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里秉义清正廉洁，一心为老百姓做实事，但是，事与愿违，他的一番好心，总是无妄地受到社会反馈回来的污名与反弹。

在秉义的身上，体现出的是好官难做的悲情成份。

尤其是秉义主持了光字片的旧城区改造，应该说是他功莫大矣的政绩，但是令人感到荒诞的是，结果却是收获了雪花一般的投诉状告信。

这个状告信里，也包括春燕与德宝夫妻俩联手合作的那一封。

秉义的官场遭际，为什么总给人一种匪夷所思之感？

因为像秉义这样的干部，如果严于律已，本来应该能够获取一个良好的口碑，但在《人世间》里，他却处处受制，多次发生被人状告的跷蹊之事。

为什么秉义身上会交织着如此众多的悲情的难堪与尴尬？

笔者觉得，这与梁晓声受到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的影响较大不能不说没有关系。

《叶尔绍夫兄弟》里有一个角色，是第一市委书记，名叫戈尔巴乔夫，与后来当了苏联末任领袖的那个人，汉字表示完全一样。

小说里的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比较正派的领导干部，他的女儿卡芭爱上了工人子弟安德烈，就是小说里的“叶尔绍夫家族的第三代”。安德烈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的一个简陋的老土屋里，与《人世间》的光字片不相上下，有得一比。

我们看看《叶尔绍夫兄弟》里是如何描写这片工人居住区的简陋条件的：

小说里的叶氏兄弟中的老五，“穿过整个城市，走了好久，到峡谷街上一所小土房里去，这是他死去的父母在三十来年前从尤卓夫卡城郊搬到此地来以后盖起来的。峡谷街是郊区的一条小胡同，顺着斜坡一直通到被雨水冲成的峡谷里。胡同里很多人都是从顿巴斯来的，因此，在每一所房子周围，都密密地种了许多樱桃树。

要借着稀稀朗朗几盏路灯的微弱亮光走到家可不容易！刚刚才下过雨，路上的泥土吸足了水分，走一步滑一步，鞋底上粘满了重重的泥，使你觉得脚上穿的不是皮鞋，而是几普特重的铁锤。这儿一点也不像城市，倒像穷乡僻壤。市苏维埃对这个郊区不怎么重视，城市建筑都在向着与工厂相对的滨海地区发展，以便尽可能离高炉和平炉的煤烟远一些。”

倾斜的山坡，依次建筑的简陋土屋，遇到雨天，到处泥泞一片，这几乎就是《人世间》里的光字片的一个俄国版。

市委书记的女儿卡芭爱上了工人子弟安德烈，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为什么不把他带过来，女儿的回答说门口的警卫，不让他进来。

这也是《人世间》里秉昆想去见曲书记的不方便之处。

《人世间》原著里也描写了秉昆曾经在秉义借住的冬梅家门口的戒备森严情况，他要找他的哥哥，不得不受阻于门口警卫的盘问与阻拦。

女儿对工人家庭产生好感，就像《人世间》里的冬梅对光字片那儿充满了温馨的感觉。市委书记问女儿有什么要求，女儿回答父亲：“对你，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只不过不好意思领安德烈来就是了。因为他住的是土房子，他们家里使人感到亲切，温暖而友好，都是些出色的可亲的人。可在我们这里，警卫是会看不起他的。”

一句话，低矮、简陋的工人土屋，充满着人情味，而市委书记的大宅，却戒备森严，进出不便。

在《叶尔绍夫兄弟》里，市委书记还是挺开明的，虽然女儿急着要出嫁，父亲难免有一点失落，但市委书记并没有任何阻止的企图，而母亲却担心女儿，离开父母的庇荫，去与一个工人生活在一起，是否能够适应。

这其实是父母的多虑。小说里非常可爱的市委书记的女儿反驳她的父母，说他们当年结婚的时候，不就是拎着一个箱子，完成了他们在一起的仪式了吗？

于是，小说里的市委书记的女儿卡芭住到了破败的小土屋里，并且在这里举行了一场两个家族、处于不同阶层、一个是高干一个是工人阶级的联姻的婚礼。

而《人世间》却围绕着副省长与工人阶级的婚姻，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阶层”之惑。

这就是梁晓声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提出的一个他始终在考虑着的、虽然不一定有深思熟虑的结论但却注定切中当代现实的十环靶心的敏感主题。

而在1958年出版的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里，显然这种阶层之惑，尚处于一种未曾直视的状态。没有这种困惑，《叶尔绍夫兄弟》显得干净亮丽、明快干脆了许多，一个工人的女孩，与市委书记的女儿偶然地相遇之后，产生了感情，然后走上婚姻的殿堂，是一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没有人从阶层上认为这种打破壁垒的婚姻关系有什么不妥。毕竟，在1956年的苏联，工人阶级还是处于一个不容质疑的领导阶层的巅峰地位。

市委书记为女儿的婚礼，做了一件以公谋私的事情，就像《人世间》原著里，秉义为秉昆的新居，插手做了一点利益的倾斜。

对此，秉义更多的是一种自责与忏悔，在小说里，他对冬梅感叹道：“权力真是个法宝……权力太厉害了，难怪那么多人想当官（下部407页）。

《叶尔绍夫兄弟》里市委书记做的公权私用的事，就是联系了市里的一位领导人，让他调派扫雪的机器，到女儿所嫁的新房所在处峡谷街打扫打扫。

市委书记还有一点不好意思，在下令的时候，还留下了后路：“是的，需要这样做，以后我再给你解释。假如这不违法就请你办一办吧！”

权力的好处，就是略微拐一下弯，就可以把利益输送到指令下达的方向。

市委书记的指令相当见效，很快，自动除雪机开进了遍地泥泞的峡谷街，使市委书记的新女婿很讶怪：“因为往常这里都是用锹把雪铲成堆，让它到春天自行化掉，弄得整条街上直到六月都还是又湿又脏的。”

市委书记的这一善事，很快成为举报信上的一条罪状：“戈尔巴乔夫嫁女儿的时候曾大张华筵，狂欢达旦，市内的扫雪车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特地在举行婚礼的那条街上扫了整整一天的雪，州委是否知道？”

无独有偶，《人世间》里的秉义也收到了“雪片似的”的揭发信，小说里用举报信的口气，发出了一连串反问句质疑秉义：“周秉义能将那么大的事很快运作成功，从他手上过的资金少说有一百多亿！经手这么大的一笔资金，他会守身如玉，不起贪念？这一百多亿里，居然会没有‘咱们’一笔补偿金？”

这种语调，与《叶尔绍夫兄弟》里的那封断章取义、煞有介事的举报信，几乎如出一辙，如同难兄难弟。

《叶尔绍夫兄弟》里的市委书记立刻这封无中生有、恶意中伤的举报信给击倒了，他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当他的心情刚刚平复，一想到举报信里的恶心的指责，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热血上涌，终于命殒医院，离开了人世。

而秉义也患上了胃癌，在小说里告别了人世间。

《人世间》里秉义遭受到的这种莫须有的指责，实在令人感到奇怪，也难以接受，但是如果对照《叶尔绍夫兄弟》在写作于1958年的情况下，把举报者别有用心的一类人的恶意中伤作为一个时代的邪风恶雨的象征来予以架构，那么，以这种模式建构《人世间》里的情节设置，我们就可以看出秉义遭受到的官场挫折，拥有了前科与范本的奠基。

如果我们将《人世间》里的秉义在拆迁旧城区时遭遇到的种种诬陷，放入到《叶尔绍夫兄弟》所拓展的框架里，要容易理解得多，也更容易接受得多。

这也是我们一直感觉到的是，《人世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叶尔绍夫兄弟》的影响，这也是在《人世间》里曾经三次提到《叶尔绍夫兄弟》这本苏联小说，并且人物的一些心理感受，直接闪现出《叶尔绍夫兄弟》里的同等情境，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可以切实感受到，《叶尔绍夫兄弟》这本苏联小说对梁晓声的影响力，可能要超过我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