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天，贺子珍离开延安，远赴苏联，开始了长达10年寄人篱下的日子。

异国他乡的生活总是充斥着难以言喻的心酸和绝望，贺子珍在苏联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吃过的苦不计其数，遭过的罪多如牛毛。

许多年后，贺子珍回忆当年在苏联的生活，仍然感到深深的痛楚：“那时候，睡在饭甑下也会被饿死......

1938年1月，贺子珍和一批同志一起抵达莫斯科，住进中国党校。

刚到苏联的时候，贺子珍显得格外兴奋。因为，虽然身处异国，但中国党校大多数都是中国同胞。贺子珍待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这让她做很多事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而且在中国党校，课堂上都是中国同志。上课讨论时，贺子珍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即便发生争论，互相都不会放在心上。

在这样一种轻松的学习氛围中，贺子珍的政治理论水平不断提升，只是她的俄语结结巴巴，并没有多少进步。

在苏联，每一位中国同志都只能用化名，不能用真名。贺子珍也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叫“文云”。取名时，她本能地选择了“文”这个姓氏，这是因为毛主席的母亲姓“文”。

“文云”，这个名字在无声无息中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情感。它承载着的，是远在苏联的贺子珍对身在陕北的毛主席的思念和牵挂。

从贺子珍取名的举动里不难看出，即便在异国他乡，即便已经开始了新的学习和生活，贺子珍的心底始终保留着毛主席的位置，她忘不掉毛主席，也忘不掉陕北的革命大本营。

当时，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党校的教学事务，红色救济会则负责给学生们提供生活保障。

由于每一位中国同志的身份不同、职务不同，享受到的医疗保障和生活保障也千差万别。就贺子珍自己而言，她的待遇并不高。

1938年4月上旬，贺子珍住进莫斯科谢琴诺夫妇产医院，生下一个儿子。

儿子降生后，为了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业中，贺子珍把他送进了托儿所。

不幸的是，孩子由于体质不好，只在人间停留了10个月，就匆匆离世了。

在来苏联的短短半年时间里，贺子珍一个人过着孤单的生活，如今又遭遇了足以令人断肠的丧子之痛，这种种的一切都让她深刻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酸楚和悲哀。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贺子珍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她突然想通了很多事情，也后悔负气离开毛主席，并期待着学有所成的那一天，能早点回到祖国，回到延安，与毛主席团圆。

然而，正当贺子珍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美好的憧憬时，一个消息传来了：毛主席在延安与江青结婚了。

贺子珍被这个消息深深震撼了。

她用力回忆自己离开延安后的种种遭遇，怎么都想不到当初的独断专行和一意孤行会让自己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1939年6月，毛泽民因积劳成疾，赴苏联治病、学习，期间专程去看望了贺子珍。

第一次在陌生的国度，见到关系亲近的人，贺子珍激动得不能自已，那种喜悦和酸涩参半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这时候，贺子珍把自己内心深处的压抑全都告诉了毛泽民。

毛泽民努力开解贺子珍，鼓励她振作起来。

在毛泽民的安慰下，贺子珍决定向前看，勇敢地面对生活和困难。

1940年夏天，大多数在中国党校治病、学习的中国同志都圆满完成学业，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只有包括刘亚楼、杨至成在内的6位军事干部需要继续留在苏联，进入军事学院“深造”。

贺子珍也留在了苏联，她接受红色救济会的调派，进入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工作。

离开了熟悉的环境，离开了熟悉的同志，贺子珍孤身一人生活在陌生的苏联，她的处境可想而知。

国际儿童院大多都是3-7岁的儿童，贺子珍每天的工作是照顾孩子们起床、穿衣、吃饭，带领他们一起进行娱乐活动。

这项工作难度不大，但贺子珍的身体状况堪忧，心情也很糟糕，这使她面对这些孩子时，常常感觉急躁，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

后来，贺子珍申请学习缝制衣服。然而，学校里的缝纫机数量有限，学生们只能用手一针一线地缝。

贺子珍16岁就投身革命事业，拿着枪在枪林弹雨里奔跑穿梭，从来没有做过女工，这份工作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只好作罢。

贺子珍也做过儿童院厨房的服务员。那时候，她每天早上不到五点钟就要起床，需要把成筐成筐的土豆削得干干净净，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

等到下班时，贺子珍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整个人累得筋疲力尽。坚持了不到一个星期，她发现身体承受不了繁重的劳作，最终选择放弃。

毫无疑问，贺子珍是坚强、独立的女性。当年，她是井冈山上为数不多的女共产党员之一。但在苏联，她背井离乡，孑然一身。她坚持过，她奋斗过，最终还是被生活打败了。

1941年春天，女儿李敏也来到了苏联，与贺子珍团圆。

1941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贺子珍带着李敏离开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来到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

战争是血腥的、痛苦的。红色救济会负责给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提供食物，每位工作人员每天能收到800克面包，每位学生能收到600克面包。吃完定额的食物，就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

贺子珍在儿童院一直没有得到工作机会，没有收入来源，每天只能靠400克面包充饥，常常饿得头昏眼花。

为了吃一口饱饭，贺子珍将自己喜欢的手表、钢笔等全都拿去卖了换钱。然而，这些钱也只够她勉强生活几天。之后，她又在饥寒交迫中痛苦地挣扎。

由于冬天没有木柴，没有燃料，没有办法生火，取暖困难，小小年纪的李敏抵御不了冷冽的寒冬，生了一场大病。在贺子珍的精心照料下，李敏才转危为安。

可以这样说，在离开中国党校的3年时间里，贺子珍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最艰难的时候，她致信共产国际，请求给她提供一份工作，只要能让她和女儿不再挨饿受冻就足够了。

在信中，贺子珍写道：

几乎小小的生命没有了，因为这里去年冬天完全没有生火，女孩子身体很弱，受不起这样剧烈的寒冷……这样完全不省人事已经九天，完全自己不会吃饭，从肛门灌输滋养料……眼前最困难的就是没有炉子，也没有电炉，房子冷得不行，小孩要烧点茶水，温水都没有……

但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没有人可以向贺子珍母女伸出援助之手。

这时候，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的原院长离开，新任院长玛尕洛夫走马上任。

贺子珍的俄语不通，与别人沟通有很大的障碍。在与玛尕洛夫的交流中，贺子珍的想法和要求常常被忽视，两个人矛盾升级。

最后，玛尕洛夫以贺子珍生病为由，将她送进“精神病院”。

1946年，王稼祥出现了咳血的症状，中央决定送他到苏联治病。

1946年8月，王稼祥带着妻子朱仲丽踏上了去苏联的旅途。抵达苏联后，他们在柳克斯公寓安顿了下来。

没过多久，王稼祥到苏联的消息在中国留学生圈子里传开了。

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刘少奇的三个儿女、朱德的儿子、林伯渠的儿子、李富春的儿子等人相约来探望他。

那段时间，王稼祥的家里来来往往的人就没断过。大家围着他和朱仲丽问了不停，都想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

王稼祥详细地给大家讲述了国内的局势，激励大家以更饱满地热情投入到学习当中，将来为国家服务。

由于王稼祥是中共领导人之一，苏共方面特意派了一名水平很高的老同志尼古耐夫，充当联络员，为王稼祥在苏联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

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但战争留下的阴霾远远没有结束。

惨烈的战争、由战争造成的饥饿，使许多中国同志不幸丧命，更有一批人至今下落不明，还有一批同志在战争中活了下来。对于这些情况，王稼祥做了详尽的了解。

在苏联期间，王稼祥多次与在战争中幸存的中国同志谈话，那些人向王稼祥讲述了战争的经过，以及中国同志在苏联的情况。

在与王稼祥的谈话中，很多人都提到了同一个名字，那就是贺子珍。

贺子珍是井冈山上第一位女红军，还在中央苏区担任过机要科科长，后来又走过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她对早期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王稼祥觉得必须尽快找到贺子珍。

一天，王稼祥找来尼古耐夫，向他说明了情况：“我们有一个中国同志叫贺子珍，还有她的女儿毛娇娇，现在还在苏联，请帮助打听关于她的下落，我希望见到她本人。”

过了几天，尼古耐夫将打听到的结果告诉王稼祥：“贺子珍至今下落不明。”

王稼祥知道，寻找贺子珍的过程是相当困难的，但他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贺子珍。

有一次，王稼祥与一位留学生聊天，那位留学生不经意间提到贺子珍，说她现在在伊万诺夫。

王稼祥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尼古耐夫：“贺子珍现在住在伊万诺夫市的精神病院，请你把她的情况告诉我。”

又过了几天，尼古耐夫带来一个好消息：“是有一个叫贺子珍的人住在伊万诺夫市精神病院。”

王稼祥一听，激动地说：“她的病很严重吗？”

尼古耐夫回答：“生活不能自理。”

王稼祥为贺子珍的遭遇感到伤心，也为她的处境担忧，沉思片刻后说：“请转告你的上级，我想把她接到莫斯科见一面。”

尼古耐夫按照王稼祥的吩咐，向上级作了汇报。

一个星期后，尼古耐夫遗憾地通知王稼祥：“贺子珍不便来莫斯科。”

王稼祥有些急了，不解地问：“为什么？”

一旁的朱仲丽一脸严峻，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我们到伊万诺夫市去看她。”

王稼祥态度坚决地说：“我们一定要见她一面，最好连小孩子一起见，一起送到莫斯科来。我有医生，我们要亲自检查她的病情。”

王稼祥与一些苏共领导人是有交情的，在他的一再斡旋下，苏方终于松了口，答应将贺子珍母女送到莫斯科。

正是因为王稼祥的帮助，贺子珍才得以“逃离”噩梦一般的精神病院。

多年后，朱仲丽回忆当年寻找贺子珍的经过：

当时见她不容易，等了很久以后，王稼祥同志因为他的俄文很好，也在共产国际当过代表，认识的人不少，经过一步步的努力，最后到了斯大林那儿，直接向他表示，我们要把贺子珍同志接回国去。

不久后，王稼祥如愿在莫斯科见到了贺子珍母女。

当时，贺子珍神形消瘦，说话吞吞吐吐。

看到曾经英姿飒爽的井冈山第一女红军，如今几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王稼祥心里非常心痛，他对贺子珍说：“以后就在莫斯科检查身体、治病，不再回伊凡诺夫城了。”

后来，王稼祥夫妇细心照料病中的贺子珍，贺子珍的身体渐渐好转。

在异国他乡独自漂泊了近十年，贺子珍多少次孤独无依，多少次独木难支，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温暖的滋味。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王稼祥慷慨相助，帮助她脱离苦海，这份恩情让她永生难忘。

1947年，王稼祥将贺子珍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同意贺子珍回国。

没过多久，贺子珍母女跟随王稼祥夫妇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行人抵达哈尔滨火车站后，王稼祥夫妇还有其他工作，不得不与贺子珍分别。

告别时，贺子珍紧紧握住王稼祥的手，眼神里都是无声的感激。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会是王稼祥和贺子珍最后一次见面。从那以后，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片祖国大地上，但却无缘相见。

建国后，贺子珍常年住在上海，上海市委招待处保障她的日常生活，华东医院抽派一支医疗小组负责她的健康问题。

1974年，王稼祥逝世。

同年，朱仲丽有事途经上海，专程到贺子珍家里探望。

得知王稼祥逝世的那一瞬间，贺子珍直接愣在原地，朱仲丽清清楚楚地看见她脸上的难过。

过了很久，贺子珍回过神来，伤心地说：“这么多年不见面了，你们在北京，我只能在上海。如果不是他，我怕早死在异国了。”

这份恩情，她一直记在心上。

1977年，贺子珍因中风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医疗小组的医生肖文炳、严和俊竭尽全力为她治病，护士吴丽娟、小徐则给予了她悉心的照顾。

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或是贺子珍的工作人员，都把所有的真心献给了她。

吴丽娟的丈夫在外地工作，有时候丈夫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吴丽娟优先选择照顾贺子珍，放弃回家与丈夫团聚的机会。小徐也尽心尽力照顾贺子珍，到了30多岁还没有成家。

这些人，以一片赤诚之心对待贺子珍，陪伴她度过了几千个日日夜夜，无怨无悔。

1978年，贺子珍从前的老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何长工抵达上海，听说贺子珍生病住院的消息，第一时间与上海市委联系，表达了想去华东医院探望贺子珍的心愿。

当何长工刚踏进贺子珍的病房，贺子珍见有人来了，下意识地说：“欢迎！欢迎！”

随着何长工离病床越走越近，贺子珍看清了他的面庞，心里的激动已经不能自抑。

这时候，何长工伸出双手，紧紧地握着贺子珍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他们身上。

战友相见分外亲。几十年了，这种令人心潮澎湃的场景，在贺子珍贫乏、单调的日子里是很难见到的。

69岁的贺子珍顷刻间泪流满面，78岁的何长工，这位曾经在革命年代出生入死的老红军，也忍不住流下激动的眼泪。

过了一会，何长工关切地问贺子珍：“子珍，这些年你还好吗？！”

贺子珍深吸一口气，平复了心情，哽咽地说：“好，还好。你看，我不是很好吗？！”

见两位老人的情绪得到缓解，病房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那么紧张了。

大家急切地对何长工问东问西，想听听他们在革命年代的往事。

何长工向大家娓娓道来：“贺子珍还是小姑娘时就跟随农民暴动的队伍上井冈山，投奔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当时井冈山上有不少的女红军战士，但真正领过兵打过仗，当过军事指挥员的只有贺子珍、康克清等少数几个女同志。”

说到这里，何长工目光柔和地看向贺子珍，问她：“你说是不是？”

贺子珍的思绪仿佛回到了遥远的井冈山，脸上洋溢着孩童般的微笑。

1979年6月，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得知这个消息，她兴奋不已。

小徐看见贺子珍心情不错，便提议：“姨妈，我们陪你到花园里看看好吗?”

贺子珍连连说：“好！好！”

小徐推着轮椅上的贺子珍走到花园里，贺子珍这会还心花怒放着，脸上的笑容久久都没有散去。

贺子珍一生坎坷不断，在人生的暮年，组织上没有忘记她，而是将一份极高的荣誉给予了她，这让她感到莫大的安慰。

贺子珍，曾经与毛主席度过了10年艰难的革命旅程，也曾经为革命事业血战到底，她的身上有革命人的闯劲、血性和精神品质。

王稼祥想方设法地在苏联寻找贺子珍，这是革命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贺子珍不忘王稼祥的恩情，这是革命人崇高的人格风范。不管过去多少年，都足以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