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吕蒙杀死关羽父子，却不知他为何在功成名就之时突然暴毙？建安二十四年，吕蒙率军＂白衣渡江＂，一举夺取荆州，擒获关羽父子。功勋赫赫之际，孙权对他厚加赏赐，但吕蒙却在短短数月内暴毙于内殿。史书记载，临终前孙权曾为他凿通宫墙，亲自探视。表面看来，这是君主对功臣的关怀，但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孙权在赐予吕蒙重赏之际，又让他死在了内殿之中？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一、功成名就的吕蒙
建安二十四年冬，江陵城外寒风凛冽。东吴大将吕蒙正在军帐中召集众将，谋划着一场惊世之战。
＂关羽北上攻打樊城，荆州空虚，此时不取更待何时？＂吕蒙向众将道出了他的计策。这位从白身小卒一路升至大都督的将领，此刻正在部署着东吴历史上最为精彩的一次军事行动。
为了麻痹关羽的警惕，吕蒙先声称自己染病，让素有勇名的陆逊接替自己的位置。关羽得知此事后，果然放松了警惕。殊不知，这正是吕蒙精心设计的＂白衣渡江＂计谋的开端。
吕蒙让士兵们换上白衣，伪装成商人，将兵器藏于船底，趁着夜色渡江。江面上一片平静，数百艘商船缓缓前行，谁也想不到这支商队竟是一支整装待发的劲旅。
船队靠岸时，守军还在沉睡。吕蒙一声令下，士兵们迅速换上战甲，犹如狂风暴雨般突袭江陵。守将傅士仁措手不及，城池很快就落入东吴之手。
攻下江陵后，吕蒙立即下令：＂善待降卒，优待百姓！＂他深知民心所向的重要性。果然，荆州各地守将见江陵守军受到优待，纷纷开城投降。
但吕蒙并未就此止步。他派出快马，将长沙、桂阳等地的情报源源不断传回。各地守将见江陵已破，军心动摇，吕蒙便趁势分兵，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荆州南部三郡尽数收入囊中。
这时，远在樊城的关羽接到军报，大惊失色。他立即挥师南返，但为时已晚。吕蒙早已在沿途设下埋伏，派遣朱然、潘璋等将领断其归路。
关羽且战且退，最终退守麦城。吕蒙亲自率军围城，同时派人劝降。关羽在城中探听得知荆州已失，军心涣散，只得带着关平等少数亲信突围。然而在通往蜀地的道路上，早有东吴军队埋伏。父子二人最终被生擒。
这一战，吕蒙用兵如神，既有谋略又重实效。他不但让守军措手不及，更以优待政策瓦解敌军斗志，仅用短短月余时间就完成了这场惊世之战。孙权得知战报后，连声赞叹：＂子明用兵，进退裕如，实乃吾之子房也！＂
然而，这场辉煌胜利之后，吕蒙的命运却急转直下。就在他站在人生巅峰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这位战功赫赫的大将走向了最后的归途...
二、独断专行的决策
在吕蒙生擒关羽父子的当晚，东吴军营内灯火通明。按照当时的军制，处置敌方主将这等重大军事决策，必须上报主公裁决。然而，吕蒙却一反常态，未等孙权的指示便独自做出了决定。
当时在场的东吴将领潘璋曾向吕蒙提议：＂关羽乃蜀汉名将，何不押解至建业，听候主公发落？＂吕蒙却置若罔闻，径直走向关羽的囚帐。
据《吴书》记载，吕蒙先是派人向关羽传话：＂若降东吴，可保富贵。＂关羽却厉声回应：＂吾宁死于汉臣，不降吴贼！＂不仅如此，关羽更是痛斥吕蒙背信弃义，破坏吴蜀同盟。
正当众将犹豫不决之时，一封加急军报送到了吕蒙手中。原来刘备已经得知关羽被困的消息，正率领大军向荆州进发。时间紧迫，吕蒙当即下令处决关羽父子。
此时恰逢东吴使者抵达军营，带来了孙权的指示：＂关羽父子事关重大，应押解建业处置。＂然而为时已晚，关羽父子已被处决于临沮。
这一决定在东吴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孙权的谋士张昭立即上书：＂关羽之死，恐会断绝吴蜀联盟，使我东吴腹背受敌。＂果不其然，当刘备得知关羽被杀的消息后，立即宣布与东吴断交，并开始部署伐吴大计。
更令孙权震怒的是，吕蒙竟未经请示就擅自处决了关羽。根据《吴志》记载，当时孙权对左右说道：＂关羽之事，未及朝议，何至于此？＂
不仅如此，吕蒙在处理荆州军政事务时，也常常我行我素。他私自任命旧部为各地守将，调动军队物资，甚至不经孙权同意就擅自赦免了数名关羽旧部。这些举动让孙权十分不悦。
一位东吴老将曾经提醒吕蒙：＂将军虽立大功，也当谨记君臣之分。＂但吕蒙却说：＂兵贵神速，若事事请示，如何成事？＂
这种独断专行的作风，最终让吕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他被调入内殿养病期间，曾有人听见孙权对左右说道：＂为将者，功高易骄，不可不防。＂不久之后，吕蒙就在内殿中突然暴毙...
三、暗藏玄机的＂病症＂
建安二十四年冬末，正当东吴朝野沉浸在夺取荆州的喜悦之中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所有人震惊：大都督吕蒙突发重病，卧床不起。
《吴书》记载：＂蒙初无病征，忽一日晨起感不适，午时即昏迷不醒。＂这突如其来的病症来得蹊跷。就在三日前，吕蒙还在军营中操练士卒，甚至还与部下比试骑射，毫无病态。
更令人生疑的是，孙权听闻吕蒙患病后的反应。按照惯例，生病的将领都是在自己府邸休养，由太医前往医治。但这一次，孙权却一反常态，下令将吕蒙移入内殿。
＂移入内殿＂这个决定本身就颇为蹊跷。内殿是君王起居之所，重兵把守，平日连朝中大臣都不得随意进出。将一个重病之人安置在此，着实不合常理。
据《三国志》记载，孙权还特意命人在墙上凿洞，称是为了方便探视吕蒙。当时就有大臣私下议论：＂主公为何如此大费周章？若真要探视，直接去病榻前不就行了？＂
更值得玩味的是孙权探视的方式。每次探视，孙权都会先让左右通报，然后才通过墙洞观察。有一次，一位老臣正巧撞见这一幕，发现孙权不是在看吕蒙的病情，而是在仔细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吕蒙的＂病情＂也十分怪异。据照料的内侍记载，有时他能吃能喝，气色尚好，但一到孙权来探视时，就会突然变得奄奄一息。而每当外人来访，又会被告知吕蒙正在沉睡，不便相见。
孙权还做了一件更反常的事。他下令在内殿四周布置了重兵把守，声称是为了防止打扰吕蒙休养。但军士们的布防位置却是面向内殿，而不是外面，仿佛是在防备什么人逃走。
最离奇的是吕蒙的死因。据《吴志》记载：＂蒙病发数日，忽一夜暴毙，面色发青，口鼻见血。＂这些症状与普通疾病大不相同。当时的太医们面对这种症状，竟无一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在吕蒙死后，孙权立即下令将其厚葬，并严禁任何人议论其死因。朝中大臣们虽有疑虑，但谁也不敢多言。倒是一位年迈的老臣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功高震主者，鲜有善终...＂
四、权臣的末路
在吕蒙生命的最后时日，东吴军中暗潮涌动。据《江表传》记载，吕蒙麾下的将领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他提拔的亲信，另一派则是孙权的老部下。这种分裂在夺取荆州后愈发明显。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一场军中风波引发了轩然大波。吕蒙的心腹将领徐详因功升迁，取代了孙权旧部陈武的职位。陈武上书孙权，称吕蒙＂结党营私，意图不轨＂。此事让孙权震怒，立即派出心腹暗查军中动向。
调查发现，吕蒙已在军中培植了庞大的势力网络。光是他一手提拔的将领就有数十人，几乎掌控了整个荆州军的指挥权。更令孙权不安的是，这些将领对吕蒙的命令言听计从，甚至超过了对孙权的忠诚。
一位名叫吴范的老将曾向孙权密报：＂吕蒙部下常言，荆州之地，乃是将军亲手打下，理应由将军执掌。＂这句话中的＂将军＂指的是吕蒙，而不是孙权。
不仅如此，吕蒙还在江陵城中设立了独立的粮饷系统。按照东吴的军制，各地粮饷调配必须经过建业朝廷批准。但吕蒙却私自建立了仓储，直接调配军粮，完全绕过了朝廷的监管。
事态进一步恶化是在一次军需调配中。孙权派人运送军械到江陵，却被吕蒙的部下以＂需经将军同意＂为由拦下。这一举动，等同于公然违抗君令。
更令孙权忌惮的是军队指挥权的转移。吕蒙开始私自调动驻军，在重要关隘处安插自己的亲信。江陵城的守军更是几乎清一色都是吕蒙的旧部。
一位东吴老臣曾经警告吕蒙：＂将军雄才大略，但不可忘了君臣大义。＂吕蒙却回答说：＂荆州之地，既已收复，自当另立新制。＂这番话传到孙权耳中，更加深了他的忧虑。
就在吕蒙＂发病＂前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上，他提出要重组荆州军队指挥体系。按照他的计划，荆州军将直接听命于大都督，而不再需要建业朝廷的调令。这个提议，无异于要在荆州建立独立的军事体系。
然而，就在这个计划即将实施之际，吕蒙突然被调入内殿养病。更蹊跷的是，他的几个心腹将领也在同一时期相继被调离荆州，改任他职。而接替他们的，全都是孙权的亲信旧部...
五、历史的启示
吕蒙去世后，孙权在朝堂上发生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他当众宣读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和伍子胥的故事，特别提到了＂臣强主弱，社稷必危＂这句话。群臣听后，无不噤若寒蝉。
这一幕在《吴志》中有详细记载。当时正值早朝，孙权突然问道：＂诸位可知伍子胥如何死？＂群臣面面相觑，还是张昭出列回答：＂子胥功高不自抑，终被赐死。＂孙权点头道：＂此乃千古之鉴。＂
随后的变化让人不寒而栗。吕蒙的亲信们陆续被调离要职，有的甚至被贬为平民。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孙权开始重用那些资历平平的将领，对功勋卓著的老将反而多加防范。
建安二十五年春，孙权在军中推行新制。规定各路大将调动军队必须得到朝廷许可，违者以谋反论处。这项制度被后人称为＂制将令＂，明显是针对吕蒙之事而立。
同年，孙权还在建业城中设立了＂督察司＂，专门负责监视各路将领的动向。但凡将领之间有私下聚会，必须事先报备，否则以＂结党＂论处。
这种防范也反映在人事任命上。此后东吴的重要将领，往往由孙权的宗族或姻亲担任。即便是有才能的外姓将领，也会被刻意分散势力，不得在一地久任。
孙权对吕蒙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在正式场合，他依然称赞吕蒙的功绩。但私下里，却常对左右说：＂夫功高者，不可不防。＂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孙权对待新将领的态度。一次，年轻将领朱桓立了战功，众人都在恭贺。孙权却说：＂功劳不在大小，在于懂得适可而止。＂这句话顿时让满堂噤声。
吕蒙之后，东吴再未出现过独掌大权的将领。就连素有威望的陆逊，也被孙权刻意分散权力，不得不与其他将领分享军权。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东吴灭亡。
建安二十六年冬，孙权在武昌设宴犒赏将士。酒至半酣，他举起酒杯，意味深长地说：＂为将者当如太白，光而不耀；若似骄阳，必有殒落之时。＂群臣闻言，无不心领神会。
多年后，一位东吴老臣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自吕蒙之事后，吴国将帅皆知分寸。虽有大功，亦不敢逾矩。此乃国之福，亦为将之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