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算是一本史学名著，讲的是大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华夏大地上突然兴起又猛然退潮的一场妖术大恐慌——
这一年夏天的时候，有官员打小报告给乾隆皇帝，说其治下有人通过剪人发辫，然后行“叫魂”巫术来诅咒他人。
剪辫子这个事儿立刻引发了乾隆皇帝的极大警惕，因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个口号涉及到大清最动不得的政治正确，所以乾隆严旨申斥，让手下的官员严查。
但折腾了几个月，在皇帝亲自下达的追查下搞出了无数冤假错案后，该案最终查出来的结果，非常的黑色幽默：
大量事实证明，在民间广泛流行的剪辫子叫魂这个事，真的没有任何针对大清朝廷的反意，这就是纯纯的大清社会底层的愚夫愚妇们因为亲戚、邻里、朋友之间的生活恩怨，想互相陷害却又畏惧于王法，最终不得不启灵于怪力乱神的闹剧。
康雍乾，作为中国帝制王朝最后一个“盛世”，是人口增长的高峰期，1700年时大清治下约只有1.5亿人口，但到了乾隆朝中期，人口已经接近3亿。
在传统农业社会，庞大的人口压力必然带来了巨大的人地矛盾，同时代的欧洲通过工业革命搞“产业升级”的方式可以缓解这个矛盾，但大清在乾隆皇帝的英明领导下没有走这条路。于是人地矛盾就只能向人人矛盾所转化。聪明的乾隆皇帝显然已经觉察到了这种危机，所以他时刻警惕着老百姓是不是要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来谋反，于是哪怕是“叫魂”这种荒诞不经的巫术，他也要下令严查。
但事实证明，乾隆皇帝把他治下的百姓想的太复杂了，他治下的百姓真没那个意思，即便被抓进官府，上了夹棍，还在称颂皇帝圣明。
是的，即便面对孔飞力所谓“镀金的盛世”、张宏杰所谓“饥饿的盛世”的那种高度内卷时代，大清的百姓也从没想过去解决帝制这个他们苦难的根源，而是忙于彼此互相诅咒、迫害。或者用一个前些年比较流行的词汇——底层互害。
鲁迅先生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但中国老百姓是怎么养成有气、有生存压力都往周围人身上撒这个脾气的。无论鲁迅还是孔飞力，说的都不是太清楚。
我们只能自己去梳理，猜度。
这其实是两千年的帝制史中被驯化出来的一种习性。
先秦时代法家的商鞅搞了个创新，他把国家和百姓对立了起来。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为了达成弱民这目标，他给秦王定下了五条驭民策，既“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
但我在读商鞅这些生孩子没屁眼的坏招时，总觉得有点疑惑——先秦时代的民难道就这么好欺负么？坐等着你商鞅来弱来疲来辱来贫？
其实商鞅所有这些坏招背后，还有一个药引子一般的诀窍。那就是“使民相争不绝”的“分民”，把老百姓分成一个又一个原子化的、互不统属的个体，这样他们就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彼此争夺。而朝廷相对这些原子化且互相争斗的个人，就永远处于永恒的强势地位。
比如秦朝后来基于商鞅的思想，划分了非常细致的产权制度，甚至同一个家庭内部，妻子和丈夫都各自有各自的产权。但你说秦朝这么搞，是为了尊重妇女权益或者私有产权？领先西方一千多年提出这些现代社会的概念？
不是。秦朝把家庭内部的产权划分得那么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鼓励百姓彼此，甚至家庭内部彼此进行揭发检举。秦朝法律规定，如果丈夫犯法，妻子告发，妻子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而如果妻子犯法，丈夫出首告发，不仅不用被连坐，妻子带来的嫁妆财产还可以归丈夫所有。
你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法令制度下，秦朝民间的家庭伦理关系被破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西汉的贾谊写《治安策》，评价说：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是的，在贾谊的眼中，秦朝老百姓互相提防、迫害的劲头，和禽兽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有趣的是，虽然贾谊这样骂，汉朝对老百姓的德化教育，却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汉初因为遵行黄老，搞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开放搞活，休养生息。可是到了汉武帝的时代，皇帝“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的劲头又上来了，经年累月的汉匈战争掏空了朝廷的家底儿，开始搜刮民间的“浮财”。
于是就有了“算缗令”，说白了就是对一定财产以上的富户征收10%的高额财产税。可问题随之也产生了，在汉代那种统计手段不发达的情况下，朝廷怎么保证对富人的财产进行有效统计呢？
有办法，朝廷配套推出了“告缗令”，就是如果有富户胆敢隐匿自己的财产不报，亲戚、朋友、邻里甚至家仆都可以告发，一经告发，事主的财产一半充公，另一半则归告发人所得。
后面这一招其实才是最厉害的，极大地调动了民间互相告发的积极性，民间争着互相检举，弟弟揭发大哥、儿子检举父亲，当然更多的则是邻里、朋友、家仆检举主人。
班固在《汉书》中说，法令推出后不久，“天下富户率破之”，把天下的有钱人都给整破产了。
我们可以想见，算缗和告缗搞到最后，汉朝一定发生了一次集体性的民间财产转移。因为“隐匿资产”这种事情，其实是说不准的，只要检举者有心，永远能挑出被检举者的毛病。于是商鞅“以奸驭良”的坏招又再次起效了。举报者们代替勤劳致富者们，拿走了他们的一半财产，成为了下一代的富人，等待比他们更没下线的举报者举报他们。
而这样的故事，在之后的两千年里其实反复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里那样的情节——为了“赚”卢俊义上山，吴用扮成算命先生，在他宅子里写了一首“芦花丛里一扁舟”的藏头反诗，然后就落笔而去，算定不久之后一定会有人出首告卢俊义谋反。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吴用为什么能算定这首写在卢俊义宅子里的诗一定会先被想要害他的人看到，而不是先遇到一个心怀良善的人替他遮掩呢？
毕竟诗是题在卢俊义自己家里的啊！最早能看到诗的不是家人、仆从也是朋友。
这里面有个万分黑暗的水浒潜规则，就是吴用默认，即便是家人、仆从、朋友，在能够揭发和毁灭卢俊义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抢着揭发和毁灭他。
先遇到这种“毁灭你，与我何干”的人概率，远远大于遇到一个善良之人。
吴用深信这个黑暗的互害潜规则，就像《三体》里的罗辑深信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则一样。
而我们不得不悲哀的说，他信的有理。
于是，终于，中国古代社会底层互害的机制，变成了摆在乾隆皇帝面前时的那个样子——哪怕是面对清中期那种马尔萨斯看了也当场暴毙的人口压力和马基雅维利看了也觉得过分了的帝制压榨下，大清的老百姓也真的没几个人瞎琢磨什么反清复明，更不要说搞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了。大家都在忙于今天你剪我的辫子，明天我给你画个符下咒之类的底层互害中，如果官府不出手干涉，他们能一辈子陷在这种彼此的勾心斗角中，斗的既卑微又不亦乐乎。
而《叫魂》这本书写到后半段，孔飞力还记载了另一个有趣而黑暗的变化：
当皇帝御笔亲批要求严抓“叫魂”乱党，各省督抚也在朝廷的催促下开始严打此类事件之后，各地老百姓惊奇地发现，他们获得了一种比“叫魂”更有效的互斗方式。
那就是罗织罪名、向官府检举揭发自己的亲戚、邻居是“叫魂”乱党。
而正愁抓捕KPI没办法完成的官府，会立刻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人抓出治罪，五刑之下，看你认是不认？
百姓们突然醒悟：这不比什么“焚黄表，升香烟，请来各洞诸神仙”的互相下咒有效多了么？果然大清这片土地上，最容易被叫出来许愿的阿拉丁灯神，还是官府朝廷啊，只要你念（举报）对了咒语。
于是大家迅速重新对齐目标颗粒度，眼看着一场反叫魂扩大化的运动就要在大清各省民众自发组织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关键时刻，军机大臣刘统勋（刘罗锅他爹）终于站了出来，他冒死给乾隆皇帝上了折子，大意是说：皇上您此次下旨严查叫魂案，决策是英明的！斗争是及时的！成果是丰硕的！但是，现在眼看着一些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胡乱制造冤假错案，把您的好经都念歪了啊，民间一些愚夫愚妇，更借机争相彼此攀诬构陷。再这样下去局势要失控，社会要乱了啊！
就这么劝一句哄三哄，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大圣，您快收了神通吧。
要说乾隆皇帝这人，还是比较聪明的，看到这份折子之后，马上醒悟了。
于是“叫魂”这场妖术大恐慌，终于被叫停在了乾隆三十三年。
再然后，这场闹剧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不再被任何人提起。若非孔飞力花了五年时间天天蹬着自行车到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钩沉，可能中国国内的清史专家都不会注意到历史上曾存在过这场风波。
如前所述，我大学时初读《叫魂》，感觉是很不好的，因为我总疑心孔飞力这美国老小子别有用心——因为他说的这种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不只乾隆朝那一代才有。
让我稍得开解的，是后来听的一个苏联笑话：
说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在一起聊天，争论人生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英国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冬天的晚上，穿着羊毛裤躺在壁炉前的摇椅上看书，我的猫靠过来，在我的腿上蹭。”
法国人说：“不对，人生最幸福事，是跟昨天街上偶遇的一位美女一起去地中海度假。我们一起躺在床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苏联人听完后说：“你们想象力都太匮乏了！人生最幸福的事，是半夜有人敲门，开门后发现对方是克格勃，他说：伊万，你被捕了！”
英国人和法国人一起问：“伊万是谁？”
苏联人回答：“伊万是我邻居，他住我隔壁。”
这个笑话开解了我，因为告诉我，沉迷底层互害、以看着邻人遭难为乐的这种可鄙性格，并不只有我们的清朝祖先们才有的。
也许，重压之下，这就是普遍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