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建立初期，“突厥颉利可汗承父兄之资，士马雄盛，有凭陵中国之志”，此时军事强大的突厥频频南犯，时时威胁唐朝的安全。而刚刚建立的唐王朝正为着统一全国而积蓄力量，对于突厥的入侵既无力也无心对抗，只好一再退让，所以“上( 唐高祖) 以中国未宁，待突厥甚厚，而颉利求请无厌，言辞骄慢”。在这种形势下，刚即位的唐太宗对周边各民族和邻近诸国，并不是以武力相对抗，而是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实行—些随机应变的民族政策。
唐太宗即位初期，对于边疆民族的政策是联合弱小，压制强大者，唐中央政府对于当时强大的突厥族的抵抗是联合其他民族，同时利用突厥贵族集团的内讧进行分化瓦解，突厥政权开始分裂，在军事上对突厥进行打击，彻底打败了突厥，北部边疆的政治格局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突厥称雄漠北的状况成为历史。随着突厥的衰落和消灭，漠北地区的另一少数民族薛延陀部却利用时机逐渐兴起，逐渐成为漠北又一强大的力量，成为唐朝管辖漠北地区的威胁力量。
“薛延陀者，自云本姓薛氏，其先击灭延陀而有其众，因号为薛延陀部。其官方兵器及风俗，大抵与突厥同。自突厥强盛，铁勒诸郡分散，众渐寡弱。至武德初，有薛延陀、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部、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等，散在碛北。”薛延陀原属铁勒部，由铁勒部中薛部与延陀部合并而成，臣属于西突厥，“初，大业中，西突厥处罗可汗始强大，铁勒诸部皆臣之，而处罗征税无度，薛延陀等诸部皆怨，处罗大怒，诛其酋帅百余人。铁勒相率而叛，共推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汗山北; 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西突厥射匮可汗强盛，延陀、契苾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
漠北草原地区原本在突厥的控属范围内，自唐征服突厥后，逐渐纳入唐征服的管辖区，但是，随着突厥势力的减弱，薛延陀部开始称雄漠北，北部边疆开始易主，逐渐脱离唐廷的控制而趋向独立，相继演化成为游牧型的政治体属地。薛延陀的坐大破坏了唐朝的战略，对薛延陀的态度也就从支持、联合转向了限制、对抗和消灭。双方的关系发生质变，冲突遂不可避免，唐朝北方来自薛延陀的威胁日益凸显。薛延陀作为唐王朝共同对付突厥的联盟，又一度成为北方的强敌。
面对日益强盛的薛延陀部，唐王朝是如何处理的呢? 唐太宗针对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从由原来的联合扶持薛延陀部，到后来的限制及军事打击一直到平定薛延陀的一些列政治军事活动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唐太宗对边疆民族政权的经略方式。
一、联合薛延陀部
隋初开皇年间( 581—600)，以游牧业为主的薛延陀部为了生计，逐草而迁，大部分离开原来的居住地漠北，西迁到金山( 今阿尔泰山) 南麓一带，由于当时突厥部正强大，于是臣属于处罗可汗统治下的西突厥。在西突厥贵族的高压统治下，薛延陀无法忍受西突厥上层的压榨，唐贞观( 627—649) 初年，几经迁徙，最终在当时首领夷南的率领下又返回漠北旧牙，建“廷于都尉揵山北、独洛 河 (今土拉河) 之南”并转而隶附于颉利可汗的东突厥。“贞观二年，叶护死，其国乱，乙失钵孙曰夷男，率部帐七万附颉利可汗。”
薛延陀这一战略迁徙，意味着投附东突厥，同时完全摆脱了西突厥的强力控制，但是此时的东突厥上层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至颉利可汗时期尤为严重。颉利可汗为了增加自己的势力和权威，不惜利用其控制的突厥以外的各部族对付内部的反对派。这也给薛延陀的依附制造了时机，所谓“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复，以故法令滋章，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在东突厥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又连续遇到天灾，“频年大雪，国中大馁”。
天灾人祸导致东突厥内部“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而且颉利可汗此时把外在的威胁主要集中在与唐朝的争战上，无暇顾及势力尚弱的薛延陀部，这些条件为薛延陀的独立发展造成有利时机。于是薛延陀逐步发展成为漠北地区“诸部最为强”以至于后“突厥衰，夷男反攻颉利，弱之，于是诸姓多叛颉利，归之者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
伴随着突厥的衰落，周边民族纷纷起义反抗突厥人的横征暴敛，在贞观二年( 628)，西突厥首领叶护可汗死亡，内部集团争夺控制权开始白热化，于是游牧于金山西南的实力增强的薛延陀部落在乙失钵之孙夷男的率领下乘机摆脱了西突厥的控制，并且率众迁入漠北，为了扩大反抗突厥统治的实力，决定同原先迁入到此的薛延陀部落汇合一处，一并反抗东突厥汗国的斗争，铁勒各部共推夷男为主，成立薛延陀汗国，唐朝为了对抗东突厥汗国，对薛延陀实行的是联合拉拢策略，唐太宗派使臣册立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统管漠北诸部。
此时东突厥上层集团与唐中央的矛盾尖锐化，唐政府需要联合其他部落，“时太宗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从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贡方物，复建牙于大漠之北郁督军山下，在京师西北六千里。东至靺鞨，西至叶护，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大部落皆属焉。”“其弟统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宝鞭赐之曰: ‘下有大过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为宠。”这种册封，标志着薛延陀正式成为唐朝漠北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薛延陀上层集团在漠北民族政权中的政治地位。
唐朝与薛延陀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结成联盟，双方的藩属关系加强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稳定，同时也为薛延陀汗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夷男可汗借助唐朝的庇护为巩固自己势力提供了条件。630 年，东突厥汗国在内忧外患和天灾人祸的多重夹击下灭亡，薛延陀汗国趁机尽占其土地与人民，势力更进一步增强。
在唐政府的支持下，统一了各部的薛延陀，军事实力得到了大的发展，已逐渐称雄于漠北，“颉利可汗之灭，塞隧空荒，夷男率其部稍东，保都尉揵山独逻水之阴，远京师才三千里而赢，东室韦，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盖古匈奴地也。”贞观六年( 632)，“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发兵击薛延陀，为薛延陀所败”。唐朝之所以联合薛延陀部，是因为在北边的主要敌手是当时的东突厥，所以当时唐太宗采取的主要策略是拉拢薛延陀以孤立、打击突厥，利用东突厥与薛延陀的矛盾，分化双方的力量，从而造成有利于唐朝的形势。薛延陀从隋到唐初依附于突厥，贞观初期突厥颉利可汗时薛延陀首领夷男背叛东突厥，唐太宗与薛延陀联络并对之进行封赏，与之结盟，在军事上南北夹击东突厥而获胜。
二、对薛延陀部的抑制
东突厥的灭亡为薛延陀的崛起提供了机会，随后向周边开拓，很快成为漠北草原的强盛力量，于是与唐朝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薛延陀的坐大，特别是薛延陀欲趁唐太宗东封之机向唐进攻，严重地威胁了唐朝的利益。薛延陀伺机南侵对唐王朝产生了刺激和震动，唐朝不得不协调他自身与铁勒部之间的关系，同时解决北方势力对中原造成的问题。
此时的薛延陀兵力已远远超过初兴时期“至突厥颉利既亡，北方空虚，薛延陀真珠可汗帅其部落建庭于都尉犍山北、独逻水南”，“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拔酌、颉利苾主南、北部。”仅夷男可汗的一员部将大度设，在迎击李思摩的一次战役中就“勒兵二十万，”所谓“漠以北，延陀制之，”“突厥衰而薛延陀强于漠北。”表明薛延陀在东突厥衰落之后称雄漠北的局势进一步形成。”
贞观十二年( 638)，太宗封薛延陀可汗夷男二子为小可汗，借以分化他的力量。“上( 唐太宗) 以其强盛，恐后难制，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唐太宗分化薛延陀的政策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随着东突厥的灭亡，薛延陀的势力在漠北开始逐渐增强，唐政府倡导的多方共存的平衡模式被打乱，唐政府与薛延陀的同盟与藩属关系逐渐削弱。贞观十四年( 640)，唐军攻破高昌，唐在西部取得优势和主导权，高昌的灭亡，使得唐朝对西域一带控制势力逐渐扩大与加强，阻碍了薛延陀向西扩张与发展，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由原来的联盟关系逐渐剑拔弩张，兵戎相见。
为了牵制薛延陀部，贞观十三年( 639)，唐朝将归降的“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稗世作落屏，长保边塞”“会朝廷立李思摩为可汗，处其部众于漠南之地。夷男心恶思摩，甚不悦”但“突厥咸惮薛延陀，不肯出塞”唐太宗即命司农卿郭嗣本赐薛延陀可汗夷男一封玺书，警告说: “颉利既败，其部落咸来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后善，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于河南，任其畜牧。今户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孤，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
唐太宗对薛延陀的诏令，即归顺的突厥各部返漠南生活，漠北归薛延陀所统。在唐朝一统的管辖下，彼此相安，共守信约，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用突厥部来牵制薛延陀的势力。
贞观十三年( 639) 唐太宗命颉利可汗族人李思摩率领颉利旧部还其故地，返归故土漠南，使之居黄河北岸。以“世作藩屏”“长保边塞”。李思摩本已任“右武卫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为此又册他为乙弥泥孰侯利苾可汗，赐之鼓纛”。以便他能率本族守护漠南之地，使之对抗薛延陀。东突厥作为唐朝曾经的对手变为共同对抗薛延陀的联盟。
贞观十五年( 641)，唐太宗谓薛延陀之使者曰: “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 归语可汗: 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表明唐太宗明令禁止薛延陀部南下扩张。尽管夷男此后谢罪，但是唐太宗认清了薛延陀要扩张的目的，先许和亲后悔婚以示唐朝对薛延陀的态度。
三、悔婚薛延陀部族
为提高自己在北疆少数民族政权中的权威地位，贞观十六年( 642)，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钵罗泥孰俟斤向唐朝请昏，“献马三千，貂皮三万八千，马脑镜一。”太宗谓侍臣曰: “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崛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唯有二策: 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 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未知何者为先?”司空房玄龄对曰: “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太宗曰: “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遂许以新兴公主妻之。因征夷男备亲迎之礼。
太宗采纳房玄龄关于“兵凶战危”“和亲为便”的建议，又因为此前大将契苾何力为抚凉州契苾部时落入薛延陀之手，即决定与夷男和亲，以换回契苾何力。
贞观十六年( 642) 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谕薛延陀，以新兴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还，拜右骁卫大将军。六月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侄突利设来纳币，“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庚申，突利设献馔，上(唐太宗) 御相思殿，大飨群臣，设十部乐，突利设再拜上寿，赐赉甚厚。”
夷男坚持与唐结亲，主要是出于借唐朝的势力来壮大自己在漠北民族中的地位和权威。因此，夷男大悦，谓其国中曰: “我本铁勒之小帅也，天子立我为可汗，今复嫁我公主，车驾亲至灵州，斯亦足矣! ”于是税诸部羊马以为聘财。有人对夷男说: “我薛延陀可汗与大唐天子俱一国主，何有自往朝谒? 如或拘留，悔之无及! ”夷男曰: “吾闻大唐天子圣德远被，日月所照，皆来宾服。我归心委质，冀得睹天颜，死无所恨! 然碛北之地，必当有主，舍我别求，固非大国之计。我志决矣，勿复多言! ”于是言者遂止。
太宗乃发使受其羊马。然夷男先无府藏，调敛其国，往返且万里，既涉沙碛，无水草，羊马多死。从薛延陀部回来的契苾何力上言: “薛延陀不可与昏。上(唐太宗) 曰: ‘吾已许之矣，岂可为天子而食言乎’! ”从薛延陀部回来的契苾何力坚持唐朝不能与夷男结为婚姻，认为薛延陀无和亲诚意，不过想借唐威而镇四境而已，因而力劝唐太宗绝其和亲之念，唐太宗说已经答应了夷男，不能毫无缘由反悔，何力对曰: “臣非欲陛下遽绝之也，愿且迁延其事。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敕夷男使亲迎，虽不至京师，亦应至灵州; 彼必不敢来，则绝之有名矣。”契苾何力告诉唐太宗既如此，可以让夷男亲自到灵州迎亲 ，夷男如果不能按期赶来，就可以与之解除婚约。
“夷男性刚戾，既不成昏，其下复携贰，不过一二年必病死，二子争立，则可以坐制之矣! 上(唐太宗) 从之，乃征真珠可汗使亲迎，仍发诏将幸灵州与之会。真珠大喜，欲诣灵州，其臣谏曰: ‘脱为所留，悔之无及! ’真珠曰: ‘吾闻唐天子有圣德，我得身往见之，死无所恨，且漠北必当有主。我行决矣，勿复多言! ’上(唐太宗) 发使三道，受其所献杂蓄。薛延陀先天库厩，真珠调敛诸部，往返万里，道涉沙碛，无水草，耗死将半，失期不至。议者或以为聘财未备而与为昏，将使戎狄轻中国，上( 唐太宗) 乃下诏绝其昏，停幸灵州，追还三使。”唐太宗对薛延陀的和亲实际是瓦解薛延陀的权宜之计。
四、疏远薛延陀部
因为唐太宗看出了薛延陀和亲背后的用意，故对其近臣说: “彼同罗、仆旨等十余部落，兵数万，并力足以制延陀，所以不敢发者，延陀为我所立，俱中国也。今若以女妻之，大国之婿，增崇其礼，深结党援，杂姓部落，屈膝低眉，更尊服之……微不得意，勒兵南下……可谓养兽自噬也。吾今不与其女，颇简使命，诸姓部落知我弃之，其争击延陀必矣。”
唐太宗一针见血地指出薛延陀的和亲目的，乃是为了巩固其对漠北诸部的统治，并进而称雄大漠以南。因此薛延陀不惜一切代价，“税诸部羊马以为聘财”，只是用来代替东突厥称霸北疆的策略。薛延陀从崛起到称雄漠北，必然与唐朝发生矛盾和冲突。尽管唐朝推行打击东突厥的的策略时薛延陀作为牵制东突厥的重要力量得到唐王朝的大力支持，使薛延陀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并且成为唐朝的盟军，但是随着薛延陀的逐渐强大，称雄北疆，对唐朝的漠北地区构成威胁的时候，与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统大业的既定策略难以相容。因此，由当初的支持薛延陀部变为限制其强大。当突厥强大时，联合漠北包括薛延陀部共同对抗突厥，当突厥势力削弱不能对唐王朝构成威胁而薛延陀部做大时，唐太宗就转而联合其他部族对抗薛延陀部。
对于薛延陀部的做大做强，唐王朝无法容忍其势力的延伸，唐太宗开始制定平定薛延陀的部署，纵观唐王朝与薛延陀之交聘往来、和亲之议等一系列策略都是为限制薛延陀部强大而实行的。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旨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征服东突厥并降服铁勒诸部，最后形成所谓的“天可汗”霸主地位。但唐太宗知道对称雄漠北的薛延陀，仍不能轻敌盲进，急于求胜。因为在“古代中国生产力相对微弱、各地域社会之间水平联系有限的背景下，国家权力的形成，多表现为一个核心地域集团通过军事征服与制度建构，联系核心权力与地域社会。在这个脉络下，政治过程表现为 ‘核心———周边’的空间扩充，形成‘王畿与四方’的政治空间格局以及‘国( 城市) ’‘野( 农村) ’的政治控制体系。”因此，在政治手段不能达到目的时，就改为军事的武力征服和镇压。
五、消灭薛延陀部
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幸洛阳，将有事于泰山。夷男谋于其国曰: “天子封泰山，万国必会，士马皆集，边境空虚，我于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因命其子大度设勒兵二十万，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思摩之部。思摩遣使请救，(唐太宗) 诏英国公李勣、蒲州刺史薛万彻率步骑数万赴之。逾白道川至青山，与大度设相及。追之累月，至诺真水，大度设知不脱，乃互十里而陈兵。
薛延陀此次的军事行动，简直就是对大唐帝国赤裸裸的挑战。更是严重地损害了唐太宗霸主地位的天威，因此双方开始剑拔弩张，对立明显，决一雄雌的军事酝酿迅速升级。唐太宗亲自部署反击薛延陀的战役开始了。
“铁勒诸部素伏延陀，而咄摩支虽衰孑，尚臣畏之。帝(唐太宗) 恐卒为患，诏李勣等曰: ‘降则抚之，叛则击之。勣至，咄摩支大骇，阴欲拒战，外好言乞降’。”
贞观十五年，唐朝与薛延陀战争正式开始，深谙军事策略的唐太宗“命营州都督张俭帅所部骑兵及奚、霫、契丹压其东境; 以兵部尚书李世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六万，骑千二百，屯羽方; 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四万，骑五千，屯灵武; 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将兵一万七千，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 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出其西。”
唐太宗对这次战役进行了周密部署和安排，充分发挥唐朝军队的主力攻击优势、联合当时的突厥思摩可汗和其他部族的军队、相互配合、最后在军事上对薛延陀稳步取胜。
唐太宗告诫大将曰: “薛延陀负其强盛，逾漠而南，行数千里，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备，急击之，思摩入长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烧剃秋草，彼粮糗日尽，野无所获。顷侦者来，云其马啮林木枝皮略尽。卿等当与思摩共为掎角，不须速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破之必矣。”说明唐太宗对当时的形式是比较了解的。
薛延陀为对抗唐政府也是进行了一些列的准备的“先是，延陀击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等，以步战而胜。及其将来寇也，先讲武于国中，教习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授马以追奔，失应接罪至于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辄退，延陀乘胜而逐之。勣兵拒击，而延陀万矢俱发，伤我战马。乃令去马步阵，率长槊数百为队，齐奋以冲之，其众溃散。副总管薛万彻率数千骑收其执马者。其众失马，莫知所从，因大纵，斩首三千余级，获马万五千匹，甲仗辎重不可胜计。大度设跳身而遁，万彻将数百骑追之，弗及。其余众大奔走，相腾践而死者甚众，伏尸被野，夷男因乞与突厥和，并遣使谢罪。”锐气勃发的唐朝，发挥其强大的政治军事优势最后平定了薛延陀，唐朝从出兵到最后平定薛延陀，前后大致经过五年时间。
唐太宗善于利用矛盾，有原来的联合薛延陀抗衡突厥。到薛延陀的强大，开始威胁唐政府，唐太宗就采用分而治之、分化瓦解的手段的方式来化解边疆的威胁，对薛延陀进行有整体册封为部分，使之力量减小。尽管唐太宗对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招抚，偃武修文，怀之以德的温和政策定边疆。在政治上采用政治通婚、册封上层集团爵位、联盟和互通使臣等多种笼络方式。但唐王朝的利益一旦受到侵犯，对唐朝边疆造成威胁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并不放弃使用武力。唐太宗深知，对于周边各族既要政治上拉拢，军事上震慑，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富国强兵、积极防卫，并采取正确的战术才能使边境真正安宁。因此，唐太宗在位时期对于边疆各部，整体政策的实施是以军事威慑的同时，冠以安抚政策对待边疆矛盾。
唐太宗即位时面临着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周边民族众多、地域幅员广阔，而且各个民族分别处于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边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迥然有别，只有根据当时各民族具体的民族特点，灵活地采取招抚、争取、和亲等各种不同的方式，按照开明的怀柔政策，采取不同的形式和多种的策略措施进行处理边疆纷争，叛则剿之，降则抚之。这一政策对于处理薛延陀部更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