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孝经》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孝道传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国人对《孝经》曾经有诸多误解、曲解和歧义，新时代如何重新认识《孝经》与孝道传统，需要我们正本清源，探讨理清。《孝经》在儒家经典中具有重要地位，总会《六经》、贯通《四书》，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过广泛影响。由《孝经》所倡导的孝道传统在后来逐渐发生了异化，所以需要对愚忠愚孝反思批判。今天，研读传播《孝经》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幸福安康、国家长治久安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孝经》；孝道传统；经典地位；历史作用；广泛影响；现实意义

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研究。出版专著《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孔学述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等。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孝道传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批评封建礼教，对《孝经》与孝道传统冲击很大，在认识上造成诸多误解、曲解和歧义，严重地影响了国人的道德素养、家庭伦理与社会风气。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新时代如何重新认识《孝经》与孝道传统，促进孝道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我们正本清源，探讨理清。

《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这是对《孝经》形成和宗旨的简明概括，也可以说是对《孝经》的题解。

在思想史上，历代学人对《孝经》经典地位与重要性有诸多论述。旧题西汉孔安国《古文孝经序》中云：“《孝经》者何也？孝者，人之高行；经者，常也。自有天地人民以来，而孝道著矣。上有明王，则大化滂流，充塞六合。若其无也，则斯道灭息。当吾先君孔子之世，周失其柄，诸侯力争，道德既隐，礼谊又废。至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乱逆无纪，莫之能正。是以夫子每于闲居而叹述古之孝道也……名曰《孝经》，与《五经》并行于世。”《孝经》所讲的“孝”是人们高尚的德行，是天地的常道，自有人类以来，孝道就出现了。古代圣明的帝王重视孝道，教化广泛流布，充满天地之间。一旦孝行没有了，孝道也就衰亡了。孔子目睹当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道德沦丧，臣弑君，子弑父，天下大乱的现实，便传述古代圣王以来的孝道，称为《孝经》，与《五经》地位相同，并行于世。

在《孝经》与其他经典的关系中特别突出的是《春秋》与《孝经》的关系。汉代《孝经纬》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经》言行者。《春秋》者，赏善罚恶之书，见善能赏，见恶能罚，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言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经》者，尊祖爱亲，劝子事父，劝臣事君，理关贵贱，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经》也。”《孝经纬》又引孔子说：“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孔子有圣人之德，而无王者之位，于是作《春秋》为后世立法，代表了孔子的社会理想，即王道政治，天下大同。而《孝经》则重在于通过社会各个阶层以孝为本的道德修养、人伦实践，实现他的社会理想。可见，在汉代人心目中，《孝经》是孔子所著，虽在六经之外,但与《春秋》地位相同，互为表里。

唐玄宗《孝经序》云：“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邢昺《唐玄宗孝经序》疏曰：“言褒贬诸侯善恶，志在于《春秋》，人伦尊卑之行，在于《孝经》也。”孔子针对春秋诸侯坐大，子弑父、臣弑君的混乱现实，以《春秋》寄寓褒贬，拨乱反正。他知道孝可以教育人，就以人对父母的爱敬，推衍到对君上的忠顺，以此为人伦秩序的规范、立身扬名的基础，于是有《孝经》。

明代学者施达《刻孝经跋》亦云：“夫《春秋》经世虽先王之志乎，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即与《孝经》奚涉也？抑《孝经》尝论列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矣，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则天子之令行;诸侯不骄、不溢，卿大夫守先王之法言、法行；士以孝敬事其君长，则僭窃不生、篡逆不作，五刑之属可措，而春秋之笔削何从?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孝经》行而犯上作乱鲜。”《春秋》与《孝经》也义理贯通，相辅相成，共同发挥政教功能。

不仅如此，《孝经》还是《六经》的总会与本源。郑玄《六艺论》说：“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六经》题目、内容、主旨各有不同，为了不使儒家之道离散，孔子作《孝经》加以总会。《隋书·经籍志》引用郑玄这段话后说：“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认为《六经》各有旨意，都萌芽于孝，强调了孝的本源意义。邢昺《<孝经注疏>序》说：“昔圣人蕴大圣德，生不偶时，适值周室衰微，王纲失坠，君臣僭乱，礼乐崩颓。居上位者赏罚不行，居下位者褒贬无作。孔子遂乃定《礼》《乐》，删《诗》《书》，赞《易》道，以明道德仁义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虑虽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说《孝经》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谨其法。”《孝经》是孔子看到礼崩乐坏、君臣僭乱的情况，删订《六经》，以明道德仁义之源、正君臣父子之法，又考虑道法已备，若不能践行，便没有意义，认为要匡正君臣之行，就要从调正父子伦理开始，于是述作《孝经》。所以，《孝经》与《六经》互相配合，主旨是明君臣父子之行，寄托了孔子“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谨其法”的特别用心。

明儒曹端在《孝经述解序》中说：“孝云者，至德要道之总名也。经云者，持世立教之大典也。然则《孝经》者，其六经之精义奥旨欤!”孝是道德的总名，教化的宝典，蕴含了六经的精义奥旨。

吕维祺《孝经本义序》认为“《孝经》继《春秋》作，盖尧舜以来帝王相传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本也。此义不明，而天下无学术矣！学术荒，而天下无德教矣!”他盛赞道：“大哉《孝经》乎！参两仪，长四德，冠五伦，纲维百行，总会《六经》。”他认为孔子继《春秋》作《孝经》，传承了尧舜以来圣王心心相传的心法，纲维百行，总会于《六经》。

现代大儒马一浮十分推崇《孝经》，认为“《诗》《书》之用、《礼》《乐》之原、《易》《春秋》之旨，并为《孝经》所摄，义无可疑。故曰：‘孝，德之本也。’举本而言，则摄一切德。‘人之行，莫大乎孝’，则摄一切行。‘教之所由生’，则摄一切教。‘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则摄一切政。（政亦教之所摄。）五等之孝，无患不及，则摄一切人。‘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则摄一切处。大哉，《孝经》之义！三代之英，大道之行，六艺之宗，无有过于此者。”因此，“六艺之旨约在《孝经》”，“六艺皆以明性道、陈德行，而《孝经》实为之总会。”这就是说，《孝经》总摄《六经》大义，明性道、陈德行，实为《六经》之总会，体现了儒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他还说：“六艺皆为德教所作，而《孝经》实为之本；六艺皆为显性之书，而《孝经》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该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该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为六艺之根本，亦为六艺之总会也。”又言：“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马一浮的“六艺”就是指《六经》。

不仅《六经》，《孝经》还与“四书五经”的主旨相通，只是更强调道德伦理和社会政治的实行实践。王祎《<孝经集说>序》：“‘五经四子’之言备矣，而教孝必以《孝经》为先，则以圣言虽众，而《孝经》者实总会之也。是书大行，其必人曾参而家闵损，有关于世教甚重，岂曰小补而已。”“四书五经”的义理完备，最后总会在《孝经》。经典义理要落实在世教上，先要从《孝经》开始，这样才能造就曾子、闵子这样的圣贤，形成良风善俗。所以《孝经》不是对儒家经典的小补，而是关乎社会教化的大事。

虞淳熙《孝经跋》说：“仲尼既成《春秋》……契性犹难，必若《大学》修身，《中庸》之诚身，《七篇》之守身，然后见遗体之大全，而绍性宗之正脉也。”孔子作《春秋》立教法，但难以改造人性，后有《大学》修身为本，《中庸》诚身为要，《孟子》守身为大，《孝经》全身立身，于是就形成了儒家心性修养的正脉。

明代蔡悉《孝经解》云：“大舜养以天下，曾子养以酒肉，共道一也。《虞书》显设于当时，《孝经》《大学》垂宪千万世，其道亦一也。”舜以天下养父母，曾子以酒肉养父母，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尚书·虞书》与《孝经》《大学》宣扬孝道也是一致的。

这些都充分说明《孝经》在儒家经典中的重要地位，概况起来：（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与《春秋》互为表里；（二）《孝经》还是《六经》之总会与本源，包含《六经》之精义奥旨，与《六经》相辅相成；（三）《孝经》与“四书五经”主旨相通，更重实行；（四）《孝经》是儒家心性正脉，政教大典；（五）《孝经》体现了儒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

正因为如此，历来帝王都能认识到《孝经》的重要性，从而重视学习《孝经》，弘扬孝道，推行孝治。汉昭帝在诏书中曾自述：“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汉书·昭帝纪》）汉昭帝时，大将军霍光上奏说：“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汉书·宣帝纪》）病已就是汉宣帝。汉宣帝时“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汉书·疏广传》）。广川惠王刘去，当缪王齐太子时，“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汉书·景十三王传》）。

东晋司马睿“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晋书·元帝明帝纪》）。南朝宋文帝立国子学，以何承天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颜延之同为执经（《宋书·何承天传》）。南齐高帝萧道成登基后又一次召见当时著名大儒刘瓛入华林园谈语，问以政道。刘瓛回答说：“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南史·刘瓛传》）齐高帝对刘瓛非常赏识，崇信其言。齐武帝也建立国学，让陆澄领国子博士，国学置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玄《孝经》，其子萧长懋，喜好儒家经典，特别是《孝经》，曾经在崇正殿里讲解《孝经》，与少傅王俭讨论《孝经》中的重要义理。

南朝梁武帝萧衍“幼聪颖，七岁能通《孝经》《论语》义，发擿无遗”（《南史·梁宗室下》），即位后高度重视《孝经》，撰写制旨《孝经义》，以帝王身份对《孝经》进行解读，并奖掖善《孝经》者。据《南史·梁本纪》载：中大通四年（532年）“三月庚午，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表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帝所释《孝经义》”。这里“帝”指梁武帝，《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也持此说。这部《孝经义》共十八章，可惜已佚。

北魏上层统治者对《孝经》在内的汉文化日益重视，《孝经》于此时已被列为重要学习典籍。明元帝即位之后，崔浩等就“入讲经传”，崔浩在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向太武帝拓跋焘献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409年）， 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 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魏书·崔浩传》）北魏中期，孝文帝大力推崇《孝经》，又使其得到进一步推广传播。北魏孝文帝从小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在孝文帝的改革中，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尊老养老、以孝治国。北魏宣武帝认识到儒学对治国安民、教化百姓的重要性，所以建立国学，正始三年（506年）为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汝南王悦讲《孝经》于式乾殿。北魏时期帝王亲讲《孝经》仪式最为隆重的一次，是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年）二月“癸亥，车驾幸国子学，讲《孝经》”（《魏书·孝明帝纪》）。皇帝亲自讲《孝经》，自然是效仿汉代以孝治天下。

隋文帝重视以孝理天下，让宰相苏威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所谓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常之教。苏威尝言于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帝深然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陈纪九》）“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最为其首。”（《隋书·文帝纪》）

唐玄宗在儒家经典中特别重视《孝经》。早在开元前期，他就发动儒臣讨论、整理《孝经》。以后更是先后二次亲注《孝经》，于开元十年“颁于天下”,又于天宝二载“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 (《旧唐书•玄宗本纪下》)。注文甚至由他亲自题写刻石立于太学，是为石台《孝经》。玄宗御注《孝经》，正定注疏，前后历时几近30年，花费大量心血，试图通过借注《孝经》来对系统阐述儒家“孝治天下”政治伦理思想，并传播社会，教化百姓。

据《旧唐书·薛放传》记载，唐穆宗想研读经史，问薛放：“《六经》所尚不一，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薛放回答说：“《论语》者《六经》之菁华，《孝经》者人伦之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皆使当时大理，四海乂宁。盖人知孝慈，气感和乐之所致也。”穆宗说：“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薛放向唐穆宗阐明《孝经》是人伦之大本，道理深远，可以抓住要害，真是圣人最高明的言论。汉代以来之所以重视《孝经》，是因为通过《孝经》的教化，能够让人们懂得慈孝，互相感化，造就和谐怡乐的社会，使唐穆宗确信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

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儒学教育：“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元史·学校志》）

明孝宗朱佑樘在历代皇帝中比较特殊，童年非常坎坷不幸，幼年失母，身弱多病。太子时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经常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使他成为明朝最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

康熙十年（1671年）二月康熙帝命汉族大臣编纂《孝经衍义》，并亲为鉴定，作《御制孝经衍义序》云：“朕缅惟自昔圣王以孝治天下之义，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源，万善之极。《书》言‘奉先思孝’，《诗》言‘孝思维则’，明乎为天之经，地之义，人性所同然，振古而不易。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教人则乐而易从，以之化民成俗则徳施溥而不匮。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为天下先，其事始于寝门视膳之节，而推之于配帝飨亲觐光扬烈，诚万民而光四海，皆斯义也。孔子教孝之言，散见于六籍，而统会于《孝经》。曾子以纯孝亲承斯训，其词约其指远，条贯终始，综括群论，言孝之义，于斯为备。”并颁行全国，欲使满汉官民皆知“孝悌为仁之本”，并在生活中贯彻落实。

雍正皇帝继位之初，即命科举会试以《孝经》出题，宣称“教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世宗宪皇帝圣训》卷四），要求地方上广建忠义孝悌祠堂和节孝牌坊，以旌表忠臣、孝子、节妇。

清文宗咸丰六年（1856年），下谕编写满汉对照《孝经》。此前，雍正年间编缉过满文《孝经》，作为八旗弟子各项考试命题之本。但因为没有满汉对照《孝经》，八旗弟子使用起来特别不方便，于是文宗下令，半年时间，编成满汉合璧的《孝经》，由武英殿刊刻，颁行中外，以使“各士子讲习有资，用昭法守”。

总之，《孝经》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孝道的书，作为儒家经典总会《六经》、贯通《四书》，以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为依归，以其浓厚的人情味，广泛的群众性，从汉代开始，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受到了高度重视，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孝经》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规范社会伦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对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宗教、教育、政治、历史、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现象之一。

汉代是对《孝经》及其孝道思想发展完善和落实的重要历史时期，其社会政治作用的发挥主要是从汉代开始，此后历代王朝不遗余力倡导推行孝治，使孝道思想不断落实到社会政治和百姓日常生活中。汉王朝提倡“以孝治天下”，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以孝道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汉高祖西入关中时，就“存问父老，置酒”(《汉书·高帝纪》)，称帝后也行天子之孝，把父亲尊为太上皇，因太公在关中住不习惯，就将丰沛老乡邻迁来与之同住，并特置“新丰县”，以博太公欢心，揭开了汉代孝治的序幕。

西汉初文帝刘恒被称为孝心皇帝。他是汉高祖刘邦的第三个儿子，从小就奉行孝道。刘恒被封为代王时，生母薄太后跟随他住在一起。刘恒与母亲感情深厚，尽心侍奉母亲，尽力让她感到快乐和满足。刘恒登基为帝后，薄氏连续三年都卧病在床，刘恒不顾自己帝王的身份，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亲自侍奉母亲。母亲所服的汤药，他总要亲口尝过后，冷热相宜才放心让母亲服用，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孝顺皇帝。作为万民之王，汉文帝以孝治天下，他登基时第一道圣旨是“大赦天下”，第二道圣旨“定振穷、养老”：“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悯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汉书·文帝纪》）这道圣旨表达了汉文帝爱护百姓、体恤民情、关心老人的意愿。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下诏：“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阔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汉书•武帝纪》）《受鬻法》是西汉政府定期向高龄老人提供粟米，用以熬粥养生的一项福利制度。朝廷还通过提供补助，免除赋役等手段，帮助百姓能够奉养老人。

汉代实行孝悌力田，是奖励有孝父母、敬兄长的德行和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常受到赐爵、赐帛或免除徭役的优抚政策。孝悌力田始见于西汉惠帝，惠帝四年(前191年)“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免除其本身徭役)”（《汉书·惠帝纪》）。又高后元年(前187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汉书·高后纪》）。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下《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诏》：“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汉书·文帝纪》）奖励有孝悌德行及力务农本者，为民表率，在民间形成良风善俗。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下诏：“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于是“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汉书·武帝纪》）东汉犹以孝悌力田为乡官，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诏：“三老， 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国家甚休之。其赐帛人一匹，勉率农功。”（《后汉书·章帝纪》）

汉代在制度上把“孝”作为选拔官员的一个基本标准，“举孝廉”，察举善事父母、做事廉正的人做官。察举是汉代最重要的仕进途径和方式，是选官制度的主体。元光元年（前134）“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这是首次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汉代察举制度真正开始运作的标志。为贯彻执行举孝廉的制度，元朔元年（前128年）汉武帝下诏“旅耆老，复孝敬……兴廉举孝，庶几成风”（《汉书·武帝纪》），认为不察举孝廉的地方官都应当罢免，“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纪》），这样举孝廉的制度才真正推行起来。此后察举孝廉定为岁举，即各郡每年按规定数额举荐人才，送至朝廷，成为了官吏选用、升迁的清流正途。

实行孝治必然重视《孝经》。汉文帝设立《孝经》博士，将《孝经》立为官学，选拔学生弟子传习。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五经之外的经典不再设立博士，《孝经》博士也被取消。《孝经》虽不再立博士，但仍然受到当时儒家士人与经学弟子的重视，是当时学子的必修经典。汉代在地方上设立学校，《孝经》也被作为教材使用。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建立的地方学校制度规定，在乡中设立的基层学校庠序里，都要设置教授《孝经》的老师，“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汉书·平帝纪》），将《孝经》教育推广到地方。以后西汉历代君王都在学校里设置《孝经》课。到了东汉光武帝《孝经》更加受到重视，朝廷甚至要求“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后汉书·儒林列传》），不仅要求儒士读《孝经》，而且要求宫廷卫士也必须学《孝经》，还将《孝经》作为启蒙、立德的教材读本，初入学不久的幼童，也都开始阅读《孝经》篇章，于是《孝经》学习蔚然成风。

汉代循吏是具体落实以孝治天下的地方儒家士大夫，他们大都精通儒家经籍，善于把孝治运用到社会治理之中。如韩延寿是其中最为典型、最值得称道的一位，《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做颍川太守时“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铖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又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重视礼义教化，表彰孝悌，任用孝廉之人，使得他治下人们的道德素养很高。有一次，他外出办事，要上车的时候，有一个骑吏迟到了。韩延寿很不高兴，打算给他治罪。等他办完事回到府衙的时候，一个看门的小卒拦住了他，说：“《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驾，久驻未出，骑吏父来至府门，不敢入。骑吏闻之，趋走出谒，适会明府登车。以敬父而见罚，得毋亏大化乎？”韩延寿听罢，非常惭愧，取消对骑吏处罚。当时一名不起眼的门吏都能够依据《孝经》来判断是非曲直，可见汉代“孝治”之一斑。

《孝经》不仅在汉代政治生活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历代统治者对它也非常重视。《新唐书·选举志》载：“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唐代官学规定，除了有选择性地学习《周易》《诗经》《尚书》、“三礼”、“《春秋》三传”作为主修课程，都必须兼通《孝经》和《论语》，也就是说《孝经》和《论语》就类似于今天的通识课，都要学习，因为《孝经》和《论语》是教人修身做人，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新唐书·选举志》又载：“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就是说，童子科举考试要求十岁以下就能通一经，或是《论语》或是《孝经》。《孝经》作为通识课教材要会背诵，通晓义理。另《唐会要》卷七五记载：上元元年（674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武则天上表曰：“……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试策，请施行之。”唐高宗从之。这是明经考试中明确策试《孝经》的敕旨。《通典·选举三》记载：汤高宗调露二年(680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仪凤三年五月高宗又下诏：“自今已后，《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通典》卷十五)。这就把《孝经》上升为“上经”。此后唐代多以此为标准，科举考试题目也有《孝经》的内容。

由于《孝经》的教化作用，社会上形成尊老、敬老、养老之风。《孝经》所宣扬的孝道精神反映在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年岁节令之中，渗透到日用生活的方方面面，培养了中华民族讲究孝悌之道的优良传统，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在中国历史上，《孝经》对道教、佛教的影响也很大。受儒家孝道影响，产生于东汉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卷四十七说：“上善孝子之为行也，常守道不敢为父母致忧，居常善养，旦夕存其亲，从已生之后、有可知以来，未尝有重过罪名也，此为上孝子也。”上善孝子要坚守人生正道，不要做什么违背礼法的事让父母担惊受怕，还要善于奉养父母，尽可能与父母朝夕相处。卷一百七十又说：“夫孝者，莫大存形，乃先人统也。扬名后世，此之谓善人谨民。天地爱之，五行功之，四时利之，百王任之，万民好之，鬼神佑之，五藏神留之。遇一得生，今且失之，离我神器，复为灰土，变化无常，复为万物矣。”这里“存其形”“扬名后世”与《孝经·开宗明义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扬名于后世”相似，显然是吸收《孝经》的思想。《老子想尔注》说“臣忠子孝，出自然至心”，“臣忠子孝，国则易治”。晋代葛洪《抱朴子·对俗》也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修仙要以忠孝和顺仁信道德为本，否则就难以修成仙道。《太上老君说父母恩重经》一般认为出于隋唐间，主要述说父母于子女恩重如山，每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涎育之恩，昊天同极，子女托相，日苦父母. 艰难苦恼，忧虑悲戚，悉从而起。父母恩深，乌可不报！是以孝与不孝，罪福所托。并指出行孝道者会得到神明保佑，“若孝悌者，一家之中，老少安乐，天人钦仰，神明守护”，而不遵孝道者不仅会受到世俗的批评，死后更可能堕入地狱受苦。

《文昌孝经》据明代大学士邱濬所著《文帝孝经原序》称出现时间在宋代，作者不详。该经托文昌帝君之口，劝导此人尽孝，全书分为六章，讲述“父母育子之劳，曲尽其心；人子体事之怀，精悉其义，纲维至性，经纪民物，达自一孝，唯诸万事。挚而加切，约而加详，广宣孝化，敷扬妙道，集众教之大成，而创千古之子则也”。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也提倡“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反对“虚诬诈伪，攻讦宗亲”。

南宋初年创立的净明道以“本心净明”为主旨，力主“行制贵在忠孝”（《玉真刘先生语录》，《净明忠孝全书》卷三），提出“八宝垂训”（忠、孝、廉、谨、宽、裕、容、忍）作为其教义的主要内容。全真道始祖王重阳认为修炼内丹时要以“忠君王，孝顺父母师资”为首要任务，在家修道者要恪尽伦常之道，“与六亲和睦，朋友圆方，宗祖灵祠祭飨频，行孝以序思量”（《重阳全真集》卷五）。《劝世归真》卷二曰：“天心所慕者，忠孝二字。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则人事尽而天心亦顺矣。古语云忠孝即神仙，诚哉是言也。”

佛教原本不重视孝道，初入中土与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诸多冲突。儒家的伦理，讲究父慈子孝，在家孝于亲，在国家忠于君，而按照佛教的主张，就得抛弃父母妻子，也不能报效国家，违背儒家人伦道德和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它不断吸收儒家忠孝伦理，与佛教教义结合起来。东晋名士孙绰信佛，所撰《喻道论》写道：“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承光厥亲。”（《弘明集》卷三）他认为孝行不限于养亲随侍，如能荣宗耀祖，为父母增光，就是无上孝行。僧尼离亲出家，给父母带来极大的尊严和荣耀，这也是“报父母恩”的一种体现。唐初传抄的《父母恩重经》，叙述父母的育恩和子女的孝养，强调知恩当报，提倡造像印经，烧香拜佛，供养三宝，斋僧布施，为父母造福。《法苑珠林》卷十五：“凡夫生极乐国，当修三业：一孝养父母，事师不杀，修十善业。二受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其中首要的是孝养父母。

宋代契嵩大师著《孝论》共十二章，总结了中国历代佛教高僧大德论孝的思想，是对佛教出家僧侣阐述释教孝道思想的专论，成为一部中国佛教关于孝道最有系统、最全面的论著。该书立基人道而申述佛法大义，其行文结构与思想，都模仿儒家《孝经》。他在《孝论·叙》中说：“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呜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极，何以报其大德! ”《孝论·明孝章》说：“佛子情可正，而亲不可遗也。子亦闻吾先圣人，其始振也为大戒，即曰孝名为戒。盖以孝而为戒之端也，子与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众善之所以生也。为善微戒，善何生耶？为戒微孝，戒何自耶？故经曰：‘使我疾成于无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就是说，出家人虽然出家，却不可遗忘双亲。出家人主要是修佛法，以守戒律为入门必修，而孝就是戒的开端。所以先要行孝，把孝德作为走上无上正真之道，成就佛教高僧的必要条件。明代佛教四大家之一的蕅益大师撰《孝闻说》《广孝序》等文，谓“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又说“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均见《灵峰宗论》）。

在中国历史上，《孝经》不仅对汉族人有影响，而且还对一些少数民族如鲜卑、高昌、西夏、女真、蒙古等产生过影响。在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无论是官方学校还是上层社会，都曾传授过《孝经》。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建立的北魏政权，采取多种方式倡导孝道和孝行，以身作则积极学习、践行以《孝经》为代表的孝文化。孝文帝在普及推广《孝经》方面做出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翻译出鲜卑语《孝经》。据《隋书·经籍志》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鲜卑语《孝经》版本的正式颁发促使北魏社会上下都掀起了学习《孝经》和践行孝道的高潮，对整个北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契丹族自辽太祖就确立了“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大力学习中原王朝传统的孝悌行为和观念。他们通过统治者的率先垂范、诏令喜奖，宣传汉儒伦理道德观念等诸多途径，全面推行孝道教育。辽国重视孝也反映在诸帝的谥号中多有“孝”字，如耶律德光谥号为“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耶律阮谥号为“世宗孝和庄宪皇帝”、 耶律璟谥号为“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耶律贤谥号为“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耶律隆绪谥号为“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耶律宗真谥号为“兴宗神圣孝章皇帝”、耶律洪基谥号为“道宗仁圣大孝文皇帝”、耶律浚谥号为“顺宗大孝顺圣皇帝”。从这些谥号可以看出，他们的谥法制度沿袭了汉制，也表明他们以孝治国的国策。

西夏党项皇亲宗室，崇儒尚文，钦慕汉族文化，用西夏文翻译儒家经籍如《孝经传》《论语全解》《孟子》等，供子弟学习。西夏仁宗时令各州县设立学校，让众家子弟上学，读孔孟儒家学说，请有学问的儒家老师上课，赏赐优秀学员。同时还建立“唱名法”，教诲鼓励子弟，立“贤德”，读《孝经》，宣传贤孝之道。

金国世宗尊崇儒学，诏立译经所，将许多汉文儒家经典译为女真文字，先后译出《周易》《尚书》《论语》《孟子》《春秋》《孝经》等十余种，这些译著被作为女真字学的教科书颁行到全国各地。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四月，诫谕皇太子及亲王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佑。汝等宜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汝等当以朕言常铭于心。”（《金史·世宗纪》）他对孝悌的认识达到很高的程度，显然是研读《孝经》的结果。

《孝经》在历史上也随着儒学传播到海外。儒学最早传播到朝鲜半岛，大概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时代，中国在朝鲜设置了“汉四郡”，大致到三国时代，儒学传播到了当时的高丽、百济，然后传播到新罗，传入的儒学主要是“五经”、《论语》《孝经》等经典。

越南黎朝(1428-1789)、阮朝(1803-1945)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甚至达到独尊的地位，对越南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发挥全面的作用。儒家的三纲五常、仁义、孝悌、节义观念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广为提倡，成为治国的根本。《大越史记全书》载黎圣宗(1442-1497)根据儒家道德标准而规定士子应试的资格：“其不孝、不睦、不义、乱伦及教唆之类，虽有学问词章，不许入试。”黎圣宗于1485年颁布《敦礼义课农桑令》：“……忠信孝悌之人，必用心嘉奖，民皆归厚，而革浇薄奸诡之风。”阮朝第一代皇帝阮福映曾在嘉隆三年（1804年）发布的诏书中称：“王者以孝治天下，而孝莫大于尊亲，追崇祖宗，所以致敬而达孝也。”

十九世纪初，华人由中国大量移民到马来西亚当劳工。为了教育子女，华人就在会馆、宗祠、神庙或其他简陋的地方建立私塾，以方言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孝经》等儒家经典古籍。1888年创立的槟城南华义学，可被视为马来亚最早创办的华校。《南华义学条议十五条》第十三条说：“来义学读书者，大半非为科名起见，如资质平常者，先读《孝经》，次读《四书》。”第十五条则说：“每逢朔望日，业师需将圣谕十六条款，并忠君孝亲敬长诸事，明白宣讲，令其身体力行。”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华人在异国他乡传承儒家忠君、孝亲、敬长的思想。马来西亚的民间信仰中还有德教，倡立“十章八则”作为德友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准则。所谓“十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智“十大美德”；“八则”即不欺、不伪、不贪、不妄、不骄、不怠、不怨、不恶“八大良规”。

印度尼西亚华人孔教教义中有一个内容就是认为我的父母、祖先就是天的代表，信奉孔教就是要信天拜天，行善行孝，祭祀祖先。印尼孔教的教规“八诚箴规”第五个就是“诚养孝思：立身行道，以显父命”，忠诚地提倡“孝顺”的观念。孩子对父母的责任是人生第一位的和最大的责任。孝顺不仅仅涉及孩子对父母的礼貌，而且是各种美德形成的基础。孔教孔教会出版了各种资料（几乎全是印尼文）经典，包括《四书五经》《孝经》《二十四孝》等。

早期移民新加坡的华人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仍然牢固地恪守儒家的道德信条，诸如忠、孝、信、义等。他们设立许多私塾，后来又开设了许多书院。当时的私塾和书院都以《三字经》《千字文》《四书集注》和《孝经》为教材。如19世纪末华人创办的“萃英书院”教学内容为《孝经》、“四书”、“五经”、中国珠算、格致之学，及以洒扫进退应对为主的儒家礼仪等，一般是先读《孝经》，次读《四书》。20世纪80-90年代掀起儒学伦理教育运动，李光耀认识到新加坡当时的道德危机，是东方优良传统和价值（如四维八德）的失落，使得现代新加坡人成为没有根，也即是没有文化的人。1993年，由家庭委员会研究拟定五大家庭观念，即亲爱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以及和谐沟通，使儒家思想成为新加坡华人的治国安邦之道和安身立命之本。

《孝经》和孝道思想也传播到西方，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名下有4个译本。西方首见的《孝经》拉丁文译本是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翻译的，1711年出版，他合并《孝经》《小学》与《四书》为《中国六经》。1779年, 驻北京的耶稣会士韩国英重译并出版了法文《孝经》。裨治文于1835年在《中国丛报》刊载了英文世界首见的《孝经》翻译。1879年理雅各应穆勒之约为东方圣书系列译著提供《孝经》英文译本，并详细注释经文内容。

由《孝经》所倡导的孝道传统在后来逐渐发生了异化。社会上出现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子女”的说法，宣扬一种无原则的对老者逆来顺受的愚孝思想，清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就批评“孝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这样就把传统的孝道思想完全变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孝道不再以是否有理作为评判的标准，而是以是否以下犯上、是否维护贵贱尊卑长幼关系为标准。特别是《孝经》所极力倡导的孝被统治者曲解为顺从和愚忠，人民对于孝的美好情操，被封建强权大大扭曲，被演绎成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孝愚忠思想，这些都是对忠孝的最大歪曲，是统治者用以奴化百姓，以便于其统治，对人们毒害甚深，今天必须加以批判，其余毒必须肃清。其实，《孝经・谏争章》中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其观点是鲜明的，绝无一味顺从之意。

统治者所倡导的愚忠愚孝对人毒害甚深，以至有些人以极端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孝。《二十四孝》是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影响很大的作品。大约从宋金时期开始，民间形成共识的孝子故事有二十四个，人称“二十四孝”。元代郭居敬将二十四个孝子孝行故事固定化，配以图画和五言绝句，编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学术界通常认为，这正是明清以来，我国民间流传下来的二十四孝故事的最初蓝本。其中的恣蚊饱血、卧冰求鲤、为母埋儿、戏彩娱亲就属愚忠愚孝。如“为母埋儿”写道：“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父母之食。盍埋此子。’及掘坑三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官不得取，民不得夺’，有诗为颂。诗曰：‘郭巨思供亲，埋儿为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这个故事郭巨埋儿尽管没有实现，但传达的意识是为了尽孝可以泯灭人性、残害生命，可以说是违背了“仁”。对此，方孝孺有《郭巨》一文分析批判说：“郭巨埋子，世传其孝，嗟乎！伯奇顺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谓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辞其责。从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亲也，苟不以礼，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况俾其亲以口体之养，杀无辜之幼子乎？且古之圣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为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放麑不忍，君子羡之，况子孙乎？巨陷亲于不义，罪莫大焉，而谓之孝，则天理几于泯灭矣。其孝可以训乎？不可以训，其圣人之法乎？或曰苟为不孝，天曷以赐之金？吁！设使不幸而不获金，死者不复生，则杀子之恶不可逃，以犯无后之大罪，又焉得为孝乎？俾其亲无恻隐之心则已，有则奚以安其生？养志者固若是欤！徼幸于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义之行，乱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异哉！岂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欤？不然则无辜之赤子，不复生矣。”文章对孝道有反思，也有匡正，体现了方孝孺以儒家恻隐之心为本，怜爱、尊重生命价值，又结合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认为郭巨之行是本末倒置，宣扬郭巨的所谓孝之行是乱名教。至于郭巨所以能够得金，在方孝孺看来，是一种侥幸的偶然，或是天上对于无辜幼儿的垂怜，而绝不是《孝经》推崇的“孝行”。《孝经》之孝强调的是重视生命，保护父母给予的自然之体。如《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句名言，就是强调人应珍爱生命，保全身体，就是孝。那些埋子、卧冰、恣蚊、割肝的行为显然与《孝经》之孝相背离。但就是这样一些不近人情、不合人性、违背儒家人道精神的行为，统治者予以表彰，竭力推广，目的当然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对愚忠愚孝必须加以批判，其余毒必须肃清。

其实这方面在历史上已经为有些统治者所意识到，并做了调正。朱元璋欲“以孝治天下”，推广孝道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元代以来郭居敬的《二十四孝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影响到明初民间出现了不少极端的孝子孝行。据《明史•孝义传》记载：

山东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儿，母疾，割肋肉以疗，不愈。祷岱岳神，母疾瘳，愿杀子以祀。已果瘳，竟杀其三岁儿。”帝大怒曰：“父子天伦至重。《礼》父服长子三年。今小民无知，灭伦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儿，仗之百，遣戍海南。因命议旌表例。

礼臣议曰：“人子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有疾则医药吁祷，迫切之情，人子所得为也。至卧冰割股，上古未闻。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丧生，或卧冰而致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尚诡异，骇愚俗，希旌表，规避里徭。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父母有疾，疗治罔功，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制曰：“可。”

朱元璋制止了受元代《二十四孝》的消极影响在民间产生割肝疗亲、杀子救母等违背人性人伦的所谓孝行，重新挽回儒家的仁爱伦理。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者批判传统文化、封建礼教，也大批特批孝道，又走了另一个极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蔡元培、吴虞、胡适、李大钊、吴稚晖、鲁迅等，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很快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界所接受，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文化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冲击最厉害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陈独秀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总体性批判，指出：忠、孝、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自古忠孝美谈，未尝无可泣可歌之事，然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日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日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日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李大钊指出：“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予治者以绝对的权利，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鲁迅揭露传统孝道思想的虚伪本质，“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指出：“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吴虞是当时反旧礼教和旧文化的急先锋。他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成都，对儒家的礼、忠、孝等观念作了激烈的批判，尤其是对“忠”“孝”攻击最力：“详考孔子之学说，既以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为能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长，皆能忠顺，则既可扬名，又可保持禄位。……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他们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地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以遂君主、家长的“专制私心”，并历数古代由孝而生发出的“活埋其子”“自割其身”“大悖人道”之事的荒谬残忍，把纳妾制度、男尊女卑、专制婚姻以及国民的愚昧都归因于“孝”。这些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本来是对《孝经》和孝道思想异化的批判，但当时他们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儒家思想和其中被统治者扭曲的部分，于是倒脏水连孩子也倒掉了。

在新文化运动新派人物批评传统文化、批判封建礼教的同时，也有很多有识之士重视传统文化。孙中山对孝道传统特别推崇。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讲伦理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不能没有孝。”孙中山对“忠”也作了新解释，剔除传统的忠君内容，注入新的民主观念。他说：“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实在是误解。……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孙中山对“忠”的观念加以改造，对“忠”的内涵加以新的阐释，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是他的独创。

建国初期，孝道受到党和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普遍尊奉。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批判孔孟之风的吹起，特别是70年代批林批孔，孔子和孝道被当做“四旧”而弱化。社会上一度“说话不分长幼，分阶级，做事不分长幼，看派别”。孝道受到否定、批判，六七十年代或以后出生的人，对《孝经》甚为淡漠，导致整整几代人敬老、养老、助老、爱老的意识淡化，社会道德风尚日下。现今社会乱象纷呈，探其原因，主要是孝道传统的遗失，使人们不能体认孝道真义，不能实践孝道。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如何使大家重新深刻体认孝道价值，重建家庭伦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文明进步。

怎么认识《孝经》的现代价值？今天我们研读传播《孝经》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时至今日，《孝经》已不再有经典的神圣光环，但它作为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儒家经籍，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它维系家庭的和睦、完整，对社会和谐、国家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以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孝道是确保家庭和睦的最纯粹的情感基础和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让孝道成为家风家教，成为随着血脉延绵长久的道德传承。虽然我们现在进入了以工商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但是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奉养父母对于家庭的和谐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能够使父母安度晚年，而且成年人孝敬父母对末成年人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成长很有好处，有利于使子女在家庭得到社会化的学习训练，使他们称为合格的社会成员。20世纪以来，由于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与和对传统文化、封建礼教的激烈批判，中国大陆传统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越来越少，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主流，出现了许多令人忧虑的家庭伦理问题，老人赡养、子女教育、夫妻不和以及越来越高的离婚率，单亲家庭猛增，甚至子弑父母，父母杀子女的极端事件也屡屡发生，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和谐稳定。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只有每家每户的和睦才会有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不仅如此，讲究孝道，子女奉养父母，也有助于解决老人赡养问题，减轻社会压力。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个人独立意识增强，出现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很多人的孝道意识越来越淡漠，独生子女的孝亲状况尤其令人担忧，造成了人们伦理道德意识丧失，不孝顺父母、不赡养父母、无视老年人权益等不道德思想的滋长。传统孝道观极力推崇的尊老、敬老、养老观念在当代社会日渐淡化，“留守老人”“空巢老人”成为社会焦点。在城市，大多数人家底殷实，生活较好，但亲情越来越淡漠，老人越来越孤独。在农村，不赡养老人，虐待老人的现象日益突出，甚至逼得老人自杀。

《孝经》说的“非孝者无亲，大乱之道也”道出了孝与社会治乱的关系。“百善孝为先”，“夫孝者，德之本”。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做什么事，都要以德为本，而孝又是德之本，根本之根本，是所有善行的基础。孝源于天生本性，出生于自然亲情，一切德行都从孝心生发出来，成为人生成长过程中最大的德行。树有根，水有源，祖先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源泉和根本。我们对父母有孝心，爱敬父母，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这种仁爱之心推广到普天下，才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宽。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内容、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其中中华传统美德突出了孝悌、孝老爱亲等美德。因此，在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复兴以孝道为代表的传统美德，“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从个人来讲，一个人想要做大事情，担当大使命，成为栋梁之才，就要从孝这个德之本做起，努力培养自己的品德，提升自己的道德人格。从国家来讲，如果道德文明出现短板，社会动荡不安，国家也难以真正实现现代化。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孝经》和孝道传统，认真研读《孝经》，躬行实践孝道，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使《孝经》和孝道思想在新时代为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幸福安康、国家长治久安发挥积极的作用。

本文注释从略，正文正式发表时略有修改，引用请参看《曾子学刊》第五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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