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23日，当涉及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的《马关条约》传回清廷时，光绪皇帝一下子犯了难。

赔款可以商量，而割地是万万不能的。台湾一割，天下人心就散了，我还如何做这个皇帝呢？（台湾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军机大臣孙毓汶说，前线打仗屡战屡败，皇上如果不签约，矮人进犯京师怎么办？

光绪怒斥道：前线战败都是赏罚不明造成的。这个条约关系重大，你们难道要逼我不成，还是到太后那去请懿旨吧！

说来也巧，那几天慈禧闭门不见任何人。内监说，太后得病了，一切请皇帝下旨去办吧？

在如此重要的时刻，慈禧竟然得病了，病得蹊跷。光绪帝百般无奈，矛盾重重，甚至想要毁约再战，但挨不住一众大臣的劝说，最后还是颁谕批准了《马关条约》。

而当光绪“盖章”的第二天，慈禧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慈禧是在装病，她不想为割让台湾承担责任。

通常的逻辑是，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共御外敌才是。然而，慈禧玩起了躲猫猫，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不是一国之主的风范。当时的一国之主是谁呢？是光绪，显然也不是，因为实权都掌握在慈禧手里。

自同治病逝后，光绪即位，就一直是慈禧手中的棋子，形同傀儡，直到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光绪亲政。

光绪亲政后，逐步与慈禧分化出各自一套人马，双方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力展开了斗争，这就是帝后党政。

帝后党政一开始很隐秘，而且后党派一直占据上风，但在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时，两党分野和矛盾公开化，并在戊戌变法运动中达到了高潮。

在对日作战上，两党都想谋求和平，但在具体路径上却有各自不同的想法。

朝鲜东学党起义后，光绪主张一面备战，一面和商；而以后党为代表的李鸿章倾向于和商，消极备战。

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后，李鸿章害怕北洋水师毁于一旦，自己身败名裂，便采取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守方针，而寄希望于陆战，一图后集兵力，在陆地上与日本一决雌雄。

当状况越来越糟时，帝党将战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李鸿章，纷纷上书弹劾，李鸿章也受到了撸掉三眼花翎、黄马褂的惩罚。帝党则掌握了舆论优势，频频对后党进行压制。

随着战事的进行，眼看大势已去，主和的声音响了起来，但双方也有分歧。

光绪一开始委托德国人德璀琳出面，后来又派出了代表张荫恒、邵友濂，均遭到了伊藤博文的拒绝。

无奈之下，帝党向后党妥协，李鸿章赴日议和，并授予割地之权。这才有了后来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原因众多，帝后两党之间的斗争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