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39团连队多，相互间隔多达几十里。有一次我们去全团最远的1连采访，住了一天回来时赶上下雨，幸好我们姐俩作伴，为了防狼我们带上镰刀和火柴。
一大早就启程，一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凄风苦雨之中，连狼也找地方避雨去了。我们把麻袋两个底角一个套一个，便成了一个带帽子的斗篷，那披挂的“美姿”透着几分无可奈何的凄惨。它比不上王昭君的披风，更不如梁红玉的战袍，但是在这风雨中倒也多少可遮挡一下无情的寒冷与泥尘。我羡慕的是何姐脑子里储存了那么多的故事：《红字》、《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牛虻》，《三国演义》、《红楼梦》很多中外名著。我还喜欢听何姐唱歌，她的歌有时大气磅礴，有时娓娓细雨，特别是苏联歌曲唱得好极了，真是风雨中的特殊享受…那次足足走了一天，直到天黑，我俩泥猴似的才跌跌撞撞回到团部，奇怪的是一点不觉累，顾不得洗漱，开始了挑灯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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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报道员只有两个人，工作繁多，要参加团里的资料准备和年终总结等中心工作。一天晚饭后，团长推门而入说：“你俩都在呀，现在差20分钟7点，8点开秋收动员广播大会，赶紧写稿子，马上要！”团长的话就是命令，照老套路翻出去年的秋收总结和动员材料，一分为二，再分成两个部分，凑成动员报告。
8点整，首长拿到第一部分，“动员大会”按时召开，我们姐俩与“动员大会”同步，奋笔疾书，每写完一页就飞跑着送到离报道组临近的播音室。谁也不是“神来之笔”，急得汗水湿透了后背，幸亏团长加了几段毛主席语录，才把这一关混过去了。
报道员是个全天候的苦差事，时时处于临战状态，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价值的新闻线索，立即出发奔赴现场，以最快的速度写出来。不论是与战士们一起踩着冰播种水稻，还是到最危险的水利大会战爆破现场采访，“头发掉、眼皮跳、嘴起泡、睡不着觉，还未必能见报”。我们都要大脑绷得紧紧的，还要有分区。有上级精神和宣传口径，有报道提示和线索排队，采访还要选角度反复提炼主题。我们几乎跑遍了全团连队和团直属工厂、商店、鹿场、学校、卫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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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何姐本来就虚弱的身体累得病倒了。后来她被调去2连当老师，我多不舍得也没办法。只要有机会我都去连队看她，在那不富裕的日子里，不论什么时间段，她都会变着花样款待我一顿丰盛的美餐。她宿舍小桌子上摆上炒鸡蛋、炸油饼、现摘的青菜，沾上肉沫酱（肯定是伯母寄来的），她美美地看着我狼吞虎咽，自己却舍不得动筷子，临走时又往我书包里塞上全部的咸鸭蛋，那香喷喷的油饼夹煎蛋，我至今不忘。我俩这辈子的姐妹情缘是注定的，后来由我牵线搭桥成全了她一段美满婚姻。
每个人都有一只掌握自己命运的笔，涂抹着自己生活的画卷。细细品味，我的画卷里最感动的那一幅还是“北大（荒）新闻系”那段不寻常的人生阅历。
从场部出来，向西不远是“418”烈士陵园，如今新修了路和围墙，陵园整洁、肃穆，白色大理石碑上定格了26个已逝战友的名字。
“418”对每个云山人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天晚上，宣传股紧急筹建418英雄事迹报道组”并从各连队抽调人员，全力以赴，参加报道稿和英雄事迹上报材料的整理撰写工作。我的任务是负责采写4连1排3班（后获集体二等功）的上海甘泉中学李冬生(后追认共产党员，追记二等功)。我与3班的战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收集和修改素材。
我在4连熬了三天三夜，终于身体熬不住发起高烧，指导员发现后特意让炊事员为我煮了荷包蛋挂面，连队的卫生数次为我打针送药，我被战友们的关怀所感动着，同时也为李冬生烈士的事迹深深打动，含泪抱病完成了一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青春战歌》。这是在我的记忆中，我所采写的为数不多，但倾注了真情、心血，最长、最有份量的报道。在当时众多的文章中也是很出彩、有影响的一篇。与此同时，组织上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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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调来的上海知青陈泽斌利用探亲的机会把这份稿件送到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社不但同意全文出版，还要求我们提供一副插图，但万万没想到后来杳无音讯。每当想起这段往事，依然非常感激她。她回城后在知天命之年患抑郁症离去，得此噩耗我们十几个北京战友赶到上海送她最后一程。我手里捧已冻了冰的菊花，泪水充满了眼眶，大家默默地向她告别，四周一片寂静。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