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9日，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就日本驻菲大使有关南海的错误言论做出严正回应：

“难道忘了日本侵略菲律宾，将马尼拉夷为平地并造成超过10万名平民死亡的马尼拉大惨案吗？忘了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和圣地亚哥堡地窖下惨死于日本军人刀下的那些数以万计的冤魂吗？”

这一质问，让人们的记忆再次回到那个被血与火笼罩的年代。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日军的战争罪行却不应被遗忘。

二战末期，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局势急转直下。1945年2月3日至3月3日，盟军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动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试图攻下这座被日本占领多年的城市。在这一个月的战斗中，日军在绝望中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暴行：在马尼拉全城对平民发动大屠杀，烧杀抢掠，血洗了这座曾经的“东方珍珠”。

“最后堡垒”

愚蠢而邪恶的负隅顽抗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拉开帷幕。对于日本而言，菲律宾是无法忽视的战略要地——它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宛如太平洋上的一座天然堡垒，是东南亚至澳大利亚航线上的要冲，既是西方殖民势力在西太平洋的大本营之一，也是日本“南进政策”的重要一环。控制了菲律宾，就意味着掌握了通往太平洋的重要门户，并能进一步巩固对整个东南亚的统治。

珍珠港事件后，战争的阴云迅速笼罩菲律宾。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了对菲律宾的猛烈攻击。尽管美国与菲律宾的联军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竭力防守，但仍没能阻挡住日军的迅猛攻势。

1944年底，胜利的天平逐渐向盟军倾斜，随着太平洋战场的局势迎来转折，马尼拉也再次成为焦点——作为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不仅是日军在东南亚占领统治的最后堡垒之一，更被视作日本东南亚防线的最后屏障。

1945年1月9日，美军成功在菲律宾吕宋岛林加延湾登陆，随后迅速向马尼拉推进。此时，日军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一派主张放弃这座注定不保的城市，集中防守山区要地；另一派，尤其是控制着港口和基地的日本海军，却主张死守马尼拉，誓死不让这座城市落入盟军之手。

这种内部的矛盾和犹疑导致了日军决策上的混乱。以海军少将岩渊三次为首的海军陆战队拒绝服从撤离马尼拉的命令；此外，陆军的3个大队也拒绝撤出马尼拉。最终，有14300名日本陆海军官兵在马尼拉市内顽抗，在装备不足、士兵训练不充分的情况下，这支由战舰沉没后幸存的水兵、从当地征召的日本平民以及其他杂牌部队拼凑而成的防守部队，必然无法与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盟军抗衡。

刀火之城

马尼拉大屠杀的血腥记忆

1945年2月，马尼拉战役爆发，面对步步逼近的盟军，困守城中的日军已是穷途末路，他们在绝望中变得疯狂，认为城中那70万来不及撤出的菲律宾平民都是“亲美”的敌人、都可能是潜伏的游击队员，于是开始精心策划屠杀行动，企图用恐怖来压制这座城市。

日军何以迅速陷入疯狂？

57岁的胡安·何塞·P·罗查亲眼目睹了11位亲人被日本人杀害，他说：

“这完全是仇恨和野蛮。你无法解释。”

有证据表明，日军系统地实施了一项恐怖政策。一份在审判山下奉文中作为证据被提交给法庭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文件中写道：“当菲律宾人被杀时，必须将他们聚集到一个地方，并考虑到弹药和人力不能过度使用而进行处理。因为处理尸体是一项麻烦的任务，所以应该将他们聚集到计划被焚烧或拆除的房屋中。”另一份被盟军获得的文件则记录下了一个日军上校对他部下说的话：“射杀游击队员。杀死所有反对天皇的人，包括妇女和儿童。”

从1945年初开始，日军在马尼拉的各个地点有计划地展开屠杀行动，目标是菲律宾平民。这些屠杀并非随机，而是有步骤地实施。从1月到2月17日，马尼拉的菲律宾总医院（Philippine General Hospital）被炮火无情摧毁，成百上千的患者和在此寻求庇护的平民死于炮火。在这段时间里，日军将平民集中于各处建筑中，无论是医院还是教堂，都成了屠杀和轰炸的目标。一份日军命令中写道：

“战场上除了日本军人、日本平民和特殊建设单位外，所有人都将被处死（或摧毁）。”

菲律宾平民维基·基里诺在和家人跑向其祖母家以躲避盟军攻城的炮火时，一处日本机枪阵地向他们开了火，他的母亲和姐姐被如雨点的子弹射杀，2岁的妹妹在母亲的保护下躲过一劫，但很快，一名日本士兵走过来，把他的妹妹抛向空中，用刺刀杀害。

2月3日，在唐多区（Tondo）的达伊-帕克木材场（Dy-Pac Lumberyard），日军杀害了男女老少共计116名马尼拉平民；在埃尔米塔（Ermita）和蒙廷卢帕（Muntinlupa）的旧比立必监狱（Old Bilibid Prison）和新比立必监狱（New Bilibid Prison）内，成百上千的囚犯在没有任何审判甚至没有罪名的情况下被无情屠杀。

一名日本士兵在1945年2月的日记中，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大屠杀的残忍：

“我所有的日子都花在征服土著和敌兵上。我已经杀了超过100人”

“现在我成了一个残忍的杀手，我的刺刀总是沾满鲜血。”

2月9日，日军的屠杀之手伸向圣保罗学院。在马尼拉战役打响之初，日军就有计划地将菲律宾民众送往圣保罗学院，美其名曰“保护”，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菲律宾民众先是遭到一轮劫掠，所有的贵重物品都被没收；随后，每100人被关在一间狭小的屋子内，据幸存者卡宴（Cayenne）回忆，正当大家又累又渴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外面将手榴弹和炸药扔到屋顶上，将屋顶炸塌，大家立即四散向外逃命，但是在外面等待他们的是日军的机关枪，卡宴和他的女儿目睹了一名日军士兵从一位母亲怀里夺走一名男婴，将其像踢足球一样踢给另一名日军士兵，后者立即用刺刀将男婴刺死，在母亲恐惧的尖叫声中，日军士兵竟大笑起来。卡宴回忆说，这对日军而言仿佛是一个游戏、一个笑话。最终，机关枪的子弹如雨点般扫射在人群中，血水浸透了大地，600多名无辜的生命在这一刻如草芥般被收割。

次日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突袭了红十字会总部，对逐个房间开枪，刺杀了超过50名平民，其中还包括两个婴儿。科拉松·诺布尔（Corazon Noble）在战争前是一位菲律宾电影明星，她在试图保护自己10个月大的女儿时，被射中右肘，然后被刺刀刺了9次。尽管诺布尔尽了全力，刺刀还是3次刺穿婴儿的身体。“他们离开后，我试着把她的肠子放回她的肚子里，”诺布尔说，她的女儿在那天下午去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圣地亚哥堡，屠杀达到了新高潮。这个城市防御要塞变成了死亡集中营。2月10日至23日，约4000名被羁押的菲律宾人在饥饿与酷刑的折磨下走向死亡。2月10日，日军在塔夫脱大道（Taft Avenue）和帕德雷福拉街（Padre Faura Street）对包括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阿纳克莱托·迪亚兹（Anacleto Diaz）在内的300多人进行机枪扫射；在帕科（Paco），超过300名平民被屠杀。2月19日至20日，在马尼拉的麦金利堡（Fort McKinley），大约100名神父、平民被屠杀。每一起事件都是马尼拉大屠杀这一血腥历史的一部分，日军施加的是系统性和全覆盖的暴行。

在马尼拉战役的尾声中，日军的暴行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一位名叫维尔吉尼奥·苏亚雷斯（Virginio Suarez）的幸存者回忆称，日军将一所房子改造成了“恐怖之家”，他们在二楼的地板上打了一个洞，然后不分老幼，给所有青少年到老年男性蒙上眼睛，全部带进屋内，并强迫他们跪下。紧接着，一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冷酷地用剑逐一割断每个男人的喉咙，然后将尸体无情地从洞中踢下去。这种屠杀导致200人丧生，仅有9人生还。这些幸存者目睹了一具具尸体跌入洞中，高高叠在一起。幸存者维尔吉尼奥·苏亚雷斯回忆道：“我用手摸向地面，能感觉到几英寸深的血。”

马尼拉王城区（Intramuros）的惨剧更令人发指。为了逃避战火，难民们常常聚集在一些富裕市民的大院子里，这些混凝土住宅可以挡住一些飞溅的弹片，花园还可以充当防火带。然而，这也为日军提供了方便的目标，日军包围了这些房屋，放火焚烧，并射杀任何试图逃跑的人。“日本人想确保每个人都死去”，一位幸存者证实道。日军在这片古老的城墙内外，展开了系统性的屠杀。妇女在逃亡中被追赶，无助的儿童被残杀，2000多名男性菲律宾平民倒在了日军的枪口下，50多名女性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暴行。

战斗结束后，马尼拉的面貌已彻底改变，在日军屠杀的刀火之下，变成人间炼狱。在当时共有70万居民的马尼拉，约有10万名平民在这场大屠杀中丧生，更多的幸存者在痛苦的回忆和失去亲人的悲伤中艰难度日。马尼拉大屠杀，是日军绝望中的疯狂，是一场对人类尊严的极端践踏。在日军的策划中，这是一场系统性的恐怖行动，是一场试图用杀戮和暴行摧毁一个民族心灵的血腥屠杀。

罪行与记忆

日本与菲律宾对马尼拉暴行的反应

马尼拉战役期间，盟军当局对日军的滔天罪行已有了解。作为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收集证据，编写了《马尼拉毁灭与日军暴行报告》，并于1945年3月提交给美国陆军部。然而，日本国内却对这些暴行几乎一无所知。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这些历史罪行讳莫如深，甚至在战后仍试图掩盖真相。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抵达日本，作为盟军驻日统帅，执行对日占领任务。

为了揭露真相并让日本民众了解自己国家的罪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当局提交了关于马尼拉战役暴行的报告，并要求在日本全国广泛传播，迫使日本媒体于1945年9月15日首次报道了日军在马尼拉的罪行。对于长期生活在信息封闭中的日本人来说，这些揭露日军暴行的报道令他们震惊。

然而，尽管有了这些报道，日本公众仍对日军的战争罪行缺乏反省。一些日本人不仅没有深刻反思本国在战争中的罪行，反而将真相视为盟军的宣传策略。战后，日本民众往往把自己看作战争的受害者，这种以自我中心的受害者意识阻碍了对自身滔天罪行的反省，成为日本“明知故犯、不知悔改”的典型表现。

在这种背景下，马尼拉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因此失去亲人的人们发现，菲日两国在战后的“友好”交往中，令人愤慨地无视了他们的痛苦经历。直到1995年，马尼拉战役50周年纪念活动才成为唤醒这段历史记忆的转折点。大屠杀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成立的“纪念马尼拉1945基金会”在马尼拉王城区的圣伊莎贝尔广场揭幕了一座纪念碑，铭记在战役中丧生的十万无辜生命。纪念活动期间，日方的沉默再次彰显了他们对战争罪行的漠视与回避。直至2006年，日本驻菲律宾大使才首次出席马尼拉大屠杀的纪念活动，并发表了轻飘飘的象征性道歉。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菲日关系在经济利益和某些政客外交需要的驱使下开始选择性遗忘，甚至与日本展开防务合作，菲律宾官方和社会对日军历史罪行的忽视，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也是危险的。菲律宾应当牢记历史，在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上做出明智的决策。

参考文献：

Hitoshi Nagai, “Hiroshima and Manila: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of Loss in World War II”， Asian Journal of Peacebuilding Vol. 10 No. 1 (2022), 271-286.

Randall Hansen , Achim Saupe , Andreas Wirsching und Daqing Yang, Authenticity and Victimhoo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21.

https://www.historynet.com/worldwar2-japanese-massacre-in-manila/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