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夜，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曾经战火纷飞的三迤大地再度呈现出昔日勃勃生机与活力。

作为最后一任公认的“云南王”，卢汉的起义方式较之于国内其他战场的同仁们，显得更为成熟睿智些。除了牢牢掌握嫡系部队在手之外，他以时任西南军政最高长官张群的名义将驻守云南的国民党将领及特务头领尽数扣押至昆明五华山的卢公馆，继而宣布起义决定。随后，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和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人纷纷在卢汉拟定的和平起义宣言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这样一来，卢汉这场“鸿门宴”的巧妙之处便凸显出来了。一方面是“兵不血刃”的化解了起义前的军事冲突，营造出群龙无首的局面，使反动势力因忌惮各自主帅安危而无法采取极端行动；另一方面，扣留一批军政要员对人民解放军解放全省的阻力将起到缓解作用，加之李弥等人虽被动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但对其他战场上正在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力量将起到舆论宣传后的动摇和瓦解作用。

此后，张群、李弥、余程万等人出于私交或军事谈判需要，尽皆被卢汉释放，唯独沈醉于次年3月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进驻昆明不久后按战犯移交到了昆明军管会主任陈赓的手中。

说起这位时年36岁的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中将站长，其身上笼罩的光环不可谓不多。除了早年在军统中与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为“四大金刚”外，后期与周养浩、徐远举又并称为“军统三剑客”。此外，18岁时由身为军统元老的姐夫余乐醒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特务集团中华民族复兴社的他，十年间便由一名普通的交通联络员一跃成为深受戴笠器重的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这份跨越式高升，在军统内部绝无仅有。

直至解放战争初期，沈醉出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并在1949年11月云南解放前夕被任命为国民党云南专员公署主任兼游击总司令，同时晋升中将军衔，此时的沈醉不过才35岁。

当然，老蒋这种战前提拔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个中意味沈醉自然也心知肚明。只不过让他没能料到的是，自己的中将位置仅仅维持了19天，屁股还没坐热便在卢汉的精心策划下成了“瓮中之鳖”。

至于卢汉为何放走其他人而将沈醉、徐远举等特务人员按战犯移交人民解放军，除了缺乏统战价值外，其本人对于特务集团的嗤之以鼻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要知道沈醉由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到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的身份转变，与1949年初卢汉借昆明民主运动高涨之机向老蒋施压撤销云南所有财审和特务机关有着直接关联。

加之云南起义前夕，卢汉对保密局逮捕关押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始终贯穿“等”、“拖”、“靠”等策略，尽浑身解数保护大批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这与老蒋和毛人凤授意下的沈醉等人密谋策划整肃暗杀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油盐不进的顽固到底态度，自然让卢汉对其深恶痛绝。

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沈醉最终以战犯的形式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成为接受改造大军中的一员。但围绕“战犯”和“起义”的话题，沈醉的争取行动始终未曾中止。

一来在卢汉昆明起义后，无论出于主动开诚布公亦或是被动交待，沈醉将国民党军统在昆明的徐远举、周养浩、郭旭和成希超等人和盘托出，一并交出20多部电台、武器、下线谍报人员及潜伏组织等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二来受保密局自身程序保密严苛的影响，加之卢汉坚持按“战犯”移交的举措，使沈醉缺乏与我军起义将领条件相契合的直接证据证明。

由此，沈醉在功德林的10年时光里，除了积极接受思想改造外，收集有效证据以证实自己的起义身份成了他乐观向上的唯一动力。

好在时间推移到1960年11月28日，作为第二批接受特赦人员且是最早特赦的唯一军统要员的沈醉得以重新融入社会，以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的工作身份一边撰写具有历史价值的回忆文稿，一边抽调时间整理补充自己云南起义前后档案，争取早日明确历史身份。

1980年，经中央有关部门审议档案后宣布，沈醉本人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同时提升行政级别并享受副部级待遇。四年后，经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定，撤销其1960年的特赦通知书。

值得一提的是，抛却“战犯”标签的沈醉于1980年底在女儿陪同下赴香港探亲之际，曾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放下大陆生活，选择寓居物质条件更佳的香港、台湾亦或是国外，兴致正浓的沈醉意味深长的说了八个字：

“苦海无边，岸在北京”

或许，他曾有过怨恨、矛盾和对立，但在重获新生的这一刻，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是战犯或是起义将领，留待后人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