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琢磨集句诗，竟然发现它牵涉到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文学的本质、伦理的本质、AI的本质。
因为集句诗的本质是，“剽窃”与原创之间的艺术再创造。
“集句”一名，出自宋代陈师道的《后山诗话》，但它的创作，由来已久，现存最早的集句诗，为西晋傅咸的《七经诗》。
集句诗虽起源很早，但直到北宋才发展成熟起来。仁宗朝的石延年、胡归仁，神宗朝的王安石，徽宗朝的葛次仲和林震，是集句诗发展过程中的始作俑者，也是集大成者。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王荆公集句最长，《胡笳十八拍》浑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沈括在《梦溪笔谈》说王安石的集句诗，长篇多至百韵二百句。
许子曰：只有汉字，才有律诗，因有律诗，才能集句。集句诗的自身发展也很有意思，起先是“贵拙速”，然后到“意贯而对偶”，南宋以后，集句诗创作在题材上走向了专门化（如集杜诗成了一个突出的品种创作规模越来越大，因杜诗量大、格律严谨），另“以文为戏”的特点再次被强化，甚至成了小说和戏曲的组成部分（如明清的折子戏，大多以集句诗为每折戏的结束语，汤显祖的《牡丹亭》，总共五十五出戏，而里面的集句诗就有五十四首之多）。
但在中国文学史上，集句诗也始终存在争议——它究竟是剽窃的产物，还是别具匠心的艺术创作？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我们需要从历史、法律与文学创作的多重视角去探寻。
从历史语境看：窃书非偷，“雅罪”无罪王安石以“集杜诗”闻名，其《胡笳十八拍》被严羽评价为“浑然天成，绝无痕迹” 。古代文人将集句视为“雅罪”，因其本质是“窃书”，但社会却赋予其合法性。
这种现象源于两个背景：其一，宋代文人尚未形成现代版权意识，文学创作更重视集体智慧而非个人独创；其二，集句需要极高的文化素养，如王安石需熟读数千首唐诗才能精妙组合，这种“博学游戏”本身被视为才华的象征。
其实，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集句诗的存在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深层规律：所有创作都是对前文本的回应。
法国理论家罗兰·巴特曾言“作者已死”，而集句诗恰好证明：当经典诗句脱离原语境被重新编织时，已不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承载新生命的创作。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中以集句诗收束剧情，文学的传统与创新在此达成
从艺术再创造看，集句是拼接中的新生集句诗绝非简单的文字拼贴。以文天祥《集杜诗》为例，他通过杜甫诗句重构南宋亡国史，将个人家国情怀注入经典，形成全新的叙事脉络 。
这种创作需满足三重标准之二：
主题统一性（如王安石《送张明甫》融合杜牧、崔护诗句表达离愁）、格律严谨性（平仄对仗需无缝衔接）；
意境超越性（如苏轼集句词《南乡子》以唐人诗句构建时空交错的哲学思考） ；
文体创新性（如清代李邺嗣有集史诗，捃摭司马迁《史记》中的五言文句，“而稍以己语经纬其间”，以集句诗开辟了一种全新文体）。
因此，有评价集句诗是中国传统诗句词领域中的一朵奇葩，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优秀的集句诗，“机杼真若已出”，“切合题意、情思连续，句句精美、打成一片”（清 沈雄《古今诗话》）， “浑然天成，初无牵强之态，往往有胜如本诗者”（宋叶大庆《考古质疑》）。
从现代版权看，法律与伦理的当代追问在现代著作权法框架下，集句诗的合法性面临挑战。根据我国法律，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可能构成侵权，但集句诗因其“转换性使用”特性，可以落入合理使用范畴。
学界提出两条红线：比例原则（单诗引用不超过30%）和署名规范（注明原作者及出处），如明代《牡丹亭》五十四首下场诗均标注唐诗来源。这与当下自媒体“洗稿”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公开的致敬，后者是隐蔽的剽窃。
集句诗站在剽窃与原创的边界上，用古人的砖石筑造自己的殿堂。它启示我们：真正的创作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文化基因的重组中寻找突破。当现代诗人写下“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房子梦”，或许也在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集句对话。
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
“雅罪”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