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国民党军，最终在短短三年内将蒋介石的大军赶至台湾。站在全局的角度看，这三年战争的胜利并非轻松所得。尤其在初期，我军面对的是一支具备强大战斗力的敌军，其中不乏像“光头将军”刘玉章这样的对手。他的军事才能，使得我军在与其交锋时屡屡遭遇困难。那么，刘玉章究竟是如何凭借个人的智慧与胆略，在关键战役中给我军造成威胁的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刘玉章，生于1903年12月29日，陕西兴平人，家境普通。早年，他在家乡的私塾学习，后来考入西安敬业中学。年少的他或许未曾想过，自己日后的命运会与枪炮硝烟息息相关。

1925年，22岁的刘玉章考入了享誉全国的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四期学员。黄埔军校的课程严谨，培养出了大批军事才俊，而刘玉章正是其中之一。与许多同期学员一样，刘玉章在校期间展现了过人的军事才智，毕业后不久，他便投身于北伐战争的风云之中。

此时的他虽仅是东路军指挥部的一个特务营排长，却已在战火中磨砺出一颗坚韧的心。随着战斗的激烈进行，刘玉章凭借其出色的指挥才能，在多个重要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逐渐晋升。

刘玉章身上的“光头将军”称号，源于他常年剃光的光头，但这一外号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他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不幸头部受伤，伤愈后，头发再也长不回来，形成了他独特的外貌特征。

这一称号却丝毫不影响他在战场上的威名，反而让他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刘玉章的崛起并非仅仅依靠外貌和绰号，更多的是凭借他出色的战斗表现。

1933年，刘玉章作为第2师的一员，参与了支援25师抵抗日军进攻的战斗。尽管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营长，但在战斗中他始终处于最前线，毫不畏惧地与敌人激烈交锋。即便是受伤，他也没有退缩，一直坚持带领部队战斗。这场战斗虽然没有那些大规模的日军阻击战那样轰轰烈烈，但却在当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刘玉章凭借出色的勇气和战斗能力，获得了上级的认可。

在经历了这些战斗的洗礼后，刘玉章的军旅生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35年，他被派往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接受进一步训练，成为了国军的军事骨干。经过这段时间的深造后，他提升了指挥水平，更为日后的战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他迅速崭露头角，担任副团长一职，并继续在日后的战斗中屡创佳绩，成为了国民党军中备受关注的将领。

尽管刘玉章在国军中逐渐获得了声望，始终未能得到蒋介石的完全信任。这或许与他性格直率、没有政治手腕有关，毕竟在蒋介石眼中，那些能够左右风云的政治和军事手腕同样重要。

刘玉章被誉为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大将，可能在许多人眼中并不显赫，因为他为人低调，但在战场上，他却展现出如狮子般的勇猛与决断力。“刘光头”这个名字的由来，源自于他一次重伤后的经历。

在一次战斗中，刘玉章被敌人击中，头部受伤。由于手术时没有麻醉，他忍受着剧烈的痛苦，成功完成了治疗。手术后的他因为长期脱发，最终常年留着光秃的头。尽管如此刘玉章并没有对这个绰号感到任何不悦，反而觉得它极具趣味，每当有人称他“刘光头”，他会露出轻松的笑容，甚至自嘲一番。这个绰号也成了他坚韧、豪气性格的象征。

在战场上，刘玉章有着非凡的军事天赋。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根据国军的当阳造射程较短、而日军的三八大盖步枪射程较远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作战思路，创立了一种他称之为“‘两短集火’战术”的新打法——即“短距离、短时间、集中火力”。

这种战术在理论上与八路军的“等敌人近了再打”的战术类似，但刘玉章将其进行了系统化和条文化。特别是在近战中，他命令部队一旦与敌接近，必须在100米以内才可开火，并规定在50米内才可以真正开枪杀敌。对于那些违抗命令的士兵，他毫不手软，执行“格杀勿论”的命令。

刘玉章认为，只有在敌人近得可以清晰看到面目时，战士们才能激起真正的仇恨和战斗欲望，面对面近距离的交火，才是最能唤起士兵们勇气和激情的时刻。这一战术深得士兵们的推崇，许多人在战斗中都从中受益，尤其是在白刃战时，士兵们几乎会不顾一切地迎向敌人，展现出无畏和愤怒的精神。

他们的攻击迅猛且激烈，许多士兵在“刘光头”战术的影响下，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决心。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战斗往往以一种极具爆发力的方式展开，迅速且残酷。

特别是在徐州会战时，日军发起猛烈的突袭，刘玉章所在的部队遭遇了敌军的集中火力。当天，刘玉章的坐骑被敌人击中，战马当场摔倒，刘玉章也随之跌落地面，几乎失去意识。危急时刻，他迅速滚入一座墓地，利用墓碑的掩护与敌军展开激烈交火。在这场混乱中，深夜时分，刘玉章被一枚炮弹爆炸的碎片所掩埋，身受重创。

好在刘玉章并没有因此死亡。当他被救援队伍发现时，他的身体虽被碎石掩埋，但并未受致命伤。只有轻微的胸痛让他感到不适。直至许多年后，医学进步才揭示出真相——刘玉章的两根肋骨曾在战斗中断裂，但由于他坚韧的身体和幸运的体质，这些骨折已经自行愈合，且他并未因此留下任何严重后遗症。

1948年4月，刘玉章被任命为国民党52军军长，接手了这支历史悠久的部队。紧接着，辽沈战役爆发，蒋介石下令刘玉章跟随廖耀湘的兵团前往锦州支援。那时战局已经变得愈加紧张，蒋介石希望52军能尽快参与到这场决定东北战场命运的关键战斗中。

刘玉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他依旧没有盲目跟随廖耀湘的兵团，而是提前为自己做了撤退的打算。他明白随着战局发展，局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而一旦锦州失守，他将无路可退，因此他在未开战前就暗自决定，如果情况不利，他将主动选择撤退。

当锦州陷落，廖耀湘的兵团被林彪的部队围困并且即将遭到歼灭时，刘玉章做出了冷静而果断决定。林彪的部队开始迅速推进，准备合围沈阳，刘玉章意识到，再继续向沈阳进军毫无意义，早已失去了战略价值。为了确保自己和52军的生还，他依照自己早已制定的后路计划，开始带领部队撤退，绕过了与廖耀湘兵团的重合战区。

就在刘玉章撤退时，林彪亲自指挥的部队已经紧随其后，展开了对东北国军的围歼行动。当林彪带领部队向沈阳进发时，意外地发现营口一带出现了空隙，这为刘玉章的部队提供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林彪迅速命令七纵、八纵和九纵加紧进攻，力图赶在刘玉章撤离之前将其围捕。然而刘玉章的机敏与果断再次展现了他的军事素养。他带领52军边打边退，熟练地运用游击战术，巧妙避开了解放军的重兵包围。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行军，刘玉章终于带领部队突破了重重包围，成功到达营口外的海域。这时，国军海军司令桂永清已经提前准备好海上撤退路线，并派出舰船接应，确保刘玉章的52军能够安全离开。

刘玉章的成功撤退，成为辽沈战役中的一大“漏网之鱼”。虽然他和他的52军逃脱了，但是这一逃，也导致了毛泽东对林彪的一番批评。毛主席在总结战役时指出，尽管辽沈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依然不能忽视细节的失误，特别是刘玉章的成功逃脱，显然是林彪指挥上的疏漏。

上海战役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淮海战役的指挥员杨勇曾感慨地说过：“我们宁愿俘虏一个胡琏，也不愿俘虏十个黄维。”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刘玉章和52军在敌我双方中的特殊地位。

同样地如果将这句话套用到上海战役中，或许可以说：“即使牺牲更多敌人，只要能够彻底消灭52军，拿下刘玉章，就足以平复月浦那场巨大的伤痛。”但遗憾的是，刘玉章凭借卓越的指挥和极高的战术素养，带领52军成功脱身，逃脱了这场重围。更让人愤懑的是，他和他的部队不仅成功撤离上海，而且在之后的岁月里，刘玉章还成为了蒋介石在台湾最为倚重的军事将领之一。

在刘玉章的回忆录中，他曾详细描写了上海撤退的经过，并带有些许自得：“此次撤退，本军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在混乱中保持相对的秩序，堪称军队指挥的一个成功之例。航行途中偶尔我也会思索，这一切是否有些像敦克尔克撤退的情形。

刘玉章的话语中透露出对自己和部队的认可，似乎在为这次看似狼狈的撤退找寻一种荣耀的理由，事实上，国民党的撤退并非他所描述的那般从容高光，反倒更像是一次被迫的撤离。

国民党高层对上海战役的撤退并没有足够的统筹和准备，导致了许多部队的混乱。52军虽然成功脱身，但并非没有付出代价。更为关键的是，52军并未像刘玉章所说的那样毫无损失。实际上，当时负责接替52军防线的并非是最信任的部队，而是汤恩伯派去的非嫡系部队——21军。

21军接下了52军的阵地，实际上成了替52军顶罪的“替死鬼”。而正是这一安排，使得52军得以有机会从上海的包围中突围。尽管如此，52军仍然付出了代价——有15个连队未能及时撤离，最终全部被我军歼灭。

值得注意的是，刘玉章在撤退中展示了他的一些军事才能。尽管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依然保持了52军的战斗秩序，并成功组织了部队的有序撤退。这种高效的指挥和管理，使得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树立了威信。

尽管他在这次撤退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和52军的逃脱依然让无数解放军指战员感到痛心。毕竟，如果能在上海彻底摧毁刘玉章及其部队，不仅能削弱敌军的力量，也能极大地减轻月浦战斗带来的巨大伤亡。

后来刘玉章退回了台湾，于1981年去世，享年78岁。

胡必林等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60-61

纪念集编印小组．刘玉章将军纪念集．筹备委员会．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