保，他们不走。”
就这样，黄桐华等人继续留任，毫发无伤。
一定要找到他抗战胜利，山河尚未重整，内战阴霾悄然逼近。就在这个动荡的转折点上，莫雄依旧没有选择退场。
他没有退隐乡间，也没有高调邀功，而是继续留在国民党系统，先后出任县长、专员、“清剿”司令等职务。
但他“清剿”的对象，和别人理解的不太一样。
北江地区，游击武装逐渐活跃。
表面上，莫雄奉命剿匪，实则另有安排。
他悄然任命一位老友担任少校参谋——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地下党员刘强。
这个任命，并非偶然。莫雄深知，只有信得过的人，才能打得开他要传递的那扇门。
刘强上任后，立即与北江游击队取得联系，搭建起情报传输的秘密通道。
通过他，莫雄源源不断地向游击区输送物资。
弹药、药品、军需、通行证，一件不少，甚至连整整三千双脚上的胶鞋也早早准备好送去前线。
1948年，局势更加紧张，莫雄升任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
他继续以“剿共”名义掩护地下工作，大量情报与物资经由秘密渠道流入游击区。
他甚至冒险营救了5名被捕的中共党员，将人从虎口中拉出。
然而，到了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已是强弩之末。
清算和疯狂并行，广州街头，血雨腥风愈演愈烈。
军统特务李及兰下达密令，要“枪决莫雄”。
理由很简单：他“通共”。
莫雄收到风声，深知此去凶多吉少。
当夜，他不声不响地潜逃香港。就这样，一个在风雨中游走几十年的老将，再次从历史漩涡中隐身。
广州解放后，毛主席亲自提起此人，对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说：“还记得广东有个莫雄吗？”
毛主席接着强调：“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一定要安排他的工作。”
这是毛主席对一位隐秘功臣的郑重认定。
叶剑英亲自致信，并派专人赴港迎接莫雄归来。
莫雄归来后，当得知毛主席称他为“老朋友”“老同志”，一时语塞，随即动容。
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
1949年11月，莫雄被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主政地方，稳定北江、大北江一带的秩序，为新政权的建立扫清杂音。
1951年，他出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1955年升任副主任。
1980年，莫雄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
他这一生，未曾真正站在聚光灯下。
但在隐蔽战线，他化解过无数杀局；用沉默与决绝，保全过太多生命。
他不是党员，却被党称为“同志”；他是国民党将领，却被领导人亲口点名必须找到。
这份信任，这份评价，在中国革命史上，屈指可数。
参考资料：党外奇人莫雄二三事
杨晓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