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开国诸将南征北战，把燕云、漠南、河西、青海、辽东都纳入版图，唐亡之后500年，中原王朝再次完成大一统。

洪武朝中期，明军进军西南，消灭元梁王政权，明朝的疆域至此赶上了汉唐。相比之下，汉唐有西域、交趾，而明朝有云贵。

交趾彼时叫“安南国”，从五代算起，离开中原统治已经有500年之久。

在此期间，当地人建立过几个王朝，虽然长期用汉字，但本地人已有独立的文化和民族认同。南汉、北宋都曾和安南政权开战，难分胜负。

至明初，朱元璋衡量利弊，对大明隔壁的交趾以及高丽、日本等国都没什么兴趣，后来一股脑将其列为“不征之国”，写进《皇明祖训》。

洪武帝认为这些国家只要称臣纳贡，相安无事就好。但他没料到，短短十几年后，儿子朱棣就南下征服安南，设为“交趾承宣布政使司”。

永乐帝的马上功业不输给父亲洪武，他北伐北元、南征安南，两次行动都是大获全胜。永乐四年，朱棣派朱能、张辅灭安南“胡朝”，本意吊民伐罪，帮助陈朝复国。

当时明军20万人南下，号称80万，从广西、云南夹击胡朝。此战是大将张辅的成名之作，他在朱能病逝后代替主将职位，和沐晟配合，大败安南军队，生擒胡朝的两位皇帝。

张辅的大胜鼓励了朱棣，他决定收复这片“故土”，结果却开启了从长达20年的安南困境——由于安南人叛乱不断，明朝前后投入几十万兵力镇压，但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宣宗时期，交趾呈糜烂之势，“三杨”劝宣宗收兵，朱瞻基最终放弃安南，此后吸取教训，再也不攻“不征之国”。

那么，回到武德充沛的明初，朱元璋为何要设“不征之国”？成祖时期，明朝又为什么出兵安南？20年的占领时间并不短，明朝为什么无法消化安南呢？

唐灭到明兴，中间隔了600年，这期间经历五代乱世、宋辽金夏、蒙元，连蒙元都没有恢复唐朝的巅峰版图。

至于宋朝，东北、西北、西南都被割据政权占走，称其为大一统王朝都有点勉强。

到朱元璋建立明朝，最初的目标就是恢复唐朝时期的基本版图，至于其他部分，有能力则图之，不必强求。

但在明初，中原的冤家在北方，元朝退入蒙古高原，实力还很强大，和云南的残余势力遥相呼应。元廷一天不灭，那明朝就是“南朝”，这在法统上是个很要命的问题。

所以朱元璋派徐达、李文忠、冯胜、蓝玉、朱棣等人连番北伐，明军兴师动众，八次出关，深入蒙古扫荡北元。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在捕鱼儿海大破北元，“天元帝”逃亡中被杀，北元开始分裂，至此不再称帝、立年号，明朝的威胁才变小。

回到国内，明朝派军南征云南，灭元梁王和大理段氏，威慑麓山王国，控制了这片自古以来的化外之地。明朝的版图至此确定，此后200多年变化不大。

这时候的朱元璋很满足，宋朝没打下来的，自己打下来了；唐朝没控制的（云南），自己也打下来了。

至于西域问题，朱元璋一直在考虑，也让大将宋晟在河西活动，震慑哈密。

朱元璋和太子朱标曾想迁都西安，如果迁都成功，那未来对西域的扩张是必然的，但这都是后话，朱元璋愿意把这个工作交给儿孙。在基本打散了北元后，明朝主业就是休养生息。

原来，元末天下大乱，到明初基本稳定，中间有近30年的乱世。《太祖实录》记载，明初天下仅有人口5900万，居然比半壁江山的南宋都要少2000多万。

华北、西北因为长期战争人口凋敝，广阔的中原只有300万人，而西北地区更是沦为无人区，陕、甘、宁、青加起来200万人，8成人在陕西，陇上往西只有番人。

朱元璋本身也是苦出身，知道常年战争对民间的破坏，所以他压低官俸，严格限制臣下的生活水平，制止铺张浪费。

明朝还在战乱初定的地区实行减税，鼓励垦殖、生育，为了不浪费民力，朝廷的军队各分300多卫所，平时屯田，战时抽调精锐配合京营出征，粮饷自给自足。

北元、西番、西南夷平定后，明朝无仗可打。对于周围小国，朱元璋曾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輙自兴兵。”

也就是只要不捣乱，明朝不主动兴兵。

到洪武末期，朱元璋在自己的《祖训录》里列出十五个“不征之国”：朝鲜、日本、安南、暹罗、大琉球、小琉球、真腊、占城、苏门答腊、爪哇、西洋、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

这些国家里，只有朝、日、越、泰体积稍大，后面11个要么是化外之地，要么是弹丸小国，只是知道这个国家存在，有人来朝贡。

《祖训录》：“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总结朱元璋的意思就是：这些国家全部和中原隔着山、海，地狭民稀，打下来也赚不到好处。哪怕得到这些人口，因文化风俗相异，也无法行使中原制度，于国无益。

这句话，概括那些东南亚岛国都没错，确实没什么价值。但朝、日、越三国不仅有土地有人口，且久沐华风。这就不是征与不征的问题，而是能否拿下并管好的问题了。

日本对明朝态度很差，杀使者，扰沿海，朱元璋将其列为“不征”，是没攻打能力——元朝两次讨伐日本，都是借高丽出兵，而且十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就是前车之鉴。

朝鲜和安南相似——曾是汉唐故土，但后来都独立了。隋、唐、宋、元都对这些地区有军事行动，结果很明显：不仅难打，打下来还难守。

所以朱元璋放弃征伐高丽和安南，也是结合过往经验的必然结果。高丽和安南也很识相，在明初入朝供奉，奉明为正朔，朱元璋因此不征。

明初的安南政权，是南宋时期建立的“陈朝”，彼时已经在南方占城国的压力下步入晚期。

公元1400年，也就是明建文二年，陈朝外戚胡季犛弑杀陈顺宗，废掉自己外孙陈少帝，自立为君，自称“大虞”，改元“圣元”。

因为其国王姓胡，所以后世俗称“胡朝”。胡季犛是篡位自立，期间残酷屠杀陈朝皇亲国戚数百人，让陈氏皇族几乎灭种。

彼时明朝发生“靖难之役”，国家内乱，无暇他顾，安南政权变更之事并未传到北方，于是胡季犛开始整顿国内局势。

但作为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胡季犛即使厚待群臣，设宗庙祭祀陈朝祖先，在国内也依然不得人心。

三年后，公元1403年，朱棣称帝，改元永乐，昭告番邦。

胡朝趁机入朝，说国家宗庙变动的事——胡季犛说陈朝天子无福，居然绝嗣，自己身为陈朝先王的外甥，被推举登基。

明朝对这个奇怪的朝代变动很困惑，但朱棣刚得天下，对安南来朝贡很开心，也就没有多过问。

直到次年，突然从南方的老挝钻出来一个叫陈天平的人，自称是陈朝皇帝陈日烜的孙子，来明朝请求皇帝主持公道。

陈朝大臣裴伯耆也来入朝，哭诉胡季犛篡位，希望明朝派兵帮他们复国。

《明史纪事本末》：“八月，老挝军民宣慰使刀线歹遣使护前安南王孙陈天平来朝......因叩头流涕，上怜而纳之。安南故臣裴伯耆亦来告急，请讨黎季犛，愿为前驱效死，自比申包胥。”

这时候，朱棣发现自己被骗了，心情不悦，于是派遣御史李琦下安南问罪。

胡季犛父子当即请罪，请陈天平回国继位，朱棣于永乐四年初派五千明军，由黄中、吕毅两位将领护卫陈天平回国。

其实胡朝父子请陈天平回国是假，征兵备战是真。明军行到安南“芹站”，胡军下山，恰逢天降大雨，明军防御不及被杀得大败。陈天平被杀，明军溃败，黄中、吕毅带残兵回国。

明军回报后，朱棣勃然大怒。

《明史纪事本末》：“奏闻，上大怒，谓成国公朱能曰：“蕞尔小丑，乃敢欺我。此而不诛，兵则何用！””

朱棣随即派朱能为主将，在永乐四年七月出征安南，又下令给云南的沐王府，让西平侯沐晟带四川、云南的部队从西部接应。

朱能是朱棣手下最被信任的大将，但当时朱能身体不好，他南下到了广西龙州时，因不适应岭南的极端气候，一病不起，很快去世。

朱能之后，他的副手——名将张玉的儿子张辅接替主将职位，和沐晟左右夹击安南，又传书给越南南方的占城国，让他们准备策应。

张辅带兵出凭祥，为了师出有名，打起为陈朝天子复仇的旗号，军队宣传《讨伐安南檄文》，列胡氏父子“篡逆弑君”等20条罪状。

胡氏父子听说明军南下，虽然调兵备战，但心里没有底气，只好凭借北部山岭的关隘死守。

明军首战“隘留关”，其位置在今天凭祥市油隘，吕毅戴罪立功，带炮兵攻城。一日后，隘留关被破，明军骑兵进入安南北部的深山。

骠骑将军朱荣则进攻鸡陵关，改处的安南军溃败，明军连克芹站、昌江、新福等地，即将渡富良江（红河）。

当时，张辅让手下寻找陈氏王族，此举引起一些陈朝遗老的注意。很快，对胡朝不满的陈朝老臣们就团结到了明军身边，甚至一些军队都临阵倒戈，帮助明军征粮、带路。

见东路进攻顺利，西平侯沐晟的西线部队也同时从云南蒙自出发，攻下华关隘，在洮江边的“白鹤”驻军，正砍树造船准备渡河。

《明史.张辅传》：“进破隘留、鸡陵二关，道芹站，走其伏兵，抵新福。晟军亦自云南至，营于白鹤。”

明军摧枯拉朽，安南军队一触即溃，胡氏父子赶紧逃亡，躲在安南“西都”，即比河内更南部的清化。

最终，安南40万大军在富良江岸边竖起篱笆，几百条战船排在河上，并加固山岭之间的关隘，想死守拖延时间，等明军粮草不济再反攻。

张辅早就料到安南军的疲兵战术，下令大军转移到东部三带州，即今天的越南永福省，造大船、浮桥、箭楼、云梯，并派遣朱荣率军进攻嘉林江，和西平侯沐晟会师。

胡朝父子则以多邦城为防御核心，布置重兵，加固城墙，挖掘壕沟，并从南部调来象兵准备反攻。

永乐四年十二月末，随着沐晟和张辅兵合一处，明军猛攻多邦城，同样戴罪立功的黄中带勇士攻城，双方在夜晚混战，明军用火炮轰开城门后进行巷战。

见安南军释放战象冲阵，明军放火铳射大象，并在布匹上画狮子头，套在马头上，纵马在象群中冲撞。

安南军的战象大惊，象阵乱作一团，自相践踏，多邦城随即告破。

《明史.张辅传》：“都指挥蔡福先登，士蚁附而上，角鸣，万炬齐举，城下兵鼓噪继进，遂入城。贼驱象迎战。辅以画狮蒙马冲之，翼以神机火器。象皆反走，贼大溃。”

破多邦城后，安南“东都”升龙城，即河内被一鼓而下，胡朝的灭亡板上钉钉，安南北方大批官员和将领反正，光投降后跟随明军南下的安南军队就有数万人。

永乐五年正月，明军渡注江南下，拔安南军筹江、困枚等“栅营”，击溃敌军十万，斩首三万七千。

之后的盘滩江、木丸江战役，明军均大破安南军水师，胡季犛父子逃入大海，在奇罗海口被明军击溃。

最后，明军在降兵和山中蛮族的带领下，于山中搜捕胡季犛父子，最终俘虏胡季犛父子三人及后宫、大臣数百人，安南胡朝至此灭亡，国祚7年。

永乐六年3月，张辅整顿安南残局完毕，还师北上，将胡氏父子献于南京。

彼时，陈朝王族全部被杀，安南人群龙无首，一些旧臣和乡绅、名士曾找到张辅，申请“内附”。

张辅将“民意”告知朱棣，朱棣顺水推舟，在安南设“交趾承宣布政使司”，离开中国五百年的安南重新回到版图。

设了“交趾布政使司”后，朱棣下令把安南地方的能工巧匠带回北方，补充到工部和兵部。

其中，参与修建北京城和紫禁城的阮安，就被明朝封为“火器之神”；把“交枪”带入明朝的王子胡元澄，也都是这一时期来到北方。

见南方安稳，朱棣把眼光重新放在北元，但没想到张辅和沐晟的大军撤走没多久，安南就发生叛乱。

原来在安南的南部，很多陈朝遗老遗少对明朝不恢复陈氏江山不满，他们在暗地里寻找陈氏远亲，勾结南方蛮族，以“恢复陈朝”为名义造反。

永乐五年末，安南首发“简定起义”，简定找来所谓的陈朝后裔陈季扩为皇帝，起兵北上。

该次起义虽然击败了交趾明军，但很快就被张辅南下平定。

彼时，朱棣正准备御驾亲征北元，所以召张辅北上同行，结果就在这一年，陈季扩再次造反，沐晟平叛收效甚微，被朱棣责骂。

沐晟和张辅都是永乐朝大将，但沐晟被后世评价“不知兵”，和张辅差距很大。沐晟的劣迹就是平安南多次战败，每次出兵基本都是失败，逼得张辅劳师远征。

但这里要给沐晟喊一声冤枉，其实沐晟打安南失败，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云南明军弱，而是安南的地形问题。

安南，即现在的越南，地形上是个长条，而且北部山峦重叠，和中国隔着“十万大山”，直到今天都交通不畅。

在古代，从陆地上进攻安南是噩梦难度，如果碰上夏天雨季，一些地区几乎无法通行，别说沐晟打不下来，北宋、元朝都打不下来。

打安南这样的长条、沿海政权，只能水陆并进，这也是张辅每次必用的战术。

张辅第三次进入安南，是永乐九年正月，当时明军南方六省的2万兵马进入安南，和沐晟一道追剿陈季扩。

此战耗时两年，直到永乐十二年才剿灭陈季扩，陈季扩最终逃入老挝，被明军生擒后斩杀。

永乐十三年，张辅第三次北归，结果次年安南又发生“陈月湖之乱”，张辅再次南下平叛，这是他最后一次征战安南，依然大胜而归。

四次安南平叛，仰赖张辅一人之功，张辅的军事能力可见一斑。

纵观明初，能在明朝境外灭一国，并犁庭扫穴，将其纳入版图的，除了洪武朝的开国诸公外，也就是永乐的爱将张辅了。

《明史.张辅传》：“辅凡四至交阯，前后建置郡邑及增设驿传递运，规画甚备。交人所畏惟辅。”

安南平定后，天下向南京上表称贺，朱棣也安心北伐，并准备迁都北京。

在那之后，朝廷指派官员南下，和当地亲明人士共同管理交趾布政使司，朝廷下令轻徭薄役，可让人费解的是，南部、西部山中的叛乱还是接连不断。

而叛乱的原因，根据越南人的史书记载，居然是明廷的地方统治者太残暴，导致民不聊生。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对于明朝人，尤其是明朝的官僚阶层来说，安南这个地方算是“故土新归”，大家心里都感到鼓舞振奋。

但振奋归振奋，朝廷真的要派谁去安南当官，是个人都会摇头。不说安南，彼时云南、两广、海南都被视为荒蛮之地，是朝廷发配犯人的地方。

这些地区比较贫瘠，而且气候湿热，疫疾流行，每年夏天都有不少人死于流行病。所以明朝官员、将领是抱着被发配的心情来安南的，都希望早点做出成绩，回到北方去。

在这种思想下，让安南慢慢休养生息，花个十年八载深耕当地，不是明朝官员或将领能接受的。

他们要赶紧做出业绩，文官就要推行“新朝雅政”，无论是文化、服饰、制度，还是对当地资源的利用，都要快，都要多。

而武官则需要严格遏制土人叛乱，无论是前朝贵族，还是山中蛮族，凡是起兵造反，往往不问缘由，一屠到底。

这两种政策结合在一起，就是越南史籍中记载的“暴政”。

《越南通史》：“凡有金银矿藏之地，设官督民淘采，山林之地，强百姓前去寻找象牙、犀角。在海滨，则令民下海采珍珠。若胡椒、香料等土特产，亦令贡纳之。他如鹿、象、龟、雀、猿、蛇等珍禽异兽，无不大肆搜刮带回中国。”

《大越通史.后陈记》：“（明军）多行杀戮，或积尸为山，或抽肠系树，或煎肉取膏，或炮烙为戏，至有剖胎为二馘以应令者。京路以次受降，其遗民尽掠为奴隶，以转卖去而四散者矣”

当然，这些历史记载都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例如抽肠、炮烙什么的，都是文人的幻想，就如同安南人说明朝发动百万大军征讨安南一样。

但不可否认，明军确实杀伐果断，屠戮不少。明朝的官吏，尤其是内廷来的太监也在当地巧取豪夺，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明朝自己也承认。

明朝统御安南时，这里面有正、反两个教材，正面教材是至今被越南人立庙祭祀的黄福，反面教材是太监马骐。

黄福本是工部尚书，后担任明朝第一位交趾布政使、按察使。

黄福来到交趾时，当地刚刚经历战争，百姓困苦，黄福用广东运来的粮草赈济灾民，上书朝廷减少交趾的赋税，往当地输送盐、布等物资，当地人民感恩戴德。

和黄福的励精图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交趾监军太监马骐，他是内廷钦差，仗着受皇帝信赖，弹劾张辅养寇自重，使得张辅被召回。

随后他在当地横征暴敛，开矿石、搜罗金银、下海捞珍珠，甚至进入西部的老挝杀大象，拔象牙。

交趾核心地区红河平原是农业地区，黄福想让当地休养生息，减免赋税，想着数年就能富强。

而马骐却和手下贪污，设苛捐杂税，让交趾的田赋超过了胡朝，这让当地的地主和乡绅阶层不满。

马骐还养了一批安南宵小当官，这群人倒行逆施，鱼肉乡里，黄福多次上书参奏。在贪官的敲骨吸髓下，交趾人民穷困潦倒，很多人被迫逃入深山。

《明史》：“（降官）恃强作势，威胁小民，毒扰贫弱。”

在明朝控制交趾的20年里，当地史书明文记载的叛乱多达60多次。而明军频繁征战，军中疾病流行。

当初从北方带来的精锐大军，最终因为疾病死伤惨重，交趾明军不得不从两广召卫所军和犯人充军，此举又导致军心涣散，军纪散漫，士兵只会掠夺地方，而战斗力不值一提。

在内外多重压力之下，永乐末期，交趾旧贵族黎利发动叛乱。

永乐十六年，黎利在蓝山起兵，鏖战马骐率领的明军，击败马骐领导的三万大军。

随后他长期在越南南部活动，勾结西部的哀牢国和山区蛮族，并竖起“陈朝”的大旗，黎利细数明朝建立统治后对交趾的盘剥，吸引难民和对明朝不满的地主。

虽然明朝多次派兵征剿，但倒霉的西平侯沐晟从云南进兵，他发挥依然稳定，被黎利打败。

在公元1426年，即明仁宗洪熙元年，黎利已经控制红河平原以南的地区，安南百姓们大量逃亡南方。随后，黎利举10万大军北上，在崒洞战役伏击打败大明征夷将军王通10万大军。

不久后，仁宗重病去世，宣德皇帝继位。宣德二年，他下令曾和张辅平定安南的柳升从广西进军，让西平侯沐晟从云南配合。

结果这一仗打得一败涂地，柳升的大军起初一切顺利，但他本人太过轻敌，带骑兵为先锋，居然遭到埋伏被毒镖射杀。

柳升死后，7万明军在支棱之战大败，伤亡5万，随后撤退。

另一路的沐晟也发挥正常，在进军中进退无据，剿抚不定，赶到安南时柳升已经败亡。随后他决定撤军，又被黎利埋伏，大败而归。

征夷将军王通见大军战败，敌人兵临城下，他把交趾人恨之入骨的马骐送往敌营当人质，自己和黎利商谈退军。

黎利借坡下驴，让明军撤走，最后王通带残军离开交趾，黎利释放战俘近10万随之而去。

交趾大败的消息传回北京后，宣宗夜不能寐，毕竟这位战死的柳升可不是路人甲，他是永乐皇帝的爱将，曾跟随出关5次，战功赫赫。

随后，宣德皇帝的朝堂吵作一团，张辅再次请战，但皇帝不从，他和杨士奇、杨荣决定放弃交趾。

交趾布政使司设立20年，几乎年年叛乱，派了十几万大军都无法稳定，每年吃掉百万两军费，朝廷不堪重负。这一举动被武将和部分文官反对，但“三杨”和皇帝心意已决。

宣德二年末，明朝放弃交趾，黎利派使者进京城“谢罪”，双方互下台阶。之后，明朝册封所谓的陈氏后人陈皓为王，次年黎利登基称帝，国号大越。

从永乐四年开始，明朝统治安南22年，这个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最终还是吐出了这片土地，而且吐得非常彻底，连北部边境的一些关隘都没留下。

明朝在安南的失败，直接原因是贪官污吏、骄兵悍将的倒行逆施，但根本原因，是没有像云南一样建立一个“世镇边疆”的小朝廷。

交趾脱离中原数百年，人民离心离德，上层阶级尤其难以归化，非长期武力镇压不可。可是，当地人口众多，有民300万，蛮族200万，比两广加起来都多。

这么大的一片土地，这么多人口，加上心怀叵测的上层，要彻底转化起来不是十年八年的工作，起码要几代人，上百年才能完成。

如果明朝都城在江南，辐射岭南还不是太困难，但问题是明朝的首都已经搬到了大北方。迁都后，明朝重心北移，军政资源都在北方，天下钱粮顺运河向北。

岭南本就薄弱，财、粮、兵靠江南支援，江南资源北去后，整个南方的能量都不足以填充一个几百万人口的、不稳定的新土地。

唯有像云南一样，选能靠得住的大将当个“节度使”，在当地自给自足，政令朝发夕至，长官明察秋毫，杀伐果断，才能保一方太平。

当然，明朝也不缺人，这个安南节度使的人选，本该是张辅。

可惜永乐皇帝在位时太看重北方，轻视安南；而且因他本人是造反起家，永乐对封王之事非常抵触，所以张辅没能当上“安南王”。

没有走分封的路，明朝对安南的控制就是“银样镴枪头”，看着齐整，实则不堪一击，加上马骐这样的恶人危害，大大加速了失败的进程。

宣宗和“三杨”明白，安南问题要重新整顿，等于从头开始，还要放权给地方，惹得后患无穷。与其如此，不如放弃这里，还有《皇明祖训》为依据，宣宗借坡下驴也是可以理解的。

参考资料：

1.《明史》

2.《明史纪事本末》

3.《明朝征安南将军张辅——兼论1406-1416年中越关系》，仝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