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资治通鉴·周纪一》

周代实行的是分封制，社会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六个阶层，其中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为贵族，统治平民和奴隶两个阶层。贵族阶层是世袭的统治者和国家事务管理者，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他们理解为干部，其中诸侯和卿大夫为高级干部、士为一般干部。高级干部的选拔任用无论对周王室还是诸侯国都是极端重要的，一旦任非所能，引发的结果往往是毁灭性的。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多得数不过来。

中国的史家们都善于从中总结出一些东西来，尽管大多都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但这并不影响后世对他们的推崇和我们对本书的阅读。比如，司马光老先生就从中总结出了干部选拔任用的指导性意见（见引文）。他认为在晋国卿大夫血腥斗争中，智氏的失败和韩、赵、魏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选人用人上。为了支持自己的意见，他特意上溯了五十多年，对在晋国内战对阵的智氏和赵氏两大家族后备干部建设进行了专门记述。

在战国初期，晋国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已经灭亡，晋国国政被智、韩、赵、魏四大家族把持，其中智氏最为强大，其它三家不相伯仲。这时候，智氏和赵氏掌门人已经进入暮年，都在物色合适的接班人。

智宣子的接班人选有智瑶和智宵两人。智瑶是一个高大俊朗的帅哥，而且骑射、文艺、口才出众，遇事强毅果敢，怎么看都是一个优秀的接班人，也是智宣子心中的首选。但智氏的另外一个长者智果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智瑶的确非常优秀，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太仁义，如果让他接任家族掌门，智宗必然灭亡。但智宣子死活不听劝，执意确定智瑶为接班人。智果为了避祸，主动脱离智氏而自为辅氏。

赵简子则大不一样，他没有急着确定接班人，而是给长子伯鲁和幼子无恤各给了一片写有训诫之辞的简牍，让他们认真学习领悟。三年后，伯鲁把训辞忘得一干二净，就连简牍都找不到了，无恤则把训辞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简牍就随身装在袖子中而奏之。赵简子由此认定无恤为贤，并把他立为继承人。

很明显，智氏和赵氏在重要的干部选任上差距巨大。智宣子完全按个人好恶决定人选，而且听不进不同意见，缺少全面考察。而赵简子则注重在实践中识别和历练干部，他用授予简牍的方式，给两个儿子指明了努力方向，用三年时间让他们公平竞争，在实践历练的同时进行全方位考察，最终才确定了接班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智瑶贪婪残暴导致灭宗，赵无恤谋略出众而最终获胜，带领赵氏跨入诸侯行列。就其原因来看，和两家选人用人的理念和原则有着直接的关系。按照司马光的说法，智氏的失败的原因就是选任智瑶这个才有余而德不足的“家之败子”，也就是他们失败的根子在干部队伍建设上。

在本章引文中，司马光把干部分为圣人、君子、小人和愚人四类。“才德全尽”的圣人极为稀缺，选干部要优先考虑君子，如果找不到君子的话，宁用愚人不用小人，以防小人挟才为恶而酿成大祸。这是古代版的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经常讲，干部的成长，一靠个人努力、二靠组织培养。司马光说的“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就是这个道理。赵简子用三年时间不断得矫揉羽括、熔范砥砺，培养了善于入坚、敢于击强的优秀接班人。由此来看，赵氏很显然得到了干部选拔任用和培养历练的真谛，因此才能一举击败智氏而跻身诸侯之列。

司马光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来自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更来自于对儒家学说的研习。其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和矫揉羽括、熔范砥砺的干部培养理念是科学的，也是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倡导的。然而在家天下的王朝体制下，由于缺乏科学严密的制度性安排，选人用人的权力实际上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像智瑶这样的情况屡屡见诸史书，虽然教训惨痛，但无法根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