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驱瘟活动为什么需要劝善大师

1、驱瘟语境下劝善的使命之前我们阐述过，古代社会观念中，瘟疫的来源，是天灾，但是根源却是现实生活中人的道德沦丧造成的，就是所谓的祸福自招。比如任继愈曾经阐述道家驱瘟灯仪时说：“人遭瘟疫，皆由人作恶而自召。信徒若燃灯供奉五方行瘟使者，则可收殟摄毒，保佑一家。”南宋天心派道士路时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十三《斩瘟断疫品》论述瘟神行瘟之由及制瘟之法云：“但今末世，时代浇薄，人心破坏，五情乱杂，故东方青瘟鬼刘元达，木之精，领万鬼行恶风之病；南方赤瘟鬼张元伯，火之精，领万鬼行热毒之病；西方白瘟鬼赵公明，金之精，领万鬼行注气之病；北方黑瘟鬼钟士季，水之精，领万鬼行恶毒之病；中央黄瘟鬼史文业，土之精，领万鬼行恶疮痈肿。”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在古代社会的观念中，一旦有了瘟疫，去具体治病是末，是技，而道德的教化才是本，是道。一旦道德归化，人心归正，天人一感应，上天马上就会收手，让瘟神走开。所以，面对瘟疫，第一位的是针对世道人心的劝善，这才是瘟疫语境下劝善大师频频出现的原因。虽然劝善之号未必一定只与祛瘟关联。解除瘟疫离不开劝善大师这个核心角色，不管这个劝善大师在道法中选择了泗州大圣，在《封神演义》中选择了陈赓，还是在《目连救母》中选择了傅相。

在元明时期所编撰的道教类书《道法会元》所收录二百二十一 《神霄遣瘟治病诀法》中，有“造遣瘟神盘法”，其中有云：

伏以化化生生，妙一机而不已，善善恶恶，赴诸物之自移。神之何心，人胡不觉。切念某爱河流荡，火宅忧煎。颠倒梦想之谓何，杀盗淫贪之自纵。言尤多於口过，罪每逐於心生。识无边无量之愆，叩大慈大悲之圣。卢医匡阜，返危脉以向安；地煞天符，转慈风而去病。巡海夜叉开海道，翻风使者息风波。河伯於此解维，江神从而转舵。免夫小子，赦平生不善之心：告诸大夫，领终席散忧之酌。无任至恭，酒陈三献。在这里，也是强调世道人心为驱瘟的核心，其中，明确说道，要信众认识到自身无边无量之愆，所以要叩大慈大悲之圣，这里的大慈大悲之圣，就是说的大慈大悲观音菩萨的化身泗洲大圣，同时，文中也说到了匡阜道人，在匡阜的前面，加了一个前缀“卢医”，所谓的卢医，就是说的扁鹊，意指神医，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至少在道法的安排中，在驱瘟项目中，泗洲大圣的使命，就是抓战略核心问题，就是去实施道德教化，从根本上化解上天降瘟疫的危机，所以称号是劝善大师，而匡阜道人的使命，是在战术上进行治病救人，解决病症层面的问题。2、泗州大圣本有除病功能据宋代王洋《东牟集》记载，僧伽具备“祷病即痊”“大旱祈雨有感”等神职功能，而且出现了 “乞男女辄应”的送子功能和使商贾“获息倍称”的致财功能。

僧伽不仅具有求子得子的灵验，而且作为驱瘟方面来说，小儿本身也是最为敏感脆弱的一类，明代著名小说家、福建人余象斗所著《北游记》有一个故事说，山东宁海县出一妖怪，不见其形，托人之梦，说他姓张名健，行种痘之瘟，害民家幼童。若有些儿不到处者，便种害痘害麻，害死人家子女。可见，泗州大圣与孩童之间关系的紧密。观音信仰中本身就具备驱病免灾的功效，福建地区的观世音菩萨信仰中能够 “祈晴祷雨，逐疫驱瘟。八闽有活佛之称，重泽救波臣之厄，固已灵昭中外，福被人天矣”。洪迈在 《夷坚志》记载了一则观音为人治病的灵验故事。而泗州大圣就是观音的化身。北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九六“僧伽大师”条云：僧伽大师，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龙朔初来游北土，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于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将建伽蓝。于其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龙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而其顶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顶穴中出，烟气满房，非常芬馥。及晓，香还入顶穴中，又以絮塞之。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痼疾皆愈。从上述阐述，我们就可以清晰地了解，为什么宋代的泗州大圣可以驱瘟，因为他作为观音化身，本身具备祛病除灾的功能，同时，作为瘟疫语境下被信众所选择的劝善大师，承担着在抗疫中最核心的正人心的职能，是古代抗疫活动最核心的重要神灵。而宋代花钱上的泗州大圣驱五瘟的主题，正是这一社会观念的鲜明反映。有关于驱瘟花钱的阐述，下回继续再聊。原创版权，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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