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周总理远赴苏联，毛主席指定董必武，让他担任代总理

1950年初，莫斯科寒风凛冽。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里，毛主席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了僵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迟迟未有进展，斯大林更是以各种借口推脱会面。此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既需要与苏联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又要维持国内日常政务的运转。一个紧急电报从莫斯科发往北京，周总理即将启程赴苏。然而，谁能在这关键时刻接替总理的重担？为何毛主席会毫不犹豫地点名让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同志担任代总理？这位老同志又是如何在短短两个月内，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使命？

一、董必武的革命生涯

1886年，湖北黄陂的一个书香门第迎来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的董必武。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董必武的父亲是当地一名教书先生，家中藏书万卷。年幼的董必武在父亲的熏陶下，在诗书中长大。

1904年，18岁的董必武考中秀才。与其他秀才不同的是，他不满足于四书五经的世界。那时，梁启超的《新民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开始在湖北传播。董必武经常与同窗密谈时局，探讨救国之道。

1905年春天，董必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将自己苦读得来的功名束之高阁，辞去了在家乡教书的差事，只身前往武汉。在武汉，他拜访了同盟会的成员，正式投身革命事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夕，董必武在武昌城内一家茶馆里，与黄兴等革命志士密谈。这家茶馆后来成为了革命党人的重要据点。10月10日当晚，起义的枪声在武昌城内响起，董必武立即投入到革命行动中。

1914年，董必武远渡重洋，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那时的日本，是许多中国革命者的集散地。董必武在此不仅系统学习了新知识，更深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18年，董必武回国后来到上海。在上海，他遇到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三人在一家茶馆中进行了长谈，讨论如何在中国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这次谈话，为后来在武汉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埋下了伏笔。

1920年春，董必武在武汉的一间旧式宅院里创办了平民夜校。这所夜校表面上教授文化知识，实际上是传播革命思想的基地。当时的董必武，靠着变卖家产、典当衣物维持学校运转。他常常只有一条裤子，上课时还需要借用朋友的衣服。

1921年，董必武从武汉启程，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与其他代表一起制定了党的第一个纲领。作为最年长的代表之一，他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1922年至1925年间，董必武在武汉一带组织工人运动。他亲自深入到汉阳铁厂、武昌织布厂等地，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在他的带领下，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力量。

从秀才到革命者，从教书先生到地下工作者，董必武的转变震惊了很多人。当年与他一同读书的同窗曾感叹：＂谁能想到，那个能把《四书》倒背如流的秀才，会成为一名革命者？＂

二、特殊时期的重任

1950年1月9日，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送到了中南海。这封电报的内容只有短短几行字，却牵动着新中国的命运。电报是毛主席亲自拍发的，要求周总理立即动身前往苏联。

在苏联，毛主席与斯大林的会谈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谈判的核心是1945年国民党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份条约不仅让苏联在东北和新疆获得了特权，还让中国失去了外蒙古的主权。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这份不平等条约必须重新谈判。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始终态度模糊。每当毛主席提出要修改条约时，斯大林总是转移话题，谈论其他事情。有时候，他甚至以身体不适为由，推掉与毛主席的会面。

1月4日的一次会谈中，斯大林突然对毛主席说：＂这个条约的问题，还是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谈吧。＂这句话让毛主席意识到，必须请周总理来莫斯科，打开谈判的局面。

但谁来接替周总理的工作？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仅仅三个月，百废待兴，总理的工作一刻也不能停。

就在这时，毛主席想到了董必武。在给周总理的电报中，毛主席专门写道：＂我建议由董老暂代总理职务，你意下如何？＂

周总理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在他看来，董必武不仅资历深厚，而且在行政工作方面经验丰富。1949年10月至12月，董必武就曾代理政务院的部分工作。

1月10日，一场特殊的交接会在中南海举行。会议室里只有周总理、董必武和几位核心工作人员。周总理将近期的重要工作一一交代，特别强调了春节前后的救灾工作。

这次交接会开了整整六个小时。当天晚上，周总理就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专列。而董必武则立即投入到工作中，第一件事就是召开救灾工作会议。

让一位64岁的老同志担任代总理，在当时确实是个大胆的决定。但毛主席深知，董必武曾在大革命时期主持过武汉政府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又领导过华北人民政府。他的能力和威望，足以担此重任。

更重要的是，董必武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培养了一种特殊的工作能力：善于处理各方关系，协调不同意见。这正是担任代总理最需要的素质。

在莫斯科，周总理的到来确实改变了谈判局面。但在北京，董必武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如何在两个月内，既要保持政务院工作的正常运转，又要为在莫斯科谈判的领导人提供坚强后盾。

三、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925年的一个深夜，武汉大学校园内灯火通明。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董必武正与周恩来低声交谈。这是两人第一次深入交流，却为日后的革命友谊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周恩来正在组织五卅运动，专程来武汉寻求支持。董必武不仅立即答应提供帮助，还将自己在武汉大学建立的地下党组织网络介绍给了周恩来。这个网络后来成为五卅运动在武汉地区的重要力量。

这段往事鲜为人知，直到1964年，周总理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才首次提起：＂董老在武汉大学的工作，为党在长江流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那时候我去武汉，第一个就找他商量。＂

1920年，董必武创办武汉大学的经历更是充满传奇。当时的武汉还处在军阀统治之下，创办进步学校并不容易。董必武以＂培养实业人才＂为名，向当局申请办学。实际上，这所学校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为了掩人耳目，董必武将学校的课程设置得很特别。表面上开设工商管理、农业技术等实用课程，暗地里则在晚上组织进步学生学习革命理论。他还特意在校园里种满了桂花树，这些树下的凉亭成了地下党员联络的安全地点。

1923年，武汉大学发生了一件意外。一名学生在军阀的搜查中被发现携带革命书籍。危急时刻，董必武以校长身份出面，声称这些书籍是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这才化解了危机。

在南方局工作期间，董必武展现出了非凡的特工指挥才能。他创立了一套独特的情报传递系统，利用武汉码头的船工和茶馆掌柜作为情报员。这个系统不仅安全可靠，而且信息传递迅速。

1943年，一份关于日军调动的重要情报需要紧急传递到重庆。董必武派出的信使竟然是一位卖梨的小贩。这位小贩推着水果车，穿过日军的重重检查站，最终将情报安全送达。这个看似普通的小贩，实际上是董必武精心培养的特工。

更令人惊讶的是，董必武在武汉期间还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文化沙龙＂。这个表面上研究诗词歌赋的沙龙，实际是党的秘密联络点。许多重要的革命任务，就是在吟诗作对中悄悄完成的。

1948年，董必武的这些特工工作经验派上了大用场。在准备解放武汉的行动中，他利用多年前建立的情报网络，绘制出了一份详细的军事要地图。这份图纸为解放军攻克武汉提供了重要帮助。

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直到多年后才陆续被揭开。它们不仅展现了董必武的多面性，更说明了为什么毛主席和周总理会如此信任他，让他在关键时刻担任代总理这一重任。

四、两个月的代总理岁月

1950年1月11日，董必武正式走上代总理岗位的第一天。当天早上六点，他就来到了政务院办公室。秘书递上来的第一份文件，就让这位64岁的老同志眉头紧锁。

这是一份关于全国粮食供应情况的紧急报告。报告显示，由于连年战乱和自然灾害，全国多个地区面临严重粮荒。特别是华北地区，已有民众开始食用树皮充饥。

董必武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连续工作了十八个小时。当天晚上，一份《关于紧急调运粮食救济灾区的决定》出台。他还特别要求在春节前，务必将第一批救济粮食送到灾区。

一周后，第一批粮食运输车队从南方出发。为了确保运输安全，董必武亲自调配了铁路警察护送。当得知有些地方道路损毁严重时，他又紧急调动工程队抢修道路。

这场抗击饥荒的战役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董必武的一个决定。他下令将原本计划用于政府机关的部分储备粮，全部调拨给灾区。当有人提出异议时，他说了一句话：＂宁可机关吃粗粮，也不能让老百姓挨饿。＂

粮荒问题刚有缓解，新的挑战又接踵而来。2月初，全国工业生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重要的工业会议，涉及全国150个重点工厂的复工计划。

会议期间，董必武每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白天参加会议讨论，晚上审阅文件，常常工作到凌晨两点。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杯浓茶，这成了他支撑高强度工作的唯一＂营养品＂。

在这两个月里，董必武还面临着一个特殊的挑战：如何与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保持联系，及时通报国内情况。由于当时通讯条件有限，每天只有固定的两个小时可以发电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董必武创立了一个＂简报制度＂。他要求各部门每天下午四点前提交工作要点，然后由专人整理成简报，在晚上八点准时发往莫斯科。这个制度后来成为政务院的一项固定工作制度。

在处理日常政务之外，董必武还特别关注教育问题。他在这两个月内，批准建立了三所新的高等院校，并为多所学校拨付了专项经费。这些决定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打下了重要基础。

到了3月初，当周总理从莫斯科回来时，政务院的工作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取得了多项重要进展。粮荒得到控制，工业生产开始恢复，教育事业有序发展。而这一切，都凝聚着这位老同志两个月来的心血。

一份保存在档案馆的工作日志显示，在这两个月期间，董必武共主持大小会议86次，签发重要文件312份，接见各界人士198人次。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8小时，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

五、革命精神的传承

1950年3月4日，当周总理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董必武立即向他汇报了这两个月的工作。在听取汇报时，周总理多次点头称赞。特别是当听到董必武如何处理粮荒问题时，周总理说道：＂这样的工作作风，正是我们党的传统。＂

这种工作作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一直被传承下去。1951年，政务院开始推行＂首长负责制＂，这项制度的很多具体做法，就来自董必武担任代总理期间的工作经验。

例如，董必武在处理紧急文件时创立的＂红签批＂制度，一直沿用至今。这种在重要文件上加盖红色印章的做法，既突出了文件的紧迫性，又便于各部门迅速识别、优先处理。

董必武代理总理期间建立的另一项制度是＂现场办公＂。每当遇到重大问题，他都坚持到实地考察。这种做法后来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1952年，周总理就多次在讲话中提到：＂要学习董老同志实地调研的好传统。＂

在处理与地方关系方面，董必武也留下了宝贵经验。他主张中央各部门要多听取地方意见，不能＂闭门造车＂。这一理念对后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4年，当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时，董必武的这些工作经验被总结进了《政府工作条例》。这份条例明确规定了政府工作要＂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董必武在代总理期间形成的工作制度，很多都体现在新中国的行政体系中。比如，他创立的＂简报制度＂，后来发展成为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方式。每个部门都要定期向上级提交工作简报，保证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1956年，当政务院改组为国务院时，董必武的许多工作方法被写入了新的工作规程。特别是他提出的＂三查制度＂——查文件、查现场、查效果，成为政府工作的基本方法。

在教育战线上，董必武留下的印记同样深远。他在代总理期间批准建立的三所高校，到1960年代都已发展成为重点大学。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理念，影响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1953年，当一位记者问周总理是如何处理繁忙的政务时，周总理说：＂要向董老学习，他老人家在代总理时期创立的许多好制度，到现在我们还在用。＂

1958年，政务院办公厅整理出版了一本《政府工作经验汇编》，其中专门有一章记录了董必武在代总理期间的工作方法。这些方法被称为＂董必武工作法＂，成为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

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一面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幅董必武同志的题字：＂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八个字，不仅是他担任代总理时的工作准则，也成为了新中国政府工作的重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