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时，就知道了广州三元里百姓抗英的英勇事迹。但那时，不知是老师未讲到还是我没用心听，多年来，在我的记忆中，三元里是位于广州城很远的偏僻山区。

此行到广州，就想去三元里看看。考虑到可能交通不便，便向朋友提出，可否请劳烦他开车送我一趟。

朋友听后，先是一愣，然后笑着爽快地答应了，末了还补充了一句：看来你老对我们广州实在是太不了解呀！

坐上朋友的汽车，座位还没坐热，汽车就在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馆门前停下了。三元里怎么会在城区？我正疑惑，朋友笑着对我说，三元里其实比我们公司更靠近老广州城！

原来，清代的广州城仅只个位于珠江北岸方圆三公里的小城，也就是现在广州市内环线里的一小片地区。老广州城地方不大，市政府、中山纪念堂、陈家祠堂、永庆坊和越秀公园都在这里。三元里则是位于老广州城北面的一座村庄，三元里村的北面，便是热闹非凡的白云山。如今，这里全都成为广州市的中心区域。

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馆也叫三元古庙，建于清代初年，原先是一座祭祀北帝的道教小庙。

看介绍，这座三元古庙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在公布文物中的编号是“1”，所以人们又把这座古庙称为“国宝一号”。

古庙前庭院有一个鼎式香炉，两边几棵枝叶繁茂的榕树，遮阴蔽日。

纪念馆里，陈列着不少村民的抗英史料，三星旗、大刀、长矛、英军军服，还有不少的壁画……三元里百姓抗英斗争的画面仿佛就展现在眼前。

三元古庙

自十八世纪之初，以英国人为首的外籍商人大肆向中国贩卖鸦片，导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使中国大量白银外流，财政枯竭，国库空虚；鸦片在中国的泛滥，还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衰落。故而，清政府便委派林则徐于1838年底出任钦差大臣，赴广州主持查禁鸦片。林则徐一到广州，便立刻向所有的外籍商人发出通牒，限定三日内交出全数鸦片，并出具书面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

不久，林则徐于1839年6月3日起，在虎门公开焚毁鸦片2376254斤，给英国鸦片商以沉重的打击。

1839年7月，英国水手在广州九龙尖沙咀村内酗酒闹事，打死中国村民。清政府要缉拿凶手，英国人却藐视中国法律，自己轻判了事。林则徐便于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海外贸易，驱逐英国人出境。1840年1月5日，林则徐又根据道光皇帝的旨意，宣布封锁广州的港口，断绝与英国的贸易。

1840年6月，为了攫取在华利益，英国政府派出军舰47艘、陆军4000人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了广州、厦门附近的海口，并向广州发起攻击，中英鸦片战争由此开始。

由于广东沿岸在林则徐的督饬下，早已有所防备，英国军舰占不到便宜，便沿海北上，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后，又继续北上，到达天津大沽口，直逼北京。道光皇帝害怕战火殃及京城，被迫向英军求和，并将林则徐革职，改派钦差大臣琦善去广州和英军谈判。由于英军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致使谈判迟迟未果。

1841年1月7日，英国全权代表义律决定以战促谈，便命令英军发起进攻。由于钦差大臣琦善为讨好英国人，主动拆除多处军事设施，致使广州城外的虎门外的大角、沙角炮台相继失陷。

面对军事上的失利，琦善被迫于1月25日与英国人签订了《穿鼻草约》，答应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第二天，英军就迫不及待地占领了香港。好在《穿鼻草约》并未经中国皇帝批准，琦善也没有在草约上盖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由于琦善擅自签约，道光帝下旨把琦善抄家革职，另派侍卫内大臣奕山前往广州，接替琦善，指挥广东的抗英之战。

清军虽奋勇作战，但终不敌英军，虎门炮台于2月23日失陷。其后，在2月26日的大虎山炮台之战中，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5月24日，英军又对广州城发起进攻。很快，广州城附近要地尽皆丢失。面临困境，奕山竖起白旗求和，并和英方签订了《广州合约》，以支付给英军600万银元的赎城费、外省军队撤离广州等条件，换取英军交还炮台、退出虎门。

但得到便宜的英军却继续赖在广州城内，并把指挥部设在广州城北的四方炮台，炮口直接对准广州城内。

5月29日，盘踞在四方炮台的一股英军到广州西北郊的三元里、泥城、西村、萧冈等村劫掠，甚至挖坟开棺哄抢随葬品，还侮辱菜农韦绍光的妻子。当地百姓怒不可遏，纷纷起来抗击，打死打伤数名英军。

为防止英军前来报复，当地百姓便在村北的三元古庙前集会，相约以庙中的“三星旗”为令旗，共同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同时，还联络了附近北郊、南海、番禺、增城各地103个乡的农民约一万五千人，打出“平英团”的旗号，齐聚在三元里村东北的牛栏岗，准备利用此处的复杂地形，诱歼敌人。并约定，一旦发现英军，就“一乡锣响，众乡响应”。

三元令旗

次日，百余村乡民手持戈矛棍锄，围困了四方炮台。

英军司令卧乌古派英军出击。乡民佯装败退，将英军（多为印度雇佣兵）30余人诱导到牛栏岗。此时突降大雨，印度雇佣兵的燧发枪火药受潮不能发射，民众拿着镰刀，锄头，铁锹，木棍等简陋的武器，冒雨反击，打的英军狼狈不堪。直到英军两个连前来增援，他们才得以逃回四方炮台。此战，打死英军5人，打伤23人。

5月31日，三元里百姓再次包围四方炮台。附近花县、增城、从化等地百姓也赶来助阵，围困炮台的百姓增至上万。

英军司令卧乌古急忙向清军广州将军奕山求助，请他派兵驱散这些“聚众滋事”的乡民。并声称，如果不解除包围，主力英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

广州将军奕山便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带领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出城，劝退围攻四方炮台的乡民。撤退之时，当地百姓还张贴出《申谕英夷告示》，警告英军： “若敢再犯，不用官兵，不用国帑，我等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害也！”

严格地说，三元里之战，算不上一场重大胜利，也无法改变英军继续肆虐中国沿海的结局，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民间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表明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反抗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

据说，清朝末期，粤东就曾流传民谣说：“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三元里百姓抗英之役，诠释了这一民谣。

如今，早就天翻地覆慨而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