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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传说是远古人类对于未知事物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美好想象，也是对于人类起源的思考和解释说明；而考古发掘则是通过在古代遗迹中发现的历朝历代的遗物来判断和探究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和行为轨迹。

安阳城外有一场浩大的挖掘工程，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残片和一大批清楚标明年代的精美青铜器皿，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考古工作者们。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的出土，确立了殷商在中国古代史中的科学地位，同时也为中国的文字历史奠定了坚实且丰厚的基础。

文字的大量应用可以推进历史的进程，同样文字也需要自身的进化演变来适应社会的发展。

早期的龟甲兽骨不仅难以寻找，它坚硬的质地也难以负载日益繁重的文字书写需求。因此人们便开始积极寻找更加适合的书写材料，就此便出现石鼓、简帛等新的文字载体。商代更是发现了冶炼青铜的方法，从而开始大量地制作和使用青铜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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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青铜器及其铭文

在古代称铜为“金”，所以青铜器上的铭文便被称作“金文”。到了西周，统治阶级制定了整套的礼乐礼制，用以规范森严的等级制度，区别宗法远近。祭祀、宴飨、朝聘等礼仪活动成为贵族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青铜礼器则是承载此类活动最重要的器物遗存，象征着政治、等级、信仰等周代文化内涵。在制作青铜礼器时，作器者往往将自己的宗族背景、功名成就、家族荣耀等铸刻于器皿表面，用以铭记，传于后世。

钟鼎（钟在古代是打击乐器；鼎属于炊器，用于盛煮肉食祭祀上天祖宗）就是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中的重要器种。故金文又被称作“钟鼎文”或“钟鼎款识”（凹入的阴文称为“款”，突出的阳文被称为“识”）。

钟鼎铭文的内容有长有短，早期的铭文通常只有一两个字，内容可能是家族姓氏或者族徽，如“日”、“月”、“祖甲”、“父乙”等等；也有比较长的，内容大多是记录器皿的问世经过或为了纪念某个人或者某个事件。

铭文的长短也和当时的制作工艺有着很大的联系。早期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青铜器制作就相对粗糙和单薄，也没有铭文，后期到了商代，开始出现较短的铭文，也出现了一些简单的纹饰；到了商代后期，制作工艺的进步，胎体的厚实，器物形制的愈加饱满也为长篇铭文的记录提供了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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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毛公鼎】

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图二）就是其中的经典名作，因作者毛公而命名，是一篇典型的西周晚期铭文代表。这是作者为追述周代文王武王革除积弊的功绩，感恩君主宣王的赏识而铸鼎记录其事，流传后人。

这篇长达497个字的铭文，为后期学书者提供了精妙的范本，被视为金文中的瑰宝。清末民初的书法家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可见其在书法史上的举足轻重，同时其内容也成为研究西周政治制度的珍贵史料。

图三 【毛公鼎】铭文

图三 【毛公鼎】铭文

图三 【毛公鼎】铭文

《毛公鼎》整体行文流畅，以中锋裹毫用笔为主，线条古拙，自然浑厚；其笔法沉稳舒展，婉转自如，与早期甲骨文以短线条相接而成的弧线有着极大的区别；在章法处理上疏密有致，字体修长却不失严谨规范。郭沫若有云：“此铭全体气势颇为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此宜宣王之时代为宜。”由此可以窥见周代独特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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