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巨头邵逸夫于2014年逝世,外界最为关注的是他巨额遗产的去向,毕竟那可是约238亿港元,面对数十亿财产,他的四个子女却异口同声地表示,对这些遗产毫无兴趣。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竟然在父亲临终之际拒绝尽孝,甚至有女儿公开表达了与父亲断绝关系的愿望。邵逸夫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为何如此紧张,他们的矛盾和对立究竟源于何处?
邵逸夫,这个名字很多人首次听说是因为遍布各地的“逸夫楼”,但他对中国内地教育的贡献远超这些实体象征。直至2012年这位香港知名实业家和慈善家已年过百岁,他在过去25年中捐赠了47.5亿港币用于内地教育事业,资助项目超过6000个。这只是他日常慈善活动的一部分。
面对国家面临的自然灾难,他总是大方捐赠,如曾多次捐出一亿港币用于抗震救灾。此外邵逸夫还创立了“邵逸夫奖”及邵氏基金,旨在激励科研与教育的进步,并在退休时将自己的股权无偿捐献给了教育和慈善机构,2008年,他荣获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终身荣誉奖”,这是对他无私奉献的至高肯定。
除了作为慈善家的身份外,邵逸夫还是香港娱乐产业的佼佼者。他创建的邵氏公司生产了超过千部电影,并培养出众多著名影星,有“天下武功出少林,天下影星出邵氏”之说。西方媒体甚至称他为“东方的好莱坞”。这位掌舵人,虽出生于富有的家庭,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历尽艰辛,最终建立起这一商业帝国的。
1907年的一个秋日,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迎来了一个新生命,邵逸夫。他出生在一个商贾之家,父亲邵玉轩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商人,既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画具商行也管理着一座人气剧院“笑舞台”。
邵家因此过着优越而舒适的生活。邵逸夫的早年教育在叶氏中兴学校开始,随后,他又被送往由美国人创办的“青年会中学”,在那里他接受了正规的教育,还精熟了英语,为他的未来国际视野和商业交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邵逸夫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患病去世,这对邵家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邵玉轩作为家中经济支柱的逝去,意味着家庭的经济来源和管理支点瞬间瓦解。家族事业由于缺乏成熟的掌舵人迅速衰败,不久后除了那座承载着无数欢笑与泪水的老房子与“笑舞台”剧院,邵家几乎一无所有。
在1925年,邵家兄弟合力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启动了他们在上海的电影制作梦想。这家公司由老大邵仁杰(邵醉翁)领衔,担任制片人兼导演,他的妻子陈玉梅则是公司的首位明星;邵仁棣(邵邨人)负责剧本编写,而邵仁枚(邵山客)则是销售与发行的关键人物。作为家中的老六,刚从中学毕业的邵逸夫最初只能在片场做些杂务,如借道具等小事也需要他奔波数十里,但他不久后便由于其机智和勤奋,晋升为摄影师,并迅速掌握了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
“天一影片公司”生产的首部电影《立地成佛》一经上映便在上海市场上引起巨大反响。然而这也激起了其他电影公司的嫉妒和敌意,数家影业公司联合组成了“六合影业公司”企图来围剿邵氏兄弟。
面对这种封锁,邵氏兄弟不得不另谋出路。他们采用了一种退为进的战略,决定到东南亚开拓新的市场。邵仁枚与年轻的邵逸夫带着一台破旧的无声电影放映机,开始在南洋乡村巡回放映他们的电影。
尽管《立地成佛》在南洋受到欢迎,邵逸夫却敏锐地意识到无声电影的时代即将结束。当时好莱坞已经开始制作有声电影,邵逸夫当时仅24岁,便决定前往美国深造,学习最新的电影技术。不幸的是前往美国的船只遇到了海难,邵逸夫在海上漂流了一整夜,幸存下来后他继续完成了自己的学习旅程。在美国学成归来后,他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这部作品标志着中国电影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至东南亚,邵逸夫因为放映抗日电影而被日军逮捕,遭受了极大的磨难。尽管邵氏电影帝国一度几近崩溃,邵逸夫仍未气馁。他常说他的人生乐趣在于工作,他坚信只有持续的工作才能让人长寿。
战后,已经接近五十岁的邵逸夫决定放弃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市场,转战香港,建立新的电影王国。他的工作态度极其严谨,每天与员工一同开始工作日,通常工作至晚上10点。如果需要审片,他会在晚餐后返回试片室继续他的工作,无论工作到多晚,次日他总是准时出现在公司。
1957年秋天,邵逸夫结束了他在南洋三十年的事业,与长久的合作伙伴——三哥——告别,离开了新加坡,前往香港。那年邵逸夫迎来了他的五十岁,按照孔子的说法,这是人生的“知天命”之年,对邵逸夫来说,这是他新的事业起点,他带着宏伟的计划进军香港,决意再创辉煌。
抵达香港后,邵逸夫首要的举措是邀请了在歌坛大放异彩的方逸华加入邵氏兄弟公司。尽管周围的许多人都劝她留在音乐界,方逸华还是选择了离开,全心全意支持邵逸夫的事业。她在邵氏公司的表现出乎意料地优秀,成为了公司中最勤奋的一员——每天最早到达,最晚离开。方逸华从公司的采购部开始,逐步掌握了公司运作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内部协调还是外部交流,她都游刃有余。
1987年,邵逸夫的初恋妻子黄美珍在美国去世,享年85岁。尽管邵逸夫日常工作忙碌,鲜少有时间陪伴妻子,但他对黄美珍的情感深厚,认为她在自己生命中的位置无人能替。黄美珍逝世那年,邵氏公司为表哀思,决定暂停营业一年。
进入80年代,邵逸夫创办的TVB电视台正式开播,他的造星工厂也随之启动,这使他的财富和影响力迅速上升。TVB的艺人培训班是邵逸夫的主意,此举培养出了周润发、赵雅芝、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等一批明星,几乎80%的香港明星都出自邵氏培训,包括著名导演杜琪峰。
邵氏电影已经统治香港电影市场二十年,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转至彩色,从现代戏到古装,每一次尝试都为中国电影工业探索新的可能。每年高达40部的电影产量,使邵氏电影成为香港最大的影视制作基地,享有“东方好莱坞”的美誉。
在邵氏的鼎盛时期,公司不仅拥有办公大楼、银行和宿舍,甚至设有自己的餐厅,除了合约导演和演员,常规员工人数就高达1700人以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电影制作和发行生态圈。
在1997年,纪念已故妻子黄美珍逝世十周年之际,邵逸夫当时已年届九旬,与比自己年轻27岁的方逸华步入婚姻的殿堂。邵逸夫与方逸华的相识可以追溯至1952年,当时的邵逸夫已是事业有成的电影制片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新加坡邵氏戏院的一个夜总会活动中,被正在表演的方逸华深深吸引。方逸华那晚演唱的《花月佳期》不仅赢得了满堂彩,也俘获了邵逸夫的心。随后邵逸夫特地为她送上了一束鲜花,并邀请她到一家幽静的酒楼继续深夜的交流。
在那次深夜对话中,邵逸夫发现方逸华不仅外表光鲜,内在更是兼具才华与智慧。方逸华对于商业运营和管理的洞察力让邵逸夫印象深刻,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邀请方逸华加入邵氏公司,开始了她的第二事业生涯。
方逸华的加盟对邵氏公司带来了新的活力。她不仅放弃了自己璀璨的歌唱事业,而且迅速适应并深入了解公司的各项业务。她的职业转变极为成功,方逸华以其敬业精神和卓越能力,成为了邵逸夫不可多得的商业伙伴。
经过四十多年的共事,方逸华在她62岁那年迎来了与邵逸夫的婚礼,这场盛大的婚礼是对她长年付出的回报,也是对两人情感长跑的美满归宿。邵逸夫对发妻的钟情和对方逸华的深情坚守,构成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佳话,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
2000年方逸华被提升为TVB董事局副主席,这位新晋的副主席随着邵逸夫年龄的增长逐渐成为了电视台的实际掌控者。方逸华上任后,不久便开始着手培养自己的势力。在电视剧《新闻女王》中,角色文慧心的灵感源自于曾励珍——方逸华的得力助手,被视为TVB内部的实力派领导人。
曾励珍,通称“珍姐”,在艺员部担任总监,并且是梁家树——TVB戏剧制作总监的妻子。在方逸华掌权之前,梁家树夫妇几乎掌控了TVB的大部分运作,梁家树本人更是发掘了古天乐、宣萱等一众明星。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励珍在方逸华的全力支持下,逐渐攀升到与梁家树齐名的高位,并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权力斗争。她在内部斗争中不断占据优势,最终成功削弱了梁家树的势力,并逐步确立了自己在TVB内部的绝对地位。那个时期,艺人们在颁奖礼上领奖时,几乎必然会在感谢TVB之后提到“珍姐”。
2003年,为了平衡曾励珍在电视台内部的影响力,方逸华提拔了乐易玲,一个管理能力强大、个性强劲的新星。乐易玲,管理着超过700名艺人,推动了佘诗曼等人的星途。她在《新闻女王》中的原型是梁景仁。
多年来TVB的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甚至比他们自己制作的电视剧《宫心计》更加引人入胜。TVB的这些年代派系文化深入人心,汪明荃等资深艺人也多次公开呼吁高层减少这种山头文化的存在。
TVB曾是电视剧的黄金制造厂,打造了《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大时代》等无数经典剧集,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戚其义,前TVB监制,曾评价说,很多年轻人通过观看TVB的职业剧,立志成为警察、医生或记者,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TVB面临艺人流失、新生代缺乏、外部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观众逐渐减少,电视台的影响力也明显弱化,这也使得一度辉煌的香港电视剧行业黯然失色。由此“香港造星工厂”的TVB在过去五年累计亏损超过22亿港元,这些成败轮回的故事,无疑给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反思。
在2014年,邵逸夫因病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心中满是对子女的思念,声声呼唤着邵维铭等孩子的名字,悲哀的是,在他离世之际,他的子女并未出现在他的身边,甚至对他留下的庞大遗产也没有伸出手来领取,显示出他们对父亲的深切疏远。
邵逸夫作为一个在商界无比成功的企业家,他的生活充斥着无数的荣耀与成就,这位影视帝国的缔造者却未能同样成功地维系自己的家庭关系。他的职业生涯虽然光辉照人,但家庭生活却似乎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这种遗憾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邵逸夫在生前尽力修补与子女的关系,甚至在他们成年后,他还试图通过设置慷慨的遗嘱来弥补他们在成长中所缺失的父爱,邵逸夫的这些努力未能获得子女的理解和接纳。他们对于他的遗产和愧疚的补偿均表现出冷淡,他们的缺席更是向这位曾经的家庭支柱投下了冷漠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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