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制度架构审视，清代县级行政体系中，作为正印官的知县占据主导地位。在知县之下，还设有县丞、主簿、典史以及巡检等佐杂官职。理论而言，这些佐杂官应辅助知县开展政务。然而，事实上佐杂官却游离于以知县为首的核心行政体系之外，并未如预期般成为知县的副职或具备相应职能的下属官员。以官方表述，即这些佐杂官被“废为闲曹”，处于行政权力边缘位置。
虽佐杂官未握实质行政权柄，但于基层治理架构中，却占据不可或缺之地位。通常而言，诸如知县、县丞、主簿，以及典史、巡检等佐杂官员，各自皆设有独立衙署。并且，其办公地点大多并非县城，而是被派驻至关键的关隘津口等战略要地。
从专业视角阐释，县丞、主簿等佐杂官职，其职能范畴类似于现今基层行政区域的乡镇长。以广东海丰县为典型案例，县丞、典史以及巡检各自负责特定辖区。具体而言，县丞主管金锡都；典史统辖兴贤都与石塘都；巡检则负责治理杨安都。
在清代行政区划体系中，“都”属于县以下层级的行政机构。彼时，县以下行政划分涵盖“乡”“都”“图”“村”等多种名目。不过，各县在具体设置方面存在差异，并非整齐划一地采用四级架构。部分县仅设“乡”“都”“村”，部分县则仅存“都”与“村”。例如，海丰县的行政设置就仅有“都”与“村”，并未设立“乡”这一层级。
以海丰县之情形观之，佐杂官对县域进行了近乎全面的划分，各据特定辖区，于其辖内全面执掌各类事务。
在清代的制度架构中，县丞、主簿等佐杂官被赋予了明确的职责范畴。理论上，其职责涵盖地方治安的分巡管理、属地钱粮的分催督缴以及监狱事务的分管等领域。然而，实际情形却大相径庭，佐杂官虽拥有特定职衔，但多数情况下，所承担的仅是琐碎且不乏不确定性的事务。在权力层面，他们权限有限，县域内各类事务的最终决策权，皆集中于知县手中。
以典史这一官职而言，其设置具有普遍性。在职责范畴上，典史主要承担着维护监狱治安的重任。鉴于此，典史衙署的选址通常倾向于监狱与仓库周边，以便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能。
虽然典史在职责范畴内被赋予负责“监狱治安”之要务，但从实际权力架构来看，其并无实质性权力。在县衙行政体系中，捕快直接受知县统属，典史对捕快并无管辖权。例如，一旦县域内发生盗窃类案件，知县可自行处置，无需向典史知会。
以巡检这一官职而言，其职能被明确界定为“缉捕匪类、查拿盗贼”。与诸多官职类似，巡检亦设有专属衙署，即巡检司。然而，在清代行政体制下，巡检通常被委派至县城以外的关津要冲履行职责，具体负责特定区域的相关事务。其管辖区域往往处于远离县城之处，或者县城某一特定方向。
以地域行政区划为例，东安县境内设置有西山巡检司，其坐落于县城西南方向250里处，处于深山密林中的太平墟。与之相对，英德县的巡检司则驻扎在城西50里之外。在地方治理架构中，这些巡检司均被明确赋予了维护区域治安、保障地方防卫的重要职责。
在清代的行政架构中，巡检于其负责的辖区内，仅承担分防职责，并不具备审判与处置权力。巡检所掌控的武装力量极为有限，麾下仅有寥寥数名兵丁。在此情形下，若遇事务需要武力支持，对上，需仰仗知县，且通过知县协调绿营驻防兵丁；对下，则要借助以士绅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所组织的民壮练勇。
据乾隆朝《大清会典》记载，相较于明代，清代佐杂官数量大幅缩减。彼时，全国一千三百余县中，仅设县丞404名、主簿108名。多数县域治理架构呈现简化态势，往往仅配置一名知县与一名未入流的典史，而不设佐贰官。
在清代行政体系中，多数县未配置佐贰之职，这一现象致使“王权不下县”的观点得以萌生。然而，透过前文对县丞、主簿、典史及巡检等佐杂官设置状况的剖析可知，部分省份佐杂官的数量并非稀少。
在众多省份之中，广东省堪称别具一格。于广东省下辖的诸县，普遍配置佐贰官，尤其是巡检与典史的数量位居前列。这些官员各自拥有明确划定的辖区范围，此种情形在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
尽管巡检与典史所掌握的实际职权相对有限，然而，他们切实肩负着“承监盘查亲民之责”。这意味着，在其管辖区域内，无论士绅阶层还是普通民众，均处于他们的监督范畴。由此可见，在诸如广东、江苏等地佐杂官配置数量相对较多的县域，所谓“王权不下县”的论断并不成立。
在清代，于多数省份，县丞、主簿等佐杂官员，在地方政务执行体系中所发挥的实际效能相对有限。究其缘由，彼时知县权力的行使依托公、私两种截然不同的辅助体系。其中，“公”之体系，特指县衙内司职具体事务的机构，其构成人员为书吏与胥役；而“私”之体系，则是知县自行延聘的各类幕僚，如师爷，以及长随等人员。
从实际权力的维度审视，于官僚体系中具有正式编制的县丞、主簿及巡检，在权力效能方面，实则逊于那些无编制的书吏与幕僚。需注意的是，仅在广东、江苏两省，佐杂官凭借其独立辖区，从而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行政权力。然而，此情形并非清代行政权力分配的普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