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是什么人这么阴险，要借毛泽东之手挑起红一方面军内乱？
毛泽东
前文《1929年红四军爆发内部之争，周恩来为什么支持毛泽东而不是朱德？》讲到，1929年红四军内部爆发争论，周恩来最终支持了毛泽东而不是朱德，因为毛泽东一直坚持的“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才是正确的。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强有力支持下，重新出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并立即对红四军进行了整顿，红四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重新回到正轨，毛泽东率红四军由闽西向赣南转移。
受毛泽东创立的红四军影响，全国各地一下子涌现出了十几支红军队伍，革命形势如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建立了大大小小15个红色革命根据地，红军人数迅速发展壮大至10万余人。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赣南，此时的他，疟疾也已经痊愈了，身心状态俱佳。红四军在他的领导下，上上下下团结一心，信心十足。到1930年3月，赣南一带除了赣州、吉安等几座城之外，30多个县都成了赣南根据地。
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这一大片区域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1930年6月，红四军和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朱德为总指挥。不久，红五军、红八军和红二十六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朱德为总司令，总兵力达到3万余人。
毛泽东的处境稍微好转，马上新的危机又来临。这回带给毛泽东危机的是他的老乡和朋友——远在上海、高居中央的李立三。当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曾写下《二十八画生征友启示》，李立三在毛泽东面前羞羞答答，没有明确表示意见，那时候，小毛泽东6岁的李立三就是个小弟弟。如今，李立三趁周恩来赴苏联而把持了中央领导大权，开始发号施令，竟然狠批毛泽东。
李立三挖苦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秘诀”就是“逃、跑、走”，他鼓吹的中央路线是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的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因而狠批毛泽东走的是一条“与中央完全不同”的路线，坐在上海办公室的李立三要对毛泽东的问题进行“根本解决”。1930年6月15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信红四军前委，以不容置疑的强硬口气命令毛泽东，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来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否则就来中央解决！
李立三此时拼命强调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命令毛泽东必须率红四军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他怕毛泽东不执行，还指派中央特派员涂震农去红四军传达并督战。毛泽东不得不执行来自中央的李立三的命令，进攻南昌。但毛泽东经过这么几年的革命经历，已经非常清楚如果真的执行中央命令，红四军会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因此，他采取了智慧的方式“执行”李立三的命令。
先是召开包括地方武装人员在内的万人誓师大会，摆出进攻南昌的架势。接着一路攻克了樟树镇、高安县、新建县西山等地，他在西山召开军事会议，说服部队不要进攻南昌，以避免部队遭受惨重损失。8月1日那天，毛泽东故意派罗炳辉带了几十个人到南昌赣江对岸对空放了一通枪，等到南昌城里的敌军想要反击时，毛泽东的队伍早已开走了。而此时，李立三又命令彭德怀进攻长沙！
彭德怀趁军阀忙于混战、长沙空虚，攻入长沙，但占领长沙才11天，就遭遇军阀何键调集的15个团的南北夹击，幸亏彭德怀撤得快，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李立三得知后，大骂毛泽东和彭德怀“右倾”，又急令毛泽东和彭德怀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次进攻长沙。毛泽东无奈，只得和彭德怀一起，屯兵长沙城下，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诱敌出城再聚而歼之。何键把气撒到毛泽东头上，抓捕并杀害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彭德怀
毛泽东得知妻子杨开慧的死讯，肝肠寸断。他率军在长沙城下好不容易引出敌军一个师并迅速歼灭，士气大振，许多人情绪高涨，要求进攻长沙，而此时，李立三又在拼命催促进攻长沙，并派出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前来督促毛泽东执行中央命令。毛泽东只好下达强攻长沙的命令，但此战使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损失差不多1600余人，毛泽东不得不一边致信中央解释退兵理由，一边率部撤往湖南株洲。
毛泽东率部回赣南，在途中攻下吉安县城，缴枪上千支。途中，又收到中央接连发来的三封急信，要他再度率部进攻南昌。正在这令人头疼的时候，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苏联回国，迅速制止了李立三在中央胡搞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很快，中央派来一位政治局常委，此人因为工人身份而当选常委，他的名字叫项英。
项英资历非常独特，他当选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还得到过斯大林赠予的一支手枪，这使得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声望陡增。他来中央革命根据地传达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并根据中央决定，在中央根据地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作为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为周恩来，项英为代理书记，这么一来，项英就成为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不久，又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毛、朱为副主席。
红军进攻南昌、长沙，动静太大，蒋介石在“蒋冯阎大战”中胜出后，立即腾出手来对付毛泽东这个心腹之患。他任命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调集10万兵力、派出3个航空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红军中不少人提出“主动出击，北上迎敌”，甚至还有人主张主动进攻九江、南昌，毛泽东对这些主张不以为然，他的对敌方针只有四个字——诱敌深入。
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5天之内，连打两个大胜仗，歼敌12000余人，还活捉了敌军中将师长张辉瓒，这是毛泽东遭遇红四军内部之争和李立三路线的打击之后，获得的一次巨大胜利。但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预料的事情，有人竟然企图借毛泽东之手挑起红一方面军内乱。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彭德怀突然收到一封密信，一打开信，跃入彭德怀眼睛的是那熟悉的“毛体”字。
信中的字乍一看的确像是毛泽东所写，但信里的内容却让彭德怀大吃一惊，因为这封信不是写给彭德怀的，而是写给古柏的。古柏曾经担任过中共寻乌县委书记，1930年5月，毛泽东到寻乌搞调查时，跟古柏结下了友谊，就把古柏调去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其实就相当于毛泽东的秘书。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古柏又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毛泽东写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突然跑到彭德怀手里来。
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蹊跷，更离谱的是，信里的内容足以让彭德怀大吃一惊。信里说，要在三天内通过拷问所谓的“AB团”犯人，勒令他们招供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和滕代远是红军中的“AB团”主犯，以便早日捕杀。送给彭德怀的，除了这封所谓的毛泽东的密信之外，还附有上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开头第一句话就吓了彭德怀一跳，说“党内大难到了，彭德怀叛变投敌！”彭德怀要人把送信的人找过来，但半天都没找到。
从信件内容上来判断，彭德怀认为这封信绝对是伪造的，毛泽东不会写这样的密信。因为根据他对毛泽东的接触和了解，毛泽东的所有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而且他自身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而绝对不是一个阴谋家，绝对做不出这种分裂红军、分裂党的事情。尤其是信件的末尾，时间落款格式为10/12，毛泽东从来没有这样的书写习惯。所以彭德怀断定这封密信是伪造的，目的就是分裂红军、分裂党。
朱德
当时，彭德怀的驻地和毛泽东的驻地相距只有六七十里，彭德怀代表第三军团起草了一篇简短的宣言，派人紧急送给毛泽东，宣言说，“第一、第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几乎与此同时，朱德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所谓的“毛泽东的亲笔密信”。这封信是用毛泽东的名义写的，内容却说朱德怎么不好，落款用的是英文的签名。朱德一看这个签名，立刻断定这信不是毛泽东写的。
朱德由此断定，这是个阴谋，很快就把这封信给公开了，送信的副官放下这封信之后就逃跑了。朱德和彭德怀对此引起高度警惕，立即派人去查清真相。原来，这个阴谋完全就是因为“AB团”引起来的。“AB团”是1927年1月在南昌成立的国民党右派秘密反共组织，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派出他的亲信段锡朋、郑异为中央特派员，到江西负责国民党党务，随后又加派了洪轨。这三人在南昌秘密成立了“AB团”，专门用来反共和反国民党左派。
1927年4月初，在中共江西区委领导下，江西工会、农会、学联和以朱德手下的军官教导团，对“AB团”采取紧急行动，逮捕了“AB团”骨干30多人，段锡朋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AB团”就这样作鸟兽散，从此销声匿迹。可是到了1930年的三四月间，在江西莲花又发现了所谓的改组派“AB团”。随后在安福、兴国等地又破获了一些“AB团”的下级零碎组织。中共赣西南特委声称破获大批“AB团”组织，把“AB团”问题的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
中共赣西南特委很快就把抓捕“AB团分子”的肃反问题严重扩大化，甚至采取了极端的逼供手段，使得被抓捕的人乱供一气，导致一大批人跟着被抓，造成“AB团”满天飞的混乱局面。12月7日，总前委派出李韶九作为特派员去吉安东固领导肃反工作。李韶九原来是程潜部下一名连队指导员，南昌起义时他成了俘虏，就加入了朱德的部队。朱德部队在东江失利后，他又回到国民党部队。半年后他又加入了红军，反反复复。
李韶九到了东固之后，觉得满地都是“AB团分子”，短短4天时间，他从中共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三个机关中，竟然逮捕了120名“AB团”嫌疑人，还处决了其中的50多人！这样草菅人命，把肃反严重扩大化。不久，他又把目光投向驻扎在吉安富田的红二十军，把红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给抓起来，污蔑他是“AB团分子”，谢又乱供出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
刘敌和李韶九都是湖南嘉禾县人，看在同乡份上，李韶九虽然指出刘敌是“AB团分子”，但没有抓捕他。李韶九押着谢汉昌离开富田去东固后，12月12日，刘敌召集第一营干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抓起来了，以后还要抓我们。于是，刘敌率领第一营去东固抓李韶九，被李韶九跑了。刘敌释放了谢汉昌和包括江西省行委的段良弼等一大批被抓的所谓“AB团分子”，这一震惊苏区的事变称为“富田事变”。
事情越闹越大，段良弼、谢汉昌等人认为李韶九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来的，他们就带着红二十军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渡过赣江，到永新、永阳一带活动。于是，他们想要通过制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和滕代远之间的矛盾，挑起内乱，造成分裂，报复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才做出伪造毛泽东信件来制造红一方面军内部分裂的恶劣行径。万幸的是，彭德怀和朱德当场就识破了这一诡计。
想想都后怕呀，如果朱德和彭德怀中计，红一方面军一旦闹分裂，马上就会被蒋介石一举给消灭干净。说白了，这事其实就是李韶九的肃反扩大化，把段良弼、谢汉昌和刘敌等本不是“AB团分子”的人扩进了“AB团”，而段、谢、刘等人又反过来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手段发动“富田事变”，险些酿成红一方面军内乱的弥天大祸，他们这些恶劣的行径，无异于坐实了他们是“AB团分子”。
红军时期项英（左）
好在受命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处理得当，他主持通过决议，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要分子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数人开除党籍，但并没有称他们是“AB团的暴动”。决议还明确指出，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他还通过宣传、教育的手段，让红二十军重新回归并开赴前线参加作战，段、谢、刘等人向党承认自己的错误，请党教育。“富田事变”经项英妥善处理，得以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