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眉山的江口镇，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传说：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

这个顺口溜代代相承，在当地流传了300多年，它的来源，与张献忠有关。

据说，当年大西王张献忠带着蜀中财宝离开成都，水师沿江北上，在江口镇和南明军大战。

南明军火攻张献忠，大西水师全军覆没，无数金银财宝沉没在江口的岷江底下。由于沉船处山头有石虎，岸边有石龙，所以后来当地就有“龙虎财宝”的传说。

提起张献忠，国人都知道他是和李自成齐名的明末义军领袖，是给大明朝掘墓的人之一，但是史书对两人的评价有巨大差距。

《后鉴录》：“献忠黄而长，身而虎颔，人号黄虎。强不及自成而狡谲过之。性嗜杀，与自成比，较无道难测。”

李自成能称英雄，但张献忠更多地被叫做“屠夫”，嗜杀、无道是他的特点。

大量历史文献记载，张献忠在四川疯狂屠杀平民，把人口稠密的四川变成无人区。明末乱世前，四川人口超过400万，到了清朝统计时，四川仅剩不到10万人。

明末清初的四川，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人间地狱，清军征服四川时，成都城杳无人烟，虎豹成群比人都多，清军只能在城墙上扎营，防止被虎豹袭击。

当时，在四川几大官道周围看不到活人，山谷里藏着的平民大都缺胳膊断腿。四川各处都有土匪啸聚山林，各地黑店贩卖人肉，连平民百姓也偶尔吃人肉，不然活不下去。

康熙年间，政府组织了规模浩大的“湖广填四川”，才让四川人口慢慢充实。

明末四川发生过大屠杀，已经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搞屠杀的凶手到底是不是张献忠，现在依然有争议。

毕竟明末清初时，朝廷军、义军、土匪各方势力手里都不干净，加上清朝初期对明末历史有大量篡改，所以现在也有人认为张献忠是冤枉的。

那么在明末的四川盆地，到底发生了什么？大西军的屠杀记载有哪些？明末的四川人到底是被谁屠杀的？

按照四川各地的县志和族谱，今天的四川人很大一部分祖先来自湖北，都是清朝迁徙过去的。

这场迁徙长达几十年，迁入上百万人，而清朝这么做，是因为四川地区荒废已久。

清朝康熙中期，即17世纪末，四川地区的人口降到历史最低点，统计“男丁”一万出头。

这个“男丁”，即负责交税的人头，可以理解为家庭壮劳力，由此可推断，整个四川地区人口顶多10万。

而在大明万历年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总人口超过300万。加上大户的隐匿或者隐藏在山区的人口，万历年间的四川人口应该有400万。

所以明末清初，四川地区的人口减幅超过了95%，比常年战乱的北方地区还要惨烈。

在中国近500年历史里，达到类似数据的省份，只有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江南省和陕甘宁，这两个地区当时都在爆发战争的同时发生惨烈的大屠杀。

所以，明末清初的四川发生大屠杀是板上钉钉，毋庸置疑的，明末清初各种文人杂记、野史、官方历史、信件文书，甚至外国传教士的著作都记载了大屠杀的发生。

这些著作内容之血腥，记载过程之惨烈，令人不寒而栗。

让人奇怪的是，在明朝末期，其实四川并不是主要的战场。明末，大明的绞肉机先在辽东，辽东汉人最早被后金屠杀，又被明金战争折磨，辽人在天启、崇祯年间几乎“绝迹”。

紧随其后糜烂的是西北，陕甘地区大旱，人相食，当年首举反旗的都是陕西人。李自成、张献忠都来自陕北，所以崇祯朝直接把流寇统称为“秦贼”。

彼时四川还是风平浪静，且当地军政、财政都很稳定。天启、崇祯时期，四川军队常常去东北打仗，贵州的苗人叛乱，也是四川的卫所和土司出兵平叛。

直到后来四川在明末卷入乱战，也确实是张献忠挑起的。

崇祯七年开始，因朝廷全力剿匪，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等人打得陕西起义军无路可走，张献忠逃入了四川，和女将秦良玉有过交手。

之后在崇祯十三年，张献忠降而复叛，被左良玉追赶，他在打败重庆的秦良玉后再次进入四川。

这两次进入四川，张献忠不仅没有搞屠杀和掠夺，还在湖北-四川一带拉拢人心，收集钱粮和壮丁，发展实力。

但在崇祯十七年最后进入四川时，史书记载张献忠在四川疯狂屠杀平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明史》记载，张献忠屠杀“六万万人”，这个数字太夸张，但起码成都和周围的几十万人口没有逃过张献忠的屠刀。

关于屠川，先来看看外国人的记载。

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斯、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斯在崇祯年间于四川传教，他们曾见过张献忠，并获得大西政权优待，被派去造天文仪器。

两人随大西军2年，直到张献忠战败后被清军俘虏。随后他们北上京城，写了《张献忠记》。

虽其原文遗失，但在20世纪初被法国神父古洛东发现于上海，重誊写为《圣教入川记》。

该书记载，张献忠是个懂数学的聪明人，但显然有神经方面的病，可能是狂躁症、被害妄想症之类。他每天要屠杀200人，几个月下来，成都城20万人都被他杀光。

《圣教入川记》因是外国人记载，被视为“屠川”的客观史料，常被学者引用。

此外，明末清初记载张献忠屠杀四川的文献还有几百种，比较著名的有《蜀碧》，此书曾被鲁迅先生赞赏，说是值得一读的历史著作。

另有《平寇志》《罪惟录》《鹿樵纪闻》《蜀难叙略》《蜀龟鉴》《蜀难纪实》等等。

这些记载中，张献忠的屠川以成都为中心，沿着官道扩散。他杀人的理由不是减少人口，减轻负担，也不是弄权立威，而是纯粹的喜怒无常的嗜杀。

张献忠最后一次攻下成都后，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据传川人不服新朝，于是张献忠大怒，大开杀戒。

《蜀碧》：“民心愤畏，合谋拒贼，逐杀伪官。献遂诈言于众曰：有天书夜坠庭中，命我剿绝蜀人，违者罪不细，因联百姓十人为一缚，驱至中园尽杀之”

《蜀记》：“贼大众驰聚而入，不分老幼良贱，皆杀之。三日后方招安”

除了屠杀成都府外，他还派遣自己的手下沿官道四处屠杀。大西军到处张贴告示，说大军“除城尽剿”，字面意思是“除了城里人，全部剿灭”。

结果百姓扶老携幼进城避难，被张献忠大军全部屠杀。

《蜀碧》：“贼入川南，先期传令云：除城尽剿，民不悟，以为入城可免也。扶老挈幼，求避城中，故贼至得聚而杀之。”

在杀人的方式上，这些史书记载得很详细。

“有孕者剖腹，以验男女；又取小儿每数百为一群，围以火城，贯以矛戟，视其奔走呼号以为乐。”

乍一看这些记载，仿佛是打开了封神榜，看到了商纣王和妲己的故事。

当年，诸如剖腹、火烧、断四肢、煮人肉、剥皮之类的行为，都是大西军屠杀的惯用手段。

在其他的民间记载中，北方的李自成等义军困乏时曾以人肉为食，还在洛阳把福王煮了“福禄羹”。

但跟张献忠比起来，闯军都显得慈眉善目。

除了屠杀平民，张献忠还以开科举为名，招揽四川读书人，然后在成都青羊宫全部屠杀。屠杀完了四川平民，他害怕手下川兵叛变，又把四川兵卒全部屠杀。

《流贼张献忠祸蜀记》：“献忠犹未已，恐川兵反，行次顺庆界。大阅，尽杀川兵，不留一卒。”

杀了川人，又杀了川兵，少数幸存者也要砍手、割鼻，受难者多达百万。大西军简直以屠杀为乐，让人难以理解。

《蜀碧》：“贼遇病弱者，多割鼻斫手；斫手之令，男左女右，若误伸者，两手俱斫。”

别说今人，其实早在明末清初，人们就难以理解大西政权的行为。

按理说来在四川建立政权，抚军安民，团结士绅，才是长久之道。可这张献忠反其道而行之，杀民掠绅，聚财宝于成都，还是一幅流寇的样子。

时人无解，只得以“黄虎转世”来解释张献忠的嗜杀，可以归类为妖异之说。

《蜀碧》还有个说法：张献忠童年时跟着父亲来四川贩货，所牵的马撒尿污染了大户门前的石柱，结果被大户的家丁侮辱。张献忠便发誓长大之后要杀光川人，所以在四川大开杀戒。

杀掠四川后，张献忠又在西南活动两年。

直到1646年，清朝大军已经进入汉中，张献忠决定抛弃成都，带大军乘船沿岷江北上。

结果，大西军被南明军击败于四川眉山的江口镇，无数财宝沉入岷江。张献忠无奈班师回到四川，最终在1646年末，被清军击杀在西充凤凰山。

张献忠虽然死了，但清军并未控制四川，四川地区此后相继被大西政权、南明政权、满清政权、吴周政权控制，打了几十年仗。抗清斗争更是长达20年，直到康熙时期才稳定下来。

所以这也给后世一个疑问：如果张献忠真的杀光了四川百姓，那四川怎么可能抗清20年呢？

明末清初对张献忠屠川的记载密密麻麻，大西政权在当地搞过屠杀，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但这场屠杀是否如文人记载的那么血腥、那么彻底，以至于“蜀中无人”，要打一个问号。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们对农民起义军的抹黑是不遗余力的。

比如唐人写造反的黄巢大军，几乎就是把佛教里对地狱、魔鬼的描写搬到了现实——连“以血代水”“舂人肉酱为食”这种反常识的行为都写在正史里，引人发笑。

明末清初的史书里，包括官方正史，“秦贼”吃人肉、滥杀无辜的记载比比皆是，如“闯军吃福禄羹”就是著名的谣言。

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是被处决了，但并没被煮成肉汤，而是被正常处决，后来还体面下葬，现代考古发现了墓志铭。

所以，明末的文人们笔下的屠杀惨状，尤其是“花里胡哨的屠杀”，比如杀女人要砍乳、砍小脚，遇到孕妇要剖腹看男女，掏出人内脏喂狗喂马，很多可能是依托小说想象出来的。

诚然，张献忠在四川是真的搞屠杀，毕竟作为流贼，他们筹集军饷的手段就是掠夺，尤其是对大户、官员的掠夺。加上新政权难服众，杀反叛者也是主要手段。

但这个屠杀，可能并没有一众野史的那么夸张，起码没有《明史》《蜀碧》等书写的那么毛骨悚然。

在新中国建国之后，秉着澄清历史真相的原则，学界对张献忠屠川的怀疑越来越多。

部分史学家，比如明史大家吴晗认为：四川在明末清初的人口消失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出现，也不是一人造成的，而是几十年乱战的结果。

四川乱战，并非始于大明与大西之战，也并非起于抗清之战，而是开始于自己的“内耗”。

要知道，四川外号叫“天府之国”，气候温暖，人口稠密，到明末时加上隐藏人口，居民应该超过400万人。

在高产作物输入前，400万人是四川承载力的极限。所以在万历以后，当地人地矛盾尖锐，民族矛盾也很尖锐。

四川之精华在成都平原，而川西有西蕃、川东有土苗、川南有彝人，这些地区都是“土司”管理或者化外之地。在明末，因土地矛盾和民族问题，当地起义不断。

天启年间，川西和贵州爆发惨烈的“奢安之乱”，彝族土司奢崇明、安邦彦造反，前后蔓延十几年，整个云贵川都受到巨大影响。

战争带来的赋税压力、招兵压力、治安压力，都落在四川头上。导致天启晚期，当地人口已经开始流失。

后来“秦贼”出现，张献忠等人几次进入四川，扰乱当地秩序，四川本地的土匪集团“摇黄军”趁机崛起，为祸四川东部。

历史上的“摇黄军”就以残酷闻名，打家劫舍，滥杀无辜，手段极其残忍。有人怀疑大西军屠川的细节，很多都是套用的川人口口相传的“摇黄军”恶行。

直到崇祯时期，明朝内部崩盘，战乱造成巨大的破坏，川人开始向甘肃、云南、汉中逃亡。

到了张献忠1644年进入四川时，四川已经是凋敝状态，养不起大西军，所以大西军才要通过掠夺来求得生存。

三年后大西军败亡，清廷进入四川，因为缺乏兵源和税源，所以1647年又被投明的大西军赶走。

随后，吴三桂带辽军和大西军鏖战四川，又造成生灵涂炭。

顺治到康熙时，南明永历政权在南方云贵川湘桂等地活动十几年，李定国带着明军所向披靡，直到康熙时期才被吴三桂平定。

紧接着在康熙初年，清朝爆发三藩之乱，吴三桂北伐，四川又沦为战场，打了5年仗。这期间，吴周军队，以及朝廷正规军都杀戮很重。

要知道，大清安定天下的过程中，南下的清军手上的血债一点不比“秦贼”少。

清军征服战争中本就带着屠杀，扬州、嘉定、大同都是例子。后来多尔衮颁布“剃发令”，天下震动，四方起义不断，清军又大开杀戒，以“留发不留头”来威慑汉人。

最后吴三桂造反，清军入川平叛，也以“资贼”为名杀掠百姓。

所以从明朝天启年间算起，到康熙20年左右，四川当地整整半个世纪没有和平。当北方已经在顺治时期平定，休养生息时，四川还在乱战，当地人口的损失自然比北方更为夸张。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四川人口的暴跌，是长期乱世的结果，不是张献忠一人所为。

康熙20年后，湖广人口被大量填入四川，甚至广东、江淮的人口也被迁了过去，所以现在的四川方言和湖广方言有相似处。

不久后，“天府之国”四川又成为赋税大省，四川人口到雍正、乾隆时期已经恢复到了制高点。在乾隆四十八年，四川人口超过800万，比明朝更多。

在清末土豆、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引进之后，中国人口进一步膨胀。

清光绪末期，四川人口已经爆炸到接近8000万，是明朝的20多倍。这里成为中国重要的赋税和兵役中心，后来的抗日战争，就以四川为大后方。

参考资料：

1.《蜀碧》

2.《明史》

3.《圣教入川记》

4.《张献忠的"屠蜀"真相》杨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