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从石敬瑭手中接过幽云十六州的“投名状”，契丹人就开始与中原文化进行磨合，因俗而治却总是伴随着莽撞与冲突。至澶渊之盟，终是以北宋岁贡的条件换来二者长达120多年的和平对峙。政治生态的“亚健康”，却给文化以喘息的空间。南北盟好之际的大辽，进入圣宗、兴宗、道宗三朝，无论是营建都城、科举选拔、宗教文化，都呈现出“努力向唐代学习，同时和宋朝比美”的趋势。如我国辽金史学家陈述所说：“这表明契丹社会本身的发展，正在朝着较高的阶段迈进。”也似乎映射了辽统治者对“华夷同风”、渐趋正统的追求，期以“北朝”身份与宋对居。在一众使其自信“不异中华”的彬彬文物中，一座座千年辽构华丽出场。
唐武宗“会昌灭佛”期间，河朔三镇拒不执行，成为“法外之地”，吸引了一批僧侣和佛教文化流入，为佛教北传契丹做了铺垫。唐天复二年（902），辽太祖始置龙华州，建有开教寺；辽天显二年（927），灭女真族渤海部后，当地僧人被迁至上京天雄寺；待会同元年（938），辽正式占有幽云十六州后，这里已经成为辽朝佛教文化发展的前沿。
大辽佛光
澶渊之盟订立时，正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在位期间。他整顿吏治、诏开贡举，使得辽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尽管拥有对幽云十六州的统治权，但如何促进契丹民族和汉族融合，仍然是困扰辽统治者的问题。相比于儒道，佛教无疑是很好的工具。佛教教义中的“因果报应说”和辽太祖“佛非中国教”的论断，对于化解不同民族之间的分歧行之有效。这也正如日本学者野上俊静所言：
“契丹建国后……当初的急务之一是发展契丹内地的经济和文化。这一目的被多数汉人平民所实行了，在他们的移居地点建立寺院，给汉人僧侣居住，这有助于安抚和收揽人心。此外，也是为了谋求境域内各族的融合，主要是契丹人与汉人的融合，为此目的而采用超民族的佛教，想必会带来好的结果。”
于是，圣宗、兴宗、道宗三朝接续崇佛，以至于，在辽统治疆域内，出现“海内塔庙相望”的盛景，也留下“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的记载。在“学唐比宋”的指导思想下，辽以北朝自居，客观上促进了文化进步。自圣宗起，至道宗，都在涿州云居寺（今北京市房山石经山）接续隋唐镌刻石经。过犹不及的是，“佞佛”也在兴宗朝出现端倪，一大表现便是其将佛教信仰提高到与契丹大礼“祭山仪”同等地位，并在重熙七年（1038）“亲幸佛寺受戒”。道宗更是身体力行，其“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曾自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并于在位期间督促完成了《辽藏》的刻印工程。统治者无以复加的推崇，落下“辽以释废”的结局。所幸作为附属品，沐浴在佛光中的寺庙建筑却成长为一朵朵奇葩。
20世纪30年代营造学社考察时，梁思成曾四次前往山西，而刘敦桢则主要考察北京周边地区，目的都是以找到唐代建筑为主。1936年10月，刘敦桢再次率学社成员到河南、河北和山东调查，鉴定到诸多唐、宋、辽时期的砖石塔、幢，木构建筑则多为明、清时期。他们在一个月内走了16个县，北方冬季气候恶劣，工作十分艰苦，风沙使得测量仪器都无法使用。刘敦桢无奈在日记中写道：“天寒风凛，双手皲裂，不能工作，乃返寓编制相片目录。”行至涿州新城（今属河北保定高碑店）时，刘敦桢一眼就看出颇具“年代感”的开善寺大雄宝殿，那明显继承自唐风的大斗栱让考察成员都觉得不虚此行。
《辽史拾遗·卷四》记载，开善寺“离雄州三十里至白沟拒马河，三十里到新城县……旧与契丹边面，自与宋朝结好后楼壁仅存。”“澶渊之盟”以新城白沟为界，每年宋向辽输送的钱绢都要在此交接。开善寺的命名，则常被认为与佛经有关。如《无量寿经》：
“……杜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拯济负荷，皆度彼岸。”
开善寺的核心建筑——大雄宝殿，坐落在1.11米的台基上，殿身总高12.08米，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庑殿顶，1：3.9的举折相当平缓，1.82米的出檐肆意伸展，具备唐风大屋顶“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特征。殿外四周有露柱十六根，柱头卷杀明显，在普拍枋上还置有大斗来承托柱头斗栱，补间铺用作一朵斗栱，使整座大殿显得简洁而古朴。刘敦桢测绘时，大雄宝殿上的鸱吻还在，不过两个鸱吻风格不一样，“东大吻应为金代作品，西大吻则为明代后期制作”。
殿内空间十分开阔，仍是“减柱造”的功劳，仅有的4根支柱承载了整座大殿。“减柱”的作法，通常被认为是辽人游牧捺钵，以宽阔大帐为居的生活习俗在建筑上的映射，在辽金之前并不见使用。“彻上露明造”，即整个梁架结构不设天花板，帮助视觉在空间上延展，让整个建筑显得简洁大气。而随着宋辽进入长达百年的对峙期，再加上开善寺地处交界，使得建筑也多少开始受宋风影响。如其殿内的补间铺作就吸收了北宋中期以前的补间挑斡做法。另外，开善寺大殿的营造尺相较独乐寺、奉国寺也较短，据研究者推测，也有可能是受宋地影响。
营造学社初次造访时，开善寺大殿内仍保有辽代壁画，但20世纪60年代前后，学者再次调研时，发现墙壁已全被涂刷。殿内存有明嘉靖三十年（1551）《开善寺重修记》石碑，有学者据此推测其重建于辽兴宗重熙二年（1033），亦有专家如祁英涛从梁柱高度、普拍坊的使用方面，将其创建时间扩展到1004到1123年间。但无论哪种结论，开善寺大雄宝殿都是辽构无疑。从碑记上还可知，殿内曾供观音为主像，两旁有八位金刚。1928年，当地将大殿改作为民众教育馆，除观音像背后的石刻，佛像悉数被毁。
20世纪50年代，又因着空间大，大雄宝殿被当作县粮食局粮库使用。2023年夏天，华北等地受台风“杜苏芮”影响，爆发洪涝灾害，开善寺院亦受波及。水位达到最高点时，寺院内水深超过2.4米，仅存三座大殿均被水浸泡，大雄宝殿内部水深0.8米。不幸中的万幸，洪水到来前，文保部门已将开善寺内纸质文物和档案、碑刻拓片等资料安全转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怡涛曾说：“洪水对文物最严重的破坏，主要来自冲击力。而这次开善寺受灾，水位是慢慢上涨的，不存在强烈的冲击力，但危害主要在浸泡。”开善寺文物保护所所长实地考察后，不由赞叹：“我们应该敬佩祖先的智慧，当水位撤到大雄宝殿的台基以后，殿内的水就会自动泻出去。”这也尽量缩短了古建被浸泡的时间。
在辽朝已经灭亡150余年时，其修建的仁政殿仍坚固耐用，为此金世宗完颜雍曾盛赞辽建筑水平之高超：“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相较于研究者对开善寺大雄宝殿具体建造年代持有不同意见，另一座位于大同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则是一份“准确的辽代建筑纪年样本”，其建筑形制与彩画图案等曾一度作为判断其他辽代建筑的“标准器”。
海内孤品
1933年9月4日，梁思成与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前往大同进行为期3周的调查，并将丰富成果集结为长文《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华严寺便如此进入学界视野。
按薄伽教藏殿梁下题记，该殿为“辽重熙七年（1038）岁次戊寅玖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午时建”。而《辽史·地理志》则记载：“辽清宁八年（1062）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也就是说，先有薄伽教藏殿，后有华严寺。在这二者建立的时间差内，辽朝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其趁北宋陷入与西夏危机时要求增加岁币，即“重熙增币”；一是在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改云州为西京，升格为大同府，为辽之陪都。地位提高、资金充实，这也突出了建立华严寺为辽代帝王家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更深意义在于，在面对与西夏日益复杂的关系中，建立一座具有象征意义的高等级皇家寺庙，来凸显政治稳固，为臣民提供精神寄托，利大于弊。
今人见到的华严寺，位处大同古城，寺由山门、普光明殿、大雄宝殿、薄伽教藏殿、华严宝塔等30余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鳞次栉比，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达66000平方米。寺内维持着自明代以来便划分而成的上、下寺格局，即以大雄宝殿为主殿的上华严寺，以薄伽教藏殿为主殿的下华严寺。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辽朝在诸多方面都以中原文化为师，却在建筑布局上流露出“辽俗东向而尚左”的习俗。《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华严寺内，除海会殿外，寺内主要建筑皆坐西朝东，殿中佛像亦同样坐向，礼佛者需向西而拜，符合其帝王家庙的身份设定。但我们也应看到的是，当横向对比同时代的奉国寺、应县佛宫寺等同样具有皇室背景的寺院时，会发现它们仍然采用南北向布局。因此，对于华严寺建筑东西向布局的解读，除考虑这种基于民族习惯的出发点，如刘翔宇等学者亦给出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即在当时辽与西夏矛盾日益加剧时，统治者需要一个更加纯粹和接近正统的存在来发挥其精神坐标的作用，这种做法“亦彰显出佛教与政治在当时的辽代具有的紧密联系”。
“薄伽”为梵语，是佛的十大称号之一；“教藏”则指收藏佛教经典。顾名思义，此殿为藏经阁。北宋出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大藏经《开宝藏》，辽朝不甘落后，在圣宗朝对标北宋，雕印完成了505帙的《辽藏》。薄伽教藏殿在兴宗朝设立，自然是保存《辽藏》的最佳地点。但对《辽藏》的续补直到道宗朝才完成，随着华严寺的落成，579帙经书得以全部入藏。如今，殿内所藏辽代佛经已经散佚，但藏经用的壁藏和“天宫楼阁”却依然存在，成为薄伽教藏殿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内里乾坤”。
据金大定二年（1162）《重修薄伽教藏记》碑记载，金灭辽时，华严寺院内的“殿阁楼观，俄而灰之。唯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洎守司徒大师影堂存焉。”明清之际，对其进行了重建，成今日所见规模。在《大同古建筑报告》结尾，梁思成等如此呼吁：“惟大同辽金建筑，在我国建筑史中，所处地位，如是重要，而其现状，则任期飘零风雨中，未加人力之维护。行见数十载后，此珍贵之古物，归于颓废，沦为尘壤。甚望地方当局，与海内心人士，共策保存之术焉。”1961年，大同华严寺被列为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涞源阁院寺、高碑店开善寺也被列入我国第四批保护单位。
飞狐铁钟建造的1114年，完颜阿骨打已经统一了女真诸部，正式起兵反辽。一年后，金在上京会宁府建国。十年后，辽天祚帝在应州被俘，辽遂灭亡。这催促大辽谢幕的飞狐钟声，也似乎敲出了辽构艺术绕梁千年的余音。
参考文献：
刘翔宇《大同华严寺及薄伽教藏殿建筑研究》
祁英涛《河北省新城县开善寺大殿》
徐怡涛《河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建筑年代鉴别研究》
刘翔宇《阁院寺文殊殿正面的门窗》
曹静《河北涞源县阁院寺辽代铁钟考略》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8月上，原标题为《幽云之间 学唐比宋 对峙中的辽构风尚》，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刘瀛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