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起，残忍薄行人也！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则诸侯图鲁矣。”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

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

——《资治通鉴·周纪一》

要说战国时代的军事家，王翦、廉颇、白起、李牧四个人可谓如雷贯耳，但很少有人能想起与司马穰苴及孙武并列的吴起。

这个不能怪大家，要怪就怪那些撰写历史的人，其中就包括司马光老先生。他在皇皇巨著《资治通鉴》中第一次提到吴起，便借他人之口为其刻画了一个脸谱：母死不奔丧、杀妻以求将，残忍薄行、贪而好色。就像早期的中国电影，浓眉大眼、器宇轩昂者一定是人民英雄，戴礼帽、梳中分，腰挎着盒子枪、脚踏自行车的，不是汉奸就是特务，一开场谁好谁坏观众便已知晓。

第一印象很重要，这一点像司马光一样的史家们一定很清楚，所以就充分利用人类的认知规律，首先向我们推送了吴起的种种不堪，抢占了舆论制高点，又经过代代传递放大效应，引导我们自觉把吴起和翦、颇、起、牧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将割裂开来。

然而，职业操守还是让史家们保留了一点残存的良知，还是或情愿或不情愿地记下了一点吴起在鲁、魏、楚三国出将入相和屡建奇功的史实。这样的后果便是后人陷入了迷惑，吴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稍微有点想法的人也可能会由此对历史的真实性和史学中立性产生质疑。比如，我就对此有了一点浅浅的怀疑，在这里写下只言片语，希望见到拙文的诸君不吝赐教。

首先，吴起的种种不堪并没有事实证明。从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史书来看，关于吴起母死不奔丧、杀妻以求将，残忍薄行、贪而好色等种种道德瑕疵的描述，都是借别人之口而言，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予以佐证。本着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都是捕风捉影或者道听途说，最大的可能是政敌们为了诋毁他而捏造的谎言，只不过被史家们写到了书中，便成了言之切切的“史实”，正如谎言重复一千次便成了事实，更何况关于吴起的谎言何止重复了千遍。

其次，吴起的事迹记述与脸谱刻画自相矛盾。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吴起的记述差不多用了1000字，一半都在讲述他出将入相的才干与功绩，其中不乏“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等优秀品质，简直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和先前所描述的母死不奔丧、杀妻以求将，残忍薄行、贪而好色的小人形象截然相反。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作秀，但几十年如一日的作秀恐怕也会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谎言重复一千遍会成为事实，作秀几十年一样也会成为真实。

再次，吴起因为太过优秀而屡遭陷害。从史料记载来看，吴起无疑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才，他担鲁将则一战击败齐国，投魏则夺得强秦西河五百里土地，任楚相则“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就连李克都说“司马穰苴弗能过也”，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也是非常准确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将才，走到哪里都会遭人嫉妒，无论在鲁、在魏、在楚都屡遭陷害，最终丢掉了性命，除了自身可能的存在的性格缺陷外，恐怕最大的原因就是贵族的嫉贤妒能，怕吴起抢了他们的地位、权势和风头。

最后，吴起之死是为了理想而勇敢献身。吴起与后来苏秦张仪等纵横捭阖于列国的士子一样，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并且甘愿为理想而付出一切，他杀妻求将（真实性值得商榷）、与士兵同甘共苦、为伤兵吮吸脓疮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而做出了努力，正因为这样他才缔造了同时代最强大的军团（且等后续专题）。在任楚相期间，他“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终于实现了楚王傲视群雄的强国梦，但也为自己树立了强大的敌人，他几乎一直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直到被楚国贵族们乱箭穿身，为自己的理想献出了生命。

这就是吴起，他是孤勇者，一个冒着敌人从四面八方射来的冷箭，跨过前行路上布满的陷阱沟壑，义无反顾地为了理想而奋勇前行的战士。

然而，这样一个伟大的战士，却因为过于优秀而被有意识刻画成了一个冷酷无情、残忍薄行、贪而好色，为达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

呜呼！史家的口诛笔伐，世人的唇枪舌剑，恐怕是这世上最能颠倒黑白的终极武器。

历史欠吴起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