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与梁晓声之前的小说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小说一开始，就铺陈了一起杀人案件，使得小说沿袭了罪案小说的模式，三分之二的情节章回，是用来逐一解开这一杀人案的真相。

实际上，我们从小说的后来情节来看，这起杀人案件的真正凶手并没有被破解出来，只是卷入到这起案件中的相关人物，在私底下道出了真相与秘密。

在梁晓声的小说体系里，他对推理与侦破显然是缺乏兴趣的，他在小说开首，推出了一个带着黑色情结的罪案事件，只是用它串联起整个小说的架构，粘合人物的相互关系，而这个罪案的真相，完全是通过人物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里私下相传来曝光出来的，读者更像是通过偷窥得知了这幕后的秘密。

但是这个真相，并没有改变开端时的罪案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其实是一个小说的漏洞。

小说开端的罪案真相，我们首先从郑娟的自陈中，知道这背后隐藏着一起强奸案，真凶就是骆士宾。后来在水自流向秉昆的自述中，进一步揭开了涂志强杀人案背后另有真凶，同样这一杀人幕后凶手，指向了骆士宾。

这样，骆士宾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但是他却安然无恙，真相一直在底层人士之间口碑相传，但却从来没有走进法律的殿堂，从头到尾，《人世间》里也没有通过正义给予真相以应有的澄清。

因此，《人世间》里的罪案开端不过是梁晓声虚晃一枪、结构小说情节与粘合人物形象的需要。罪案的破解与推理未曾进入梁晓声的法眼。

这样，《人世间》里的社会现实，更像是一个法律未曾去分辨是非与黑白的异度空间。

这样的设置来自于何处？

其实我们发现，《人世间》里以罪案作开端、引出人物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的影响。

其实，《怎么办？》这部小说，在《人世间》里屡次提到，并深刻地介入到人物的心理空间中去。

梁晓声不仅在抒写人物的心理的时候，动用了《怎么办？》的情节元素，而且他在构思整个小说的时候，也移用了《怎么办？》奠定的用一起悬案作为开端的结构小说方式。

我们先来看看《人世间》是如何借用了《怎么办？》中的人物刻画的背景与纵深。

《人世间》中的秉昆，在他面临着爱情选择的时候，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从他哥哥秉义托他保管的书箱里，找了出来，试图寻找答案。

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当年列宁也在这本书中，寻找革命的答案。

显然，秉昆与列宁，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寻找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作为革命的部分，因为当时作者在写作年代的特殊情况，有意作了隐藏，我们并不觉得比后来的直来直去展现革命风云的小说来得慷慨激昂，意气风发。

正如秉昆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看到的这样，更容易让他对号入座的是小说里的爱情主线索。

从纯粹的文学读本的角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有着它的新颖的叙事与文学的创意。

只是很多情况下，这部小说，被我们忽略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者的身份，评论家见长的定位，加上这部小说读起来比较晦涩难懂的语言，都使得他的小说《怎么办？》在俄国文学史上，并不显山显水，中国的读者，相对而言，也没有对它如醉如痴。

倒是梁晓声多次在他的小说中提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知青》中也提到了这部小说），可以看出，梁晓声对这部小说情有独钟，也由此可以看到，梁晓声对俄苏文学有着深入的阅读体验。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写于1862年左右，作者当时34岁上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青年作者。

在这样的一个年龄上，车尔尼雪夫斯基能在小说里把人性的复杂性，描写得如此深刻而给人以启迪，直到秉昆阅读这部小说的1973年，已经相距了一百多年的时光，年轻的三十多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留在《怎么办？》里的关于人性的秘密，依然弥散着炽热的光焰。

列宁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看到了革命者的力量，但是，从小说的形象塑造来看，《怎么办？》中的那个革命者的形象，恰恰很概念化，受当时的发表条件的限制，对其精神世界也是讳莫如深，总体上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倒是小说前台上的爱情故事，让人难以忘怀，更难以释怀。

秉昆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就是看到了小说前景上的爱情主线，并且把自己设想成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他将如何像男主角一样，去选择他的爱情。

无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的爱情选择，坚定了秉昆大胆选择郑娟的信心与决心。

作为一个现代社会里的普通受众，秉昆很自然地撷取的是小说前景里事关爱情抉择的信息主题，而对小说里的蕴含着的作者用以阐发他的革命思想的隐性主题，却难以如同革命家那样，获得感同身受的体验。

今天，我们更多的情况下，容易认同秉昆的这种阅读方式，就是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作为一个纯粹的文学读本来领悟，从中，我们可以局限在文学的维度里，感受一下小说里的可以激发我们文学欣赏与鉴赏能力的那部分新颖与新鲜意味。

小说在正文叙事前，有一个引子样的序章。

这个序章，犹如侦探小说里都喜欢提拎出来的耸人听闻的章节，把一起诡异的自杀案作为由头，吊起了观众对真相好奇追寻的胃口。

然后，作者放开这个其实在小说中间部分才发生的情节，按照时间顺序，娓娓道来序章里的那些自杀迷雾，是如何一步步凝结而成的。

这种把小说中的最激烈与暴戾的部分，抽取出来，放置到开首位置，以达到吸引眼球的效果，日后成了小说写作中的一个使用频率相当高的套路模板。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读起来，并不能够让人一目十行，顺风顺水，主要原因，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中，既不注重人物视角的统一性，也不注重时间的流线性，而这种视角的统一与时间的流线性，恰恰是托尔斯泰对长篇小说模板的贡献之一。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里，把大段大段的内容，不作细分地堆砌在一起，描写的笔触，忽而从这一个人物跳到另一个人物，令读者不断地跳来跳去，最终直接跟丢了人物。现代派的小说，几乎都是这种特点，令人看起来十分头痛。

而且《怎么办？》里还有大段大段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议论与剖析，连续地铺天盖地一涌而上，占据了几页纸的空间，更是令人读起来苦不堪言。

这样的小说，读起来是相当困难的，没有兴奋点与刺激点，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把小说里的一个重大的情节转折点——主人公的跳河自杀从平平淡淡的故事情节里提到开头，一下子让悬念贯穿了整个小说，这个悬疑点，直到小说的结尾，才不紧不慢地解开了系扣，如此一来，简单的结构置换一下，整个平铺直叙的小说架构，就具有了奇峰逆转的内在活力与张力。

这种结构，对于梁晓声在《人世间》有没有影响？

事实正是这样。在《人世间》的一开始，几乎如同《怎么办？》一样，也是一下子提拎出一个枪毙犯人的巨大悬念，把观众的胃口，给吊了起来。

这就是小说开头就突出地加以叙写的涂志强杀人案。

这一杀人案的悬念，一直贯穿到整个小说，直到小说下部水自流临终的时候，他还提及这一起杀人案背后的种种疑云与疑团。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涂志强杀人案事件的伏笔，那么，《人世间》的整个故事就是一个流水账。

正是这一个案件背后的前因后果，它所释放出的后延影响，导致了小说里的中心人物，始终围绕着这起案件，而运行着他们的心理流动与行为轨迹。

现在看来，《人世间》的故事架构，受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的很大影响。

而梁晓声也毫不隐讳地在小说里，让主要人物秉昆在面对着人生的重大选择的时候，从这本书中汲取着营养与启迪，这是小说里的人物在思想上获得的滋养，而梁晓声本人，更在小说的构思上，借鉴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的故事设计，让一起案件提拎起的人性之谜，纵贯整个小说，使得小说有了一条抽丝剥茧、逐一解开的线索链条，拥有了自己的情节张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于1862年左右的《怎么办？》在小说的内在结构上，仍然具有被今天的作者活学活用的丰厚积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就像《人世间》里的秉昆企图从中寻找解开人生困惑的密钥一样，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也能够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偷艺有益的写作技巧。

梁晓声的创作实践中，正可以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所拥有的引领与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