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乾隆四十一年，即公元1776年，当年正月初，一封诏书引起朝堂的震动。

年近70岁的乾隆皇帝下令，对明朝末年死节的名臣名将追赠谥号，也就是俗称的“议谥”。在当年，此事影响很大，绝不亚于清初的康熙帝哭拜明孝陵。

现在史学家对此事已有定论：这是乾隆缓和满汉矛盾，增强清朝正统性，统一汉人思想的政治运动。

至于此次“议谥”人数，居然有3000多，明末能叫的上号的名将基本都有谥号。明朝给了的，清朝继承，并视情况追加；明朝没给的，乾隆下令议定一个谥号追赠。

在名臣大将里，被称为大明柱石的孙传庭获得“忠靖”称号。

古代谥号之中，“推贤尽诚曰忠，宽乐令终曰靖”，这两个字在历代谥号里地位不低，文武兼备、忠贞不二之士才能用这个谥号，足见清廷对孙传庭的重视。

崇祯年间，孙传庭和卢象升、洪承畴等一批封疆大吏都是弃文从武，崛起于乱世之中，立下赫赫战功。但孙传庭有个特殊之处——他的战功都是在平定内乱中立下的。

面对西部农民起义，明朝各地政府军不堪一击，但孙传庭就任陕西后，养民练兵，灭十五路反王，尤其是剿灭了闯王高迎祥，基本稳定了西北。

后来灭亡明朝的李自成，也曾被他打得剩下十几人，差点退出历史舞台。

放眼当时的明朝，孙传庭这样的将才极为难得，可惜崇祯帝性格猜忌，孙传庭后来入狱，出狱后李自成已经羽翼丰满，最后打败了老对手孙传庭。

《明史》内说：“传庭死而明亡矣。”这个评价在二十四史里都非常罕见。

孙传庭本是文人，他是怎么成为名将的？剿灭高迎祥和李自成，到底是不是他的功劳？他最后为何又败于李自成？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州人，代州即今天的山西忻州代县，这里是长城雁门关所在处。他生于1593年，也就是大明万历二十一年，另一位明末名将洪承畴和他同年出生。

彼时是多事之秋，明朝疲态已现，内外麻烦不断。宁夏之乱刚平，日本又入侵朝鲜王国，南方的播州杨应龙也举旗造反，在娄山关大胜平叛明军。

三次冲突前后接替，绵延数年，后世统称“万历三大征”。朝廷在西北、东北、西南三地用兵，花费千万两白银，最终铸成了明朝最后的辉煌。

此时的朝堂上人才济济，东北、西北的边将，南方的南兵都可堪大用。谁都想不到，半个世纪后，一个山西代州的书生会成为整个王朝的柱石。

回到万历二十一年的代州，孙传庭家族是当地望族，但他们不是本地人。代州孙氏祖籍在河南，祖先在洪武年间迁居山西，负责守卫雁门，此后在这里传了十代人。

孙家祖上为官，置办了不少田产，所以虽然后来家道中落，家族也靠着田产也丰衣足食。

而孙家族内也代代读书，起码五六代人都在考科举，但最高的功名就是举人，最大的官就是知县老爷。

到了孙传庭这一代人，只有孙传庭争气，二十五岁中了举人，二十六岁中了进士，前往河南永城当了县令。

此时是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这一年明朝最大的事儿就是辽东后金崛起，明军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损兵折将，后金成为东北第一大患。

作为文官，听到国家战事不顺，一般只能在家里写写诗，或者给上级送一些出谋划策的小册子，大多都被上司们丢在一旁。

但孙传庭不一样，他真想过出去打仗，因为他是习过武的人。

史书记载，孙传庭身高八尺，孔武有力，不仅拳脚武艺精湛，还善于射箭，能左右开弓。他还熟读兵书，对历朝军事很有见解，经常自己总结心得。

万历末年，孙传庭对边事愤愤不平，常在和同僚的聚会里吐露心声，他有从戎报国的心，但苦于没有途径。

次年，万历皇帝病逝，泰昌、天启皇帝相继登基，天启初期中原白莲教肆虐，这给了孙传庭扬名的机会。

白莲教起于宋元，拜弥勒佛，旧称“吃菜事魔”，历来是朝廷严打的邪教。天启二年，趁着天启皇帝起天下之兵征辽，白莲教在冀鲁两省起义，并迅速影响到了河南、山西。

恰逢华北大旱，此次起义裹挟百姓无数，叛军跨州联郡，几次打败地方明军。

因为起义领袖叫徐鸿儒，明史将其称为“徐鸿儒起义”。

在镇压活动中，调任商丘县令的孙传庭表现出色，他训练民兵自守，自己筹饷平乱，受到上级表扬。

天启五年，孙传庭被召入京城进入吏部，但因为魏忠贤的阉党专权，孙传庭辞官回乡，在家里赋闲整整10年之久。

在当时的官场，赋闲10年，代表这个人的仕途已经结束。孙传庭索性游山玩水，开书塾教书，决定以此为生。但在崇祯七年，孙传庭的安静生活被打乱，后金入侵了。

崇祯初年其实比天启年间更乱，天下大旱，北方多省受灾，陕西、河南、河北、安徽这些省份饿殍遍野，土匪啸聚山林。

陕西北部受灾最重，也是最早起义的地区，王自用、不沾泥、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三十几股叛军纵横陕甘和晋北，代州也是战场之一。

明朝内部不稳，后金也趁机起事——崇祯二年袁崇焕死后，后金骑兵多次入关，两次从大同南下，孙传庭曾组织家丁抵抗金军入侵。

崇祯八年，孙传庭被同僚们以“边才”举荐入朝，担任奉天府丞。这次临行前，有朋友来劝他别出山，因为国事已不可为，但孙传庭还是决定为国尽忠。

崇祯九年，孙传庭被派往陕西担任巡抚，和洪承畴、曹文诏、卢象升这些名将合作剿匪。

这是孙传庭人生的一大跨越，从芝麻官变成了封疆大吏。

然而，陕西巡抚这个差事并不好干，匪患最严重的就是陕西、河南。孙传庭去赴任时，虽然崇祯皇帝亲自践行，但除了朝廷给的车马仪仗外，钱、粮、兵一概没有。

实际上，明朝的钱在万历后期就花完了，天启朝打仗，都要靠皇帝开内帑撒钱。明朝精锐部队牵制在辽东，剩下的被洪承畴带着。至于粮食，北方大旱多年，各地都没有留存的余粮。

光杆司令孙传庭前往陕西，他要练兵、要筹措军饷，还要组织各地防务，团结当地的官员和士绅剿匪。

他的前任们就是干不好这些工作，所以要么被叛军杀掉，要么被崇祯给换掉。

孙传庭前往陕西后，朝廷内很多人等着看笑话，因为就在孙传庭赋闲在家的10年，陕西居然换了七八个巡抚，没人能在这里干出成绩。

孙传庭自己也压力很大，在路上写过几首感慨处境艰难的诗。

到了西安一看，果然府库是空的，城墙上兵也没几个，出城没走多远，只见饿殍遍野，官道上的剪径贼和山大王数不胜数。

唯一值得慰藉的是，叛军已经不在陕西。当时的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总督洪承畴，正带着陕西军力在河南围剿高迎祥——“闯王”高迎祥号称有20万人马，是全天下最大的叛军势力。

叛军被牵制，孙传庭得以有练兵、屯田的空闲。

作为以“边才”入朝的人，孙传庭对军事有清晰的认识。朝廷没钱没粮，崇祯许诺给他调拨五六万两银子当“启动资金”，但银子毫无踪迹。

没钱、没粮就不可能打胜仗，孙传庭率先搞屯田，又带着亲兵在关中地区搞“清田”，将被乡绅、地主，以及地方官员、将领霸占的军屯田地清算出来，跟他们要钱折现。

最后他从当地豪强手里征粮，扩充府库，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愉快，孙传庭以军人催粮，豪强都是迫于压力才合作的。

在短短一年里，这两个行动给陕西带来十几万两的收入，钱虽然不多，但足以新练一支马步军。

对于指挥作战，孙传庭并不是太擅长，他打仗时靠的还是手下的边镇总兵们。

但孙传庭对募兵、练兵都很有心得，他认为要在陕西剿匪，必须用陕西的士兵。这一思想和袁崇焕相似，袁崇焕提出“辽人守辽土”，孙传庭提出“秦人保秦地”。

在义军里，最能打的就是陕北人，所以他从陕北募兵，找忠诚良善的农家子弟入伍，给足钱粮，并严加训练。

孙传庭治军极严，士兵训练刻苦，这支“秦兵”在第一年选拔榆林壮丁3000人苦训，在一年后的子午谷战斗力立下大功。

崇祯八年，即公元1635年，洪承畴、朱大典在河南打败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高迎祥等人逃回陕西，在秦、豫、赣交界处活动。

崇祯九年，即1636年，进入7月，孙传庭练兵没多久，在卢象升大破农民军于陕鄂边界后，闯军从陕南北上关中，想通过子午谷奇袭西安。

孙传庭得知情报，在陕西周至黑水峪设伏，“秦兵”此战伏击高迎祥，鏖战数日，击溃闯军前锋。

子午谷无处逃遁，闯军士兵携家带口散入深山，高迎祥身负重伤被俘。随后高迎祥被押送北京凌迟处死，孙传庭名扬天下，受到崇祯的嘉奖。

实际上，能一战俘获高迎祥，孙传庭是乘上了天时、地利、人和，通俗点说就是“捡漏”。

高迎祥走子午谷，这自古就是不胜便死的险招，当年魏延要走子午谷，诸葛亮就不同意，因为这条山道有进没出，被敌人埋伏就会全军覆没。

高迎祥进子午谷，也是被洪承畴和卢象升等人打得没办法，走投无路。而且倒霉的是，进入秦岭后天降大雨，闯军前后难以联系，辎重无法运输，才让孙传庭一战成就大功。

那么，这时候孙传庭有多少人呢？应该不到3000人。

3000人已经是几个月练兵的极限了，孙传庭练兵严格，很多人耐不住军纪严酷而回家。

加上当地士绅对孙传庭“清田”并强制捐献不满，不许自己的佃户和家丁助军，孙传庭能带出几千人出动已经不易。

但就是这一战，让孙传庭站在了明末舞台的中央，和洪承畴、卢象升、袁崇焕等人相提并论。

但也是这一战，让孙传庭陷入了一个误区——农民义军都是乌合之众，黑水峪之战中他“三日四捷”，打得高迎祥无还手之力，最后在山洞里被生擒。

他忘了自己打的是疲敝之师，也忘了天降暴雨给自己的帮助。几年以后，面对重新出山的李闯王，孙传庭对崇祯说出：“精兵五千足矣。”

这句话，给自己挖了坟墓。

翻开明末的历史，连乾隆皇帝都要哀叹一声：“愍帝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饥荒、内乱、敌寇、贪腐，这些问题都是冰冻三尺，不是一朝一夕能处理的。

但在崇祯九年俘杀高迎祥前后，明朝的局势开始好转，起码国内的起义有彻底平定的趋势，崇祯大喜过望。

高迎祥兵败，其他的小股义军望风而降，孙传庭再接再厉，打击、收拢了一批义军，史书记载他平定十五路反王，这是前8任巡抚都没做到的。

孙传庭将义军部分遣散，部分收拢，加快练兵的速度，和洪承畴继续围剿逃窜的“闯将”李自成——在高迎祥死后，外甥李自成被拥立为新“闯王”，活动于陕甘川三省。

崇祯十年，张献忠在中原被明军打败，被迫投降，李自成部进入四川北部和汉中一带活动。

崇祯十一年，即1638年，李自成军在汉中被辽军名将曹变蛟打败，走投无路，决定取道潼关进入河南。

洪承畴料到李自成要东去，让孙传庭带“秦兵”在潼关埋伏，最后双方爆发潼关南原之战。当时，李自成部被前后夹击，全军覆没，李自成本人带着十几个亲信逃往商洛山。

此战又是孙传庭的一大功，闯王、闯将都被消灭，陕西平定，眼看乱世就要结束。

怎奈，东北的后金再次发难，后金越过长城进入华北掳掠，北京危急，崇祯帝急忙召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东进阻止后金骑兵。

崇祯十一年10月，“秦贼”刚被消灭，次月，孙传庭跟带着“秦兵”和陕西、河南部分部队前往河北。

11月底，孙传庭到达河北保定，卢象升驻扎真定附近（今石家庄正定县）。

彼时，后金大营就在正定，正分兵南下获鹿、元氏、赵县，但明军情报有误，认为金兵北上山西，卢象升分一半兵力北上，结果自己被多尔衮带2万人包围，最后战死巨鹿县卢庄。

在卢象升战死前，朝廷让孙传庭去真定支援，但孙传庭没有去。

关于孙传庭不去的原因，不同文献解释不一。民间史料认为是孙传庭怯战，但《明史》记载是朝廷情报不明，命令混乱。

当时，孙传庭已经申请改换驻地，但朝廷坚持让他去真定，结果就在南下的路上，卢象升战死了。

南下路上和金军的遭遇，以及卢象升的败亡，对孙传庭震撼很大。实际上，他在多年前就认为抗金只能靠天险和工事，野战不是上策。

对此，孙传庭曾上书朝廷说不可轻易进攻，结果在卢象升战死后，这成了他被弹劾的证据。

崇祯十一年末到十二年初，明朝上下对金军无可奈何——各路军队，无论是关宁军、秦兵、天雄军，跟金人野战都不占上风。

其中，关宁军能打平，秦兵、天雄军只能保证“不溃”，其他部队的野战胜算都不高。如果换成普通的卫所部队，则只有被金军屠杀的份。

朝内有议和的声音，孙传庭表示反对，他此时被提拔为保定总督，跟主和的杨嗣昌、高起潜等重臣发生矛盾。

崇祯十二年初，在河北纵横的金军进入山东，攻下济南，掳掠大批人口、牲畜、财宝。

可作为保定总督的孙传庭，此时有个“作战不力”的骂名，因为他下令不主动出击，在守地严加戒备，伺机而动。

结果，山东被掳掠几个月，直到3月末，皇太极才带着金军和十几万俘虏北上出关。

此战是金军入关前，对明朝腹地时间最长的扫荡，后金军半年时间里打败明军十几万——无论步兵、骑兵、火器，明军都远逊金军。

孙传庭看到明军的差距，也感受到士卒对金人的恐惧，心里百感交集。

为此，他担任保定总督后，多次入朝拜见崇祯，兵部尚书杨嗣昌对孙传庭很忌惮，联合太监高起潜弹劾他“畏战”，并调走他手里的人马。

孙传庭在保定心神不宁，后来被禁止入京，一气之下居然得了大病，耳朵失聪。

孙传庭向朝廷辞职，要回乡养病。

可这一举动，触了崇祯的逆鳞。

崇祯是个猜疑心重，情绪多变的人，他认为“失聪”是孙传庭的借口，是以“装聋作哑”哄骗朝廷，所以派人去看病情真假。

结果钦差来保定探病，认定孙传庭真的聋了。

在得知孙传庭真的失聪后，他被崇祯革职，但崇祯皇帝还是不信他真的聋了，又让御史杨一儁去探病。

杨一儁回来报告，孙传庭确实病了，结果崇祯勃然大怒，他居然赌定孙杨二人串通一气骗他，将两人全部革职下狱。

这件事完美反映了崇祯的性格缺陷：喜怒无常，刻薄寡恩。孙传庭这样朝廷柱石，就这样被关了三年之久，明知道现在是用人之际，崇祯却毫无长线考虑。

在这三年里，金军在松锦之战打败洪承畴，13万明军精锐一战打光。关内又遭受大旱，河南、安徽受灾严重。

这个关口，张献忠、李自成又再次崛起，带领难民在河南、陕西活动，连战兵带家眷达到几十万之众。内外局势在三年内急转直下，杨嗣昌兵败自杀，洪承畴投降，朝内无人可用。

走投无路时，崇祯想起了被自己关在大牢的孙传庭。

孙传庭在牢里三年，几次上书说自己愿意以死报国，要死在沙场而不是监牢。

终于崇祯十五年初，即公元1644年正月，孙传庭出狱，向崇祯许下诺言——得精锐五千人足以平贼。

孙传庭在牢里三年，整天和犯人、狱卒相对，信息闭塞。他不知道中原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已经今非昔比，仅李自成就有10万大军，而且有大片根据地，在劝课农桑，发展经济。

李自成的“闯军”更是割据一方的小王国，而不是当年的流寇了。

别说五千精锐，五万精锐也不一定能轻易平定李自成。

崇祯十五年三月，陕西明军和李自成大战，新任三边总督汪乔年居然被叛军俘虏后斩首，这已经是一年内战死的第二个陕西三边总督，足见胜负之势已经易手。

崇祯派遣孙传庭为三边总督后，把京城禁军五千人拨给他，让他去平贼。

到了陕西后，孙传庭惊掉了下巴，他发现局面远比自己想象的糟糕——陕西的士兵都是老弱残军，要平贼绝不可能，哪怕固守都有问题。

而河南的闯军人马壮盛，各路总兵直言“不可战”。

但自己在皇上面前吹了牛，崇祯催促孙传庭出战，孙传庭只能迎战。

崇祯十五年10月，明军一战河南郏县，孙传庭带陕西兵马10万进攻李自成，在郏县击溃了李自成的前军，追杀几十里。

可天公不作美，当年发生在高迎祥身上的事降到了孙传庭身上——郏县暴雨如注，明军的车马、营帐都被水淹没，后方的粮道也断绝。

明军军心大乱，士兵冻饿交加，居然跑到乡野之间采摘没成熟的柿子为食物，随后李自成分兵绕道夹击明军，孙传庭兵败退回潼关。

此战在明末极为重要，史书上都认为要不是大雨，孙传庭不会战败，那明朝还能续一口气。

此战后，孙传庭发现自己的军队远不如当初练的“秦兵”，于是写奏折要钱练兵。

朝廷当然没钱，孙传庭只能像四年前一样自己筹集军饷和粮食。陕西“清田”再次开始，当地的豪强大为不满。

从崇祯八年算起，孙传庭的“清田”和“逼饷”，确实能养兵，但却有点涸泽而渔的意思。此举让关中的中坚力量——士绅阶层满腹牢骚，谣传孙传庭要养寇自重，割据一方。

孙传庭养兵半年不出战，崇祯皇帝听到谣言，派出太监前往陕西催战。

孙传庭得到崇祯命令，虽然心里知道不能出战，但已无路可退——不出战，就是革职、下狱，甚至像其他兵部大官一样被处死。

《明史.孙传庭传》记载：“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于是乎，崇祯十六年，即公元1643年8月，孙传庭从西安出征，出潼关和李自成决战。李自成带大军北上，双方再战郏县。

官军此战依然先胜后败，粮草不济，辎重缺乏，最终在9月中旬的汝州之战里大败。

此战的败因还和上次一样，明军先胜，但后勤无力，又遭遇了连续7天的大雨，士兵饥饿难当，产生哗变。

李自成部队趁机掩杀，明军伤亡四万人，逃回潼关。李自成带兵继续追击，十月初六攻入潼关，孙传庭“失踪”。

虽然《明史》有“传庭死于乱军之中”的记载，但孙传庭的尸体从未被发现，后世的墓中也只有衣冠。

正因如此，崇祯皇帝认为孙传庭是投降了，或者逃跑了，明朝没有给他谥号，也没有封赏他的家族。

至于孙传庭是死于乱军，还是外逃，在明末有争议。

《罪惟录》《甲申传信录》说他没死，但也没投降，是跟着鞑子去了关外；《国榷》说他上五台山当了和尚。

但根据明末清初一些潼关老兵的回忆，孙传庭是战死在潼关西门，死于乱军之中，为免被贼人分尸，他的尸体被手下草草掩埋。

在明朝末期的名将里，不算投降的洪承畴，孙传庭是最后一个退场的。他被关了三年，出狱就被委以大任，结果兵败身死，让人叹息。

孙传庭之败，后世普遍归罪于崇祯催战，但以如今的“上帝视角”来看，哪怕皇帝不催战，李自成西进，潼关也不好守。

彼时，李自成已在河南站稳脚跟，屯田练兵，孙传庭虽背靠陕西，但陕西豪强跟他离心离德，孙传庭很难在一两年里带出几万可战之兵。

等上两年，不等孙传庭出关，李自成也要扣关，估计结局也差不多。

而崇祯末期的明朝内外，所有翻盘的机会都被朝廷在十几年内浪费了，孙传庭独木难支，以死报国已经对得起君恩。

《明史》评价：“传庭死而明亡矣。”这话一点不假，孙传庭死后，李自成入关中在西安称帝，四个月后打下了北京，明朝灭亡。

参考资料：

1.《明末名臣孙传庭研究》，许文超

2.《孙传庭为什么打不过李自成》，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