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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接到电话，说今天要执行两个“恶人”的死刑。我披上外套，随手抓了根煮玉米就出门了。

路上风刮得脸生疼，我心里却比天气还凉。要不是案子疑点太多，我真不想插手这摊子事儿。

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这心里，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

到了刑场，人已经带来了，两个人跪在那，衣服被寒风吹得直抖，嘴里喊冤。

围观的人不少，大伙儿吵吵着“快枪毙！别拖了！”有几个拿着瓜子站在边上，像在看热闹。

我盯着那俩人，脑袋里像乱了线的风筝。执行长举起手准备发令，我突然一喊：“等一下！不能开枪！”

周围一片哗然。

这事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那时候村里发生了一桩大案子，一个年轻姑娘被几个人糟蹋了，闹得整个乡里乡亲人心惶惶。

姑娘她妈，王梅，哭得嗓子都哑了，成天到处喊着“要讨个公道”。村里人也义愤填膺，觉得要是不快点把罪犯抓出来，整个地方都没法安生。

案子很快破了。警察接到线索，说案发那晚，有几个年轻人曾在村里出没，其中两个是邻村的刘正和周成。

他俩一个是种地的，一个是做小工的，平时性格都算老实，但因为平时经常结伴出去玩，人缘不算太好，警察先把他们带去问话。

不知是不是压力太大，他们两个人在审讯里前后说话有些不一致，这就更让人怀疑了。

后来，警察又找到几个“目击证人”，说当晚的确看见刘正和周成出现在出事地点附近。

再加上被害姑娘的证词，虽然她精神状态不太稳定，但她咬死说“其中有一个就是刘正”，这案子就这么定下来了。

接下来法院判刑，程序走得飞快。五个嫌疑人中，刘正和周成是主犯，直接判了死刑，剩下的人分别判了死缓、无期徒刑和十几年的有期徒刑。

消息传开后，村里人都拍手叫好，说“坏人终于伏法了”，王梅更是跪在地上连磕了好几个头。

可你知道吗？就在这风风火火的当口，刘正和周成开始喊冤。

他们说自己案发当晚根本不在出事的地方，还能找人作证。可问题是，他们说的那些“证人”都不是什么有力的证据，要么是亲戚，要么是朋友，说话不太能让人信服。

而且案件审理那段时间，正赶上“严打”运动，很多案子讲究一个“快准狠”，讲究社会效果，哪里容得下什么犹豫和反复？

我也不是第一天当检察官了，知道这种事容易一边倒。可说实话，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你说一个案子，再恶劣也得讲证据，可这案子的核心证据全是些靠不住的口供。

姑娘的证词反复提到“看见了刘正”，可现场并没有找到能直接证明他俩作案的物证。就连脚印、指纹这些，都对不上号。

更让我觉得奇怪的是，那天卷宗送到我手里时，王梅突然来了检察院，说要亲自感谢我，说我给了她女儿一个交代。

她的话很真诚，但她那种反复强调“千万别让凶手跑了”的语气，总让我觉得好像她心里还有别的什么隐情没说出来。

案子办到这一步，所有人都认为水到渠成，就该结案了。可我总觉得这事儿哪里不对劲——那些关键证据，就像一张画缺了线的网，怎么也编不圆。

我试着跟同事提了一嘴，说案子是不是要再查一查，结果人家白了我一眼，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较这个真？当时王梅可是亲口指认的！”

我知道自己要是再坚持下去，可能会惹麻烦，可心里那个结总过不去。

你说，一个人要是糊里糊涂背了命案，不就毁了一辈子吗？

这关乎性命的大事，怎么能含糊？

我决定再查一查。其实这个决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毕竟，案子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上上下下都等着结果，谁还愿意回头翻案？

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认定的事情，不弄明白，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第一步，我重新看了一遍卷宗。这一看，果然揪出了几个疑点。

比如，案发时间姑娘是晚上八点多出门，说在村头被人拦下的，可那个时间点，村里正好有人在祠堂开会，按理说应该有人看到。

可卷宗里没有祠堂里人的证词。

再比如，现场的鞋印确实不止一组，但最后认定刘正和周成是主犯，却没有鞋印和他们的完全吻合，这不是说不过去吗？

这些问题越想越觉得蹊跷。我决定亲自跑一趟现场，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两个年轻检察官去了村里。村子很小，出了村头就是一片荒地，远处还有条小河。

出事的地方就在村边的一片树林里，站在那里，我突然觉得心里发凉。说实话，这个地方确实容易出事，四下无人，走个路都觉得阴森森的。

“张检察长，这儿没什么好查的吧？都两个月过去了，能看出什么？”跟着我的小陈挠了挠头，有些不耐烦。

我没吭声，只是绕着树林转了几圈，突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树林边有一条土路，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但我发现土路的尽头，竟然连着一条小道，直接通向邻村。

而这条小道在之前的调查里，根本没被提到。我问了几个村民，他们都说这条路平时走的人很少，晚上基本没有人会来。

我又问，那几个人审讯时有没有提到这条路？村民都摇头，说没听说。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如果这条路有人走过，是不是说明——作案的人有可能是外村的？还是说，当时现场的证据没有仔细查？

为了确认，我又找到了王梅，想听听她的说法。见到她时，她正在家门口洗菜，整个人比案子刚破时冷静了许多。

我跟她聊了几句，突然试探着问了一句：“大姐，那天你女儿有没有提到，认得几个凶手的声音？”

王梅愣了一下，随后低声说：“她说话一直语无伦次，也没具体说认得谁。”

她的话让我心里一沉。要知道，整个案件的关键就是她女儿的指认。如果连声音都不敢确定，那整个案件的根基不是就动摇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把这些发现写成报告，交到了上级手里，要求重新审查案件。

但上级却回复我：“证据链已经形成，案件定性不会轻易改变。”

我一听这话，顿时心凉了半截。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办法放手。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突破点出现了。邻村有个叫李德顺的老人，找到了我。

他是个种地的农民，说话慢条斯理，可他的一句话，让我仿佛被雷击中。

“检察长，那天晚上我在村边小河钓鱼，看见两个陌生人走进树林。”

他顿了顿，补充道:“不是村里的，也不像那几个被抓的人。”

我赶紧让他描述那两个人的样貌，他皱着眉头回忆：“个子不高，穿着深色的衣服，跑得飞快。”

这下我的心更乱了。如果真有外村人作案，那刘正和周成岂不是被冤枉了？

我带着老人录了口供，但同时心里也清楚，仅凭一人的目击证词，想翻案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我知道，这可能是唯一的线索。

到了这一步，我知道自己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了。顶着各方压力要求重新查案，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不能退缩。

可谁都知道，动已经定下的判决，是要冒多大风险。

就在我四处奔走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说执行队又开始催促，要尽快完成死刑执行。

我赶紧跑到法院找老李，就是负责这案子的法官。我在他办公室门口站了半天，心里打着鼓，想着怎么开口。

结果刚一进去，老李抬头看见我，冷笑了一声：“又是你？张检察长，这案子还没完吗？大家都忙得脚打后脑勺，你倒好，一个劲儿地捣腾这摊子。”

我压着火气，尽量语气平和地说：“老李，咱们是同行，我知道你忙，可这案子真的还有问题。我已经找到新证人了，他能证明案发当晚可能还有其他人出现在现场。再给点时间查查吧，不然真要是冤案，我们可怎么交代？”

老李一听就急了，拍着桌子嚷：“证人？又是证人！张毅，我告诉你，这案子人证物证都齐了，连上级都核准了死刑，你现在跟我说有新证人，这不是笑话吗？你是不是要把我们法院的脸往地上踩？”

屋里的气氛一下紧张了起来，连我自己都觉得心跳加速。可这时候我知道，不能退让。要是连我都妥协了，那刘正和周成真的就没救了。

我抬起头，直视着老李的眼睛，说：“老李，你说法院要脸，咱们检察院也要脸，可更要命。如果真是错判，错杀了两条无辜的命，你我这辈子都过不了良心这关！这事儿，我认定了，就算跑断腿，我也要再核实一次。”

老李盯着我看了半天，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扔下一句：“你自己去折腾吧！”

我转身离开，心里又是一阵沉重。

可这还没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几天后，上级给我打了电话，说我的报告他们看了，但意见是“执行为先”。

这话摆明了意思，就是要我别再纠缠，赶紧把执行程序完成。我放下电话，手心全是汗，背后像压着一块石头。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坐了很久，几乎没办法静下心来。时间越逼越近，我心里却越来越觉得不能放弃。

这时候，小陈突然敲门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张检察长，省里有人下来核查案子了，听说是接到了举报，要重新审卷！”

一听这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一刻，我几乎是跳起来的。

原来，有人在听到我的复查要求后，私下递了材料给省里的一个检察长，把我这边的疑点全捅了出去。

第二天，省里的核查组到了县里，连夜召开了一次案件听证会。

我坐在会议室里，紧紧攥着手里的报告，心里祈祷着，希望这最后一搏，能挽回两条人命。

后来，案子重新审理了。省里核查组发现了很多问题，包括证据链的不完整、嫌疑人证词矛盾，以及重要物证没有匹配等。

最关键的是，抓到了真正的罪犯。那两个人是外村的混混，早就潜逃到了外地，这次核查组通过新证据找到了他们的踪迹，最终真相大白。

刘正和周成被当庭宣告无罪的时候，站在法庭上的他们哭得像孩子一样。

而王梅，也走上前去颤抖着说了一句：“对不起……”

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空气里只剩下低低的抽泣声。

我坐在台下，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这不是一场胜利，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我只是尽了一个检察官该尽的责任。

可我知道，这两条命能留下来，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