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小说、流行音乐唱片、电影、游戏、艺术装置——是如今我们参与政治议题的一种方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批评了父权社会的压迫；碧昂丝的唱片《柠檬水》（Lemonade，2016）主张反种族主义的价值观；隶属于索尼互动娱乐的荷兰第一方游戏开发商Guerrilla Games开发的《地平线》（Horizon，2017）系列PS游戏以气候灾害的影响为主题。在对艺术家创作这些主题作品的技艺感到欣赏的同时，我们也会不禁思考：艺术作品是否能推动政治对话，抑或它们仅是对政治议题的一种反映？
今天，在民主政体身处特殊危机的背景下，提出艺术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似乎是合理的。人们对于所讨论的种种危机已经很熟悉了: 两极分化、共识消失、公共暴力对话，以及虚假消息散布。应对危机的其中一种观点是恢复秩序，以及对事实、公正、客观的呼吁。分析哲学家，比如迈克尔·汉农（Michael Hannon），最近指出为应对极化现象，应当培养公民客观的品质；文学批评家艾丽卡·鲍尔珊（Erika Balsom）指出“可能需要挽救”启蒙思想和实证主义。所有观点殊途同归，意在营造理想的公共空间，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强调的，唯有“更好的论证”才能构建我们的沟通场域。
面对民主危机，另一立场呼吁摒弃冷静审慎，保持愤怒，发挥其政治力量，向权力主张真理。比如，从“反抗灭绝”1（Extinction Rebellion）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中都包含了措辞激昂的演说。在哲学中，充满情感的演讲也吸引了新的受众，比如阿米亚·斯里尼瓦森（Amia Srinivasan）被多次引用的关于愤怒作为一种有实际效益的政治情感的分析。
慎思的理性与激昂的演讲——或者简短地表达为，客观主义和激进主义——在我们时代作为公共话语的孪生“理想型”出现，相互对立又被相提并论。然而，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继续使用这种有争议的术语来描述艺术作品中这些广泛存在的言语特征，那么这二者都不能对理解审美领域产生多大意义。模棱两可、讽刺、开放式结尾、尚待解决的复杂性、悬念、疑惑、隐喻、影射：这些话语风格在客观主义角度看远谈不上准确，在激进主义方面又态度模糊，因此不受任意一方认可。
不妨思考一下，政治辩论的任一“理想型”如何看待政治主题艺术作品中增加的审美元素？例如《奇迹泽尼亚》（Never Gonna Snow Again，2020），这部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波兰电影主题是气候变化。这部电影在艺术上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客观主义和激进主义对这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艺术手法评价都不高，它既不足以激励人行动起来，也无助于发现真理。甚至电影最后的预言似乎都不是建立在可信的科学事实上。
这类质疑可能出自敌视艺术的人，但是最近在艺术圈内出现的类似质疑声甚至更胜一筹，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的概念已经与使艺术更加客观或在行动上更为激进的主张混为一谈。前者在法证建筑2（Forensic Architecture）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其艺术装置呈现了对人权侵犯事件的实证主义介入性调查结果（2018年该团队被提名特纳奖）。策展人、艺术家保罗·西里奥（Paolo Cirio）盛赞这种艺术研究新精神，并呼吁艺术转向“实证现实主义”：告别后现代相对主义，转向相对枯燥、基于研究的事实呈现。另一方面，激进主义长期以来作为当代艺术的重要推动力——有时也被称作“艺术行动主义”或“社会介入艺术”——可见于今年在德国举办的卡塞尔文献展3（Documenta exhibition），该展力图呈现反全球化和反帝国主义主题的平民艺术行动主义。
尽管艺术发展趋向政治化并无不当，但这类政治艺术是否存在有别于非艺术政治活动的价值？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
2015年3月31日，菲利普·格拉斯的《审判》在德国马格德堡剧院上演，该剧改编自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说。
艺术作品——一本小说、一部电视剧、一个游戏、一幅画——可以让我们停下来深思政治现状，而不会推着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艺术，不同于论据或行动号召，它使我们处在文末“因此”之前的位置。正是艺术的不确定性使自身区别于客观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参与政治讨论的方式——他们试图通过论据说服或情绪感染使听众同意一些陈述或一个要求。相比之下，“悬而未决”的艺术到底有什么益处？
我们的直觉是这样的。客观主义和激进主义对于民主制度的运行都是必要的，但二者处于一个互相对抗的动态之中。不管对抗是基于正确性亦或是道德，这种潜在的动态关系要求一方“失败”，屈服于拥有“更好论证”的一方。在理想化的理性人当中，这种屏蔽个人情感的结果很容易实现；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分清政治异议中的集体和个人利益是不可能的。
客观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民主制度需要的。但是当下部分危机因两极化和群体敌对情绪加剧，因此，我们或许可以从不基于立场冲突的思维方式获益。艺术能提供这样一个奇异的、不必下定论的思维空间，在此，对立被暂时搁置。艺术作品为辩论游戏提供了不同的规则，使思考社会公共问题而不引起对错两方之间对立变得可能。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思考艺术对20世纪各种社会变革作出的贡献，我想有以下几点值得一提。比如，20世纪后半期大多数民主国家同性恋权利的缓慢进步至少部分得益于一些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没有采取激进立场，并只是引起了观众对同性恋关系的兴趣。这类艺术作品包括詹姆斯·鲍德温的小说《乔凡尼的房间》（Giovanni’s Room，1956）、大卫·霍克尼的画作《彼得走出尼克的游泳池》（Peter Getting Out of Nick’s Pool，1966），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茱莉·马侯的漫画小说《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2010），这些作品没有将政治诉求凌驾于创作小说世界之上，这让对同性恋生存境况本身的思考成为可能。
甚至在思考特定社会存在的更具体的问题时，摆脱选择立场的必要性似乎让政治讨论更能继续下去。意大利和德国在二战后几十年面对着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历史记忆，“普通”公民应当承担多大程度的罪恶感的无解之问被反复重提。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电影《阿玛柯德》（Amarcord，1973）或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The Reader，1995）以不同的风格呈现了卷入不可原谅的政治狂热的“普通人”言行。但是这两部艺术作品都没有传达对“普通人”清晰的道德评判。这并不是为这些人开脱，如果我们置身原始语境思考这些作品，我们可能会认为其主旨在于允许意大利或德国的公民去思考仍有争议的问题，而不是马上接受定论，为错误行为感到害怕，或急于将自身群体划分为被拯救者和被谴责者。
因此，艺术能够推动政治交流，还是只是政治问题的简单反映？我们可以开始给出答案了。艺术或许是我们可以采用的独特政治讨论形式，允许听众思考政治冲突的核心问题，而不必马上作出对错判断。艺术并不是完全政治的或反政治的。并不是说，艺术的开放式风格比客观主义或激进主义优越。而是说，民主的公共领域需要不同沟通方式，艺术则发挥其特殊作用。
最后，按照哲学论述的惯例，我们需要对驳斥意见作出一些回应。首先，哲学家普遍受到的诘难是：证据在哪里？能够证明艺术具有我所说益处的事实证据在哪里？
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测量了艺术作品的组成元素对于政治辩论的影响——比如叙事技巧或幽默的运用——这些可能有价值，但无法直接证明艺术在政治辩论中的积极作用。或许唯一能够衡量艺术对于公共对话影响需要运行两个平行社会——其中一个社会清空所有艺术作品，其他方面两者均相同——然后来看艺术自由的社会在政治问题的协商上是否或多或少更有效。
在我看来，艺术史或许是“证据”的重要来源。历史似乎足够清晰地告诉我们，在许多社会变革中艺术确实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但如果没有艺术文化作品对相关问题的探讨，现代民主国家在过去50年中在多元文化、女权或同性恋文化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将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种对艺术影响力的质疑与艺术的影响范围有关。你可能会同意，精心构思的艺术作品会使公民参与有分歧的政治议题而不陷入敌对情绪。但是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会去看意寓全球变暖的波兰严肃电影吗？恐同者会去阅读《乔凡尼的房间》吗？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我们所关注的是，艺术引起的对话是否只发生在已经达成共识的人群之中？
“谁看了这些作品？”这个问题引出了公共领域一个更大的问题：谁是发言者？谁又是其听众？交流的媒介是什么？如果我们对艺术下一个广义上的定义——包括视频游戏和流行音乐——那么受众无疑非常广泛。然而，设想一种刻板印象，保守派可能更会被传统艺术形式所吸引，而自由主义者会被那些在内容或形式上挑战现状的艺术形式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当艺术主要以提倡某种政治立场为出发点，它就会给人以向教徒传道的感觉；而艺术如果尝试创造一个思考的空间，并在此提供更多的开放性，允许政治“站队”之外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个争论就会导向另一个方向。
如果艺术的价值在于它使我们不带敌对情绪地参与政治，而无论我们已有的政治观念如何，那么我们会在与艺术作品的交流过程中感到舒适。可以说，艺术的价值与民主的价值紧密相连，这也正是国家应当支持和发扬艺术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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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反抗灭绝”
“反抗灭绝”运动是一个总部位于英国的全球环境运动，目标是以非暴力不服从的方式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应对气候系统失衡、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社会和生态崩溃的风险。其组织于2018年5月成立。
2、法证建筑
法证建筑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于2010年成立的空间调查研究团队，以建筑学为主要切入点，调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暴力犯罪和侵犯人权行为，运用动画、3D模型、交互式地图等高新技术，为案件侦破与审判中提供可视化证据信息。
3、卡塞尔文献展
该文献展是在德国卡塞尔每五年举办一次的当代艺术展览。该展由艺术家、教师和策展人阿诺德·博德于1955年创立的，是当时在卡塞尔举行的德国联邦园艺博览会的一部分。它试图使德国跟上现代艺术的步伐，告别纳粹主义的至暗文化时代。第一届文献展展出了许多被普遍认为对现代艺术有重大影响的艺术家如毕加索和康定斯基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