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大规模兵团作战，估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具有战略决战意义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其实，早在距此半年前的中原战场上，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粟裕便在豫东战场上进行了人民解放军首次大规模兵团作战的成功实践。

说起来，战役的最终胜利还要“归功于”国民党整编第5军军长邱清泉和第7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在战役中迥然不同乃至有些背道而驰的作战部署，邱清泉好战，急功近利，而区寿年好守，亦步亦趋，因此造就了豫东战役第二阶段原本可以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两大国民党主力军拉开了足以让我军分割包围、聚而歼之的有效距离和绝佳战机。

其实，按照粟裕早期的部署是以陈士榘、唐亮兵团3个纵队由河南许昌向淮阳运动，吸引邱清泉指挥的第5军、第83师和75师组成的兵团力量南下淮阳地区，与此同时调集5个纵队南渡黄河吸引邱清泉兵团回师北进，而后借机让两路大军南北对进，一举歼灭邱清泉兵团主力。

这一作战方略本身并没有缺陷，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个细微的变化往往就是影响整个战局的关键。因获悉华野部队南渡黄河后的老蒋急令邱清泉向鲁西南地区回防，同时调集四个整编师前往增援，加之南北夹击邱清泉兵团的部队尚未完全到位，原本有把握集中8个纵队围歼邱清泉兵团的粟裕也不得不适时调整战略，而这一次战略调整，奠定了未来中原战场上国共双方的最终格局。

形势紧迫，粟裕在一边致电中央军委的同时一边部署围攻国民党河南首府开封的战斗计划。其实战略目的很简单，就是以开封为中心围点打援，调动国民党增援部队的同时在运动中予以歼灭之。

此时的开封城内虽有3万余人的守军，但除了国民党整编第66师4个主力团外，其余半数以上均为地方保安团，战斗力自然不可与正规军同日而语，加之中原的国民党军胡琏、邱清泉、刘汝明等主力部队均被集结于鲁西南或其他距离较远地带，因此，粟裕完全有把握让陈士榘、唐亮兵团一举攻占开封，而身处南京的老蒋自然也知道开封守备力量的薄弱，一边紧急调邱清泉、区寿年、胡琏等4个兵团约20万人火速前往驰援，一边乘转机飞临开封上空向守军主将喊话打气。

很显然，老蒋的这番操作对挽救即将失陷的开封孤城而言并没有起到多少效果，唯一能令他欣慰的或许就是整编第66师师长李仲辛战至最后时刻阵亡，给了他一个以身殉国的交代，仅此而已。

而达到调兵增援开封目的的粟裕则很快下令放弃开封，南下通许一带，继续调动增援部队南下并相继歼灭一部。很快，他将目光锁定在了新组建的区寿年第7兵团身上。一来这支部队是临时东拼西凑组建而成，新兵多、装备差，在指挥力和战斗力方面普遍薄弱；二来因区寿年与邱清泉之间的微妙关系，致使本该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的两大兵团足足拉开了40余公里的距离，为整体围歼区寿年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说起这位区寿年，经历也是颇为丰富。早年曾在舅父蔡廷锴的保送下进入粤军阳江军事教习所学习，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中随蔡廷锴脱离队伍，后参加由蔡廷锴、蒋光鼐率19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反蒋行动，失败后赴香港寓居，而后出走德国学习军事。

抗战期间，区寿年曾随蔡廷锴依附于桂系队伍，后因受排挤而离职。抗战胜利后，区寿年出任国民党第6绥靖区副司令官，直至1948年6月任新组建的第7兵团司令官。

从履历上看，他与邱清泉这位黄埔高材生在老蒋心目中分量自然不可相提并论，也正因如此，进占开封的“功劳”成了邱清泉这位嫡系将领的，而他则只能以“跟班”的形式紧随邱清泉兵团之后挺进。

区寿年的徘徊不前自然有其本身的谨慎乃至畏战心理，但对同为兵团司令的邱清泉指挥自己南下行动的“命令式”口吻，他还是颇有微词，至少在和自己部属沈澄年交流中曾这样表达了对老蒋重用嫡系而排斥旁系部队的不满：

“他（老蒋）的部队有哪个给他长脸了，从陈诚到张灵甫，从胡宗南到刘勘，一个个不是败在共军的阵下就是成为枪下冤魂”

足见区寿年对当时老蒋的一系列作战方案和人事安排上的不满。或许此刻他正寄幻想于华东野战军围歼争先恐后、急功急利的邱清泉兵团，无论如何不会料到，按兵不动的自己即将成为粟裕在豫东战场上的“囊中之物”，道理其实也很简单，柿子专挑软的捏。

1948年6月27日至29日，华东野战军以第1、4、6三个纵队在龙王店地区完成对区寿年兵团分割包围，第3、8、10三个纵队完成对邱、区两兵团的分割阻击，同时以中原野战军一部牵制信阳增援的胡琏兵团，为全歼区寿年兵团提供保障。

老蒋故技重施，一边飞临上空喊话提振士气，一边急令邱清泉和新组建的黄百韬兵团驰援区寿年兵团。尽管邱清泉有着作战勇猛且近乎疯狂的“邱疯子”绰号，但在负责阻击的华野10纵司令员宋时轮面前，他没有占到一丝便宜，在距离龙王店20余里的地方，邱清泉眼睁睁看着区寿年兵团覆灭却无法前进一步。

而另一路援军指挥官黄百韬，更是一马当先带头冲锋在前，但很快也被华东野战军包围于距离龙王店20余里的帝丘店地区不足10公里的狭小地域。战至7月6日，区寿年兵团全军覆没，其本人也成为我军在解放战场上首个俘虏的兵团司令。而随着华野各部队陆续撤出，黄百韬也算暂时脱离了险境。

或许是得益于日后蔡廷锴的多方协调，或许是彼时我军对待战场俘虏和战犯制度并未趋于完善成熟，亦或是区寿年本人在改造学习期间态度端正积极，总之，这位首个被俘的兵团级将领于建国后的第二年释放，先后担任过广州市政协委员、政协常委等职务，于1957年初因病去世。

如今，再看这段豫东大捷的名场面，在为粟裕敏锐的战场洞察力和高超的军事指挥力所折服的同时，也不由想起了教员那句振聋发聩般的话语：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