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1日凌晨，距离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战略成功在锦州攻坚战中得以实践后的第六天，时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的郑洞国率长春残余守军放下武器，正式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自此，一度被东北野战军围困达5个月之久的孤城长春得以重获新生，辽沈战役大局已定。
不过，相比于其他黄埔系出身且有一定知名度的国民党将领，郑洞国在战役中的表现显得颇为复杂。他既没有采取像日后淮海战场上黄百韬、邱清泉抱定必死决心的“愚忠”式行为，也没有像此前创造了“四平保卫战”辉煌的陈明仁一般在长沙毅然率部通电起义，更没有像王耀武、杜聿明等人提前酝酿构思化装逃跑计划而一走了之，出乎意料的是，郑洞国在长春战役的最后时刻才选择放下武器，以放弃抵抗的投诚形式为战役结局划上了圆满句号。
要知道长春城自1948年6月中旬开始便已成为东北野战军的“囊中之物”，之所以一段时期内坚持“围而不打”的战略原则，也不过是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在攻占长春与锦州两处战略要地的先后顺序上摇摆不定罢了，而这也恰好为指挥长春战事的郑洞国一个充分考虑何去何从的立场选择时间。
只不过，就郑洞国最后的投诚行动表现而言，依然不乏仓促慌张和不甘落败的色彩，这不禁让人产生疑惑，郑洞国指挥长春战役的一个周时间里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经历？
这一切，要从当年3月份东北野战军收复四平之战开始说起。
1948年3月13日，经过充分休整和准备的东北野战军向驻守四平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最后的猛烈总攻，一举收复了这座曾在解放战争时期几易其手的战略城市。与此同时，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为避免周边部署部队被我军各个击破的风险隐患，随即命令“副手”郑洞国前往长春坐镇指挥，并将原驻守永吉地区的国民党第60军一同撤退至长春坚守。
说白了这无非就是“弃车保帅”式的操作，放弃零散的城市据点而将东北国民党主力全部集中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处，在牵制东北野战军南下兵力的同时也方便集中优势兵力相机与其展开决战。当然，无论身处南京的老蒋，还是身在东北指挥所的卫立煌和郑洞国、廖耀湘等人都清楚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便是这三处大城市已沦为东北野战军分割包围下的孤立点，无论其中哪一处受到攻击，其余两处的部队增援都会显得捉襟见肘。
郑洞国自然清楚此时派遣自己赴长春督战，无异于飞蛾扑火，这种强烈的主观感受，丝毫不亚于日后淮海战场上即将摆脱华野包围圈的杜聿明突然收到老蒋关于调头解围黄维兵团时的那种无奈和落寞。只不过，郑洞国比起“军人天职”意识浓厚的杜聿明而言，还是鼓起勇气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固守长春最终不可避免的会面临解放军的大举围歼行动，倒不如主动放弃长春，将原驻守长春的新7军和退守的60军作为锦州和沈阳之间的机动部队，届时进可攻、退可守。
无论是出于对战局冷静分析后的判断，亦或是为了逃避这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固守计划，郑洞国果断向卫立煌慷慨陈词了自己的作战方略，同时作为条陈建议传递到了南京的“蒋校长”面前。
结果可想而知，且不说卫立煌以曾经中国远征军出征印缅战场的光辉岁月充当感情牌规劝郑洞国赴任，即便能尝试说服自己曾经的“老领导”，但在视战略要地得失为战争胜负关键的老蒋面前，他实在有些鞭长莫及。
更何况此时的老蒋正在筹备迎接自己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在这个时候放弃长春，国际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万般无奈下，充满“临危受命”意味的郑洞国于3月下旬飞赴长春，自知此一去将身陷囹圄的他或许已然料到最终的结局，只是作为尚未退去戎装的军人，他必须要为自己的最后一班岗尽到一丝责任。
此时的长春虽与周边城市分割孤立开来，但尚未完全处在东北野战军包围之下，郑洞国在召集所属的新7军和60军召开军事会议后决定主动向北向西出击外围的机场防线一带，以图扩展生存空间，为长春守军预留出最后的“退路”；与此同时，一场守城部队主导的大规模粮食采购行动也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很快，郑洞国发现自己落入了围攻长春的东北野战军第一前线指挥所，即后来的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预设的“引蛇出洞”圈套中。尽管郑洞国急令北进拓展空间和征集粮食的新7军新38师和60军第182师回防，但仍旧不可避免的面对了城西大房身机场的失陷结局。
这样一来，原本可供撤退的区域便被彻底断绝了，等待10万长春国民党守军的，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困消耗战。
对郑洞国而言，最先面临的自然是粮食危机。一边是国民党方面空投粮食的飞机因遭遇东北野战军高炮部队的密集火力网而被迫终止行动，所投运的粮食对十万守军而言不过杯水车薪；另一边则是因国民党军内部军商勾结倒卖粮食行为加剧了民众与守军的矛盾，抢粮抢物现象在长春城各界中屡见不鲜却又屡禁不止。
这样疲惫不堪的困守时光自1948年6月下旬持续到1948年9月中旬打响的辽沈战役。随着东北野战军集中主力决战于锦州地区之际，郑洞国意识到属于自己突围的时刻似乎悄然来临了。
很快，以新38师和182师为主体的突击部队集中火力向城北作试探性突击前进。遗憾的是，一连三天下来，自己的突击队伍也只在距离城外10余里的区域与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对峙不前。而更让他心灰意冷的是，老蒋在这举步维艰的时刻传来了一封命令自己率部南下经四平向东南转进的电文，对郑洞国而言，这不仅是火上浇油的操作，更是对战场形势变化毫无概念的天方夜谭。
10月16日，即锦州城破的第二天，郑洞国再次收到了飞赴沈阳督战的老蒋发来的突围指令，唯一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次的撤退路线是由城东向永吉方向靠拢，继而沿磐石、梅河口一带南下清原、沈阳会合。接令后的郑洞国旋即召开军事会议确定自17日凌晨起执行突围计划，并决定由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打头阵”。
曾泽生的第60军原本就是自己早年在滇军时参与组建的一支云南子弟兵部队，在抗战初期的台儿庄战役时创造了禹王山阻击战的奇迹，而后陆续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等正面战场知名战役，在抗战胜利前夕曾协助滇西的远征军光复越南境内的勐烘、坝洒、沙坝等地并在越南参加日军受降。
这样一支坚定抵御外侮的热血军队，在解放战争初期面对老蒋调入东北的决定自是充满愤懑。进驻东北的次月，即1946年5月30日，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毅然率部在辽宁海城起义，震惊全国之余，也进一步加深了军长曾泽生一贯坚持反对内战、拥护和平的初衷。
这次的长春突围，无疑给了曾泽生一个借机动员60军军官脱离国民党阵营的最佳缘由。在孤军困守的客观严峻形势和被迫充当突围撤退时“炮灰”角色而区别对待的双重因素渲染下，60军全体官兵于10月17日上午通电起义，将长春东城区域交由东北野战军接防。
至此，属于郑洞国的军事生涯已经完全进入了倒计时刻，但此时的郑洞国仍旧在做着内心深处的艰难挣扎，对他而言，曾泽生这样没有嫡系基础的地方派系战场起义投诚并不意外，但自己既是蒋校长的黄埔系学生，又曾深受其知遇和提携之恩，内心深处始终无法逾越这道可能会被世人冠以“忘恩负义”的鸿沟。或许，正如当时周恩来向东北局致电中提到的那样：
“围长春各部队对郑洞国取威逼政策，暂时不予攻击，以促其变化。郑洞国系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可争取起义、投诚，这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当会很大。应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
猝不及防的阵前起义，让原属于第二梯队突围的新7军不得不紧急退回原防区，两天后的10月19日，接替病中的新军长李鸿主持全军工作的副军长史说在郑洞国不置可否的态度下主动与我军达成投诚协议。
至此，身处长春城最后一处据点——中央银行大楼里的郑洞国在了解大势已去的现实后，立时欲杀身成仁，但迅速被身边的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和卫士拦阻，紧接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国民党陆军中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在兵团将领的劝诫和“挟持”下被迫同意放下武器向东北野战军投诚。
或许，直至最后战败他仍心存不甘，那种强烈的军人战斗意识和忠于指挥的坚定意志促使他很难做出象征失败的放下武器行动，归根结底，郑洞国仍是一个职业军人，乃至是一个具有传统思想的军人。
这点和兼具政客身份的王耀武、杜聿明、胡宗南等黄埔同期生相比还是有明显差异的。但正如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他的“老实”二字评价那样，这种老实决定了他从一而终的军事生涯。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不是郑洞国本人独有的和在此前抗战大局中展现出的军人特质，或许对待这样一位负隅顽抗的反动派力量代表，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般“一直打到完全胜利”，也就避开了如此大费周折的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手段促成郑洞国最终“投诚将军”的圆满结局。
说到这里，不禁让我联想起此前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顶级谋士邬思道对康熙皇帝的一句评价，放在人民解放军对待郑洞国的态度上恰到好处：
“这一计虽苦，却也是菩萨心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