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英雄为此沉
“可怜别号为赇赂，多少英雄为此沉”，是明代诗人沈周七律《咏钱》中的最后一联。在这首诗中，诗人既点出了小小铜钱“个许微躯万事任”的货币职能，又指出人有利欲之心，铜钱一物多能使它会被人们用来行贿，古往今来多少英雄人物为之毁掉名声，陷入沉沦。《咏钱》揭示了金钱社会功能的两面:它既可以是一把推动经济繁荣促使社会进步的“利剑”，又可以是一只诱发个人私欲带来社会罪恶的“潘多拉的魔盒”。
的确，我们反观一部中国史，可以看到，随着货币(钱)的出现，一方面，古代商品经济与社会文化有了飞跃的发展;另一方面，金钱观念也开始不断冲击着古代“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的价值观念。首先，由金钱激活的商品经济发展，使全社会普产生了逐利的文化精神。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是讲商人经商的，但其中却描绘了当时从达官贵人到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苟且逐利的情景: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临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间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所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可见，在司马迁看来，金钱货币造成了汉代广泛的经济繁荣，同时也滋长了当时贪财逐利的社会风气，便得社会上贤人、义士、壮士、妓女、闾巷少年、游闲公子、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吏士以及农工商贾等各种人物，无一不追求金钱财富。他们或“归于富厚”、“为重赏使也”，或“奔富厚也”、“为重糈也”，或“没于赂遗”、“求富益货也”，总而言之，逐利成了生活的主要目标。商品经济所引发的逐利精神，对社会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势必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春秋时诸子著作之一的《管子》指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向就……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源之下无所不人焉。”
《管子》把贪财逐利视为人之本性固然失之公允准确，但这一概括又多少揭示了商品社会中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储藏保持以来，贪金的念头就产生了。……所有的东西，无论是不是商品，都要转化为货币。一切东西都成了可以买卖的。
流通变成了社会的大蒸馏器。一切物都被抛到里面去，以便当作货币结晶再从那里出来。连圣骨也抵抗不了这个炼金术;人们商业范围以外的更为微弱的圣物，就更是抵抗不了。”就是说，在商品社会里，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显示出无坚不摧的威力:人的吃要用钱、穿要用钱、盖屋买房要用钱、生儿育女要用钱、读书学习要用钱、礼尚往来要用钱、办事谋职要用钱、发财致富要用钱，总之没有钱你什么也办不了。
在这里，逐利不仅成了人生存的需要，而且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情况发展的结果就是，一些唯利是图的逐利者把社会的仁义道德、尊卑观念、权力地位、尊严名誉、良心责任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当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见利忘义而又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是各级封建权力机关中的贪官污吏。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从中央到郡县各级官府，权有大小，但无一受外来制约，无一不无所不包。这种极度膨胀的权力，必然导致当权者逐利本能的恶性膨胀，掌权者总是企图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为自己掠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语道出了封建社会官僚普遍的利欲贪求和腐败堕落。
贪污贿赂、贪赃枉法构成了封建官僚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逐利手段。据说，北齐高祖高欢在位时，官僚权贵贪污受贿猖獗，“文武在位，罕有廉洁”。有一位名叫杜弼的大臣对此不满，屡次启奏建议整顿吏治，高欢这样回答:“天下浊浪，习俗已久，我如果急作法网，不依靠这些确已腐败的官吏，那么官僚人物都流散走了，国家又何以存在呢?”可以说，正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贪污腐败，才使金钱伸人入到国家政治领域而滥施其淫威，并使其获得了别
“赇赂”意即贿赂。赇赂盛行，英雄气短。如果说号“赇赂”的恶名。封建时代的官吏除了功臣国戚就是科举中人，因此沈周《咏钱》诗中的“英雄”含义不免宽泛的话，那么，共和国建立后的历次反腐斗争就让我们真正看到了“多少英雄为此沉”的痛心现象。王沪宁先生在其所著《反败:中国的实验》一书中指出了“腐败现象在各个社会均存在”这一历史事实，并强调了“反腐败的问题，$际上是各类人类共同体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一时代命题。
社会主义社会为铲除贪污受随腐败现象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和权力约束机制，但社会主义社会毕竟还是商品社会，金钱或货币还承担着和过去时代相同的社会职能，封建时代的逐利精神和金钱观念不可避免地仍然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并渗透到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机关的政治肌体之中，腐蚀着那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
1990年前后破获的多起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案中，作案人员有经过枪林弹雨考验过来的老革命，有为新中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英模，有新时期被当作接班人提拔上来的年轻干部。当时震动最大的，首推中纪委通报揭露的“铁道部机关和郑州铁路局少数领导干部以车谋私、贪污受贿重大经济案件”。该案卷入人员之多、职级之高为铁路系统建国以来所罕见。此案共涉及铁道部及郑州铁路局科级以上干部48人，其中副部长1人，局级干部15人，处级干部19人。在9名被开除党籍立案侦查的部、局两级干部中，有40年党龄的老党员，有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也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战功的英雄。
当时还有一个在全国引起更大震撼的案例。案犯李田民，女性，1932年出生，祖父和父母亲都是老红军，她本人则当过儿童团长、少先队教导员、共青团支部书记，1946年15岁时任党。7岁时就为地下党送鸡毛信，勇敢地掩护过被敌人追捕的革命者，曾被誉为“刘胡兰式的女英雄”。李田民解放后一直在北京从事党务、人事组织工作，还多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1986年她行将从北京真空仪表厂离休之际，还把厂里为表彰她多年出色的工作发给她的500元奖金捐赠给了厂里的幼儿园。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老干部、老先进，离休后却挡不住滚滚而来的金钱的诱惑在被国家农业部所属的华农贸易公司聘为业务经理的半年内，先后受贿17.8万元，行贿1.3万元。一个战争时期的“刘胡兰式女英雄”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终于沦为阶下囚，被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类似李田民这样由英模蜕变为贪污受贿案犯的还有原天津自行车二厂厂长、全国劳动模范李祺祖，拥有包括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32个光荣称号的原辽阳市纺织厂厂长熊家庆，身为上海市劳动模范的原上海宝山区工业局副局长邵仁，13岁参加革命、党龄逾37年的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段开盛，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人党的四川省商业厅基建处处长姚
锡钧，等等，等等。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英雄模范是群众的表率。干部的腐化和英雄的沉沦，反映的不仅是金钱的威力，而且是逐利欲望的膨胀，是革命意志的衰退，是封建剥削思想的沉渣泛起，同时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事实证明，金钱利诱只有对那些立场不稳、意志衰退、腐化堕落的人起作用。换句话说，对一个掌握了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来讲，如果滥施人民给子的权力，利欲熏心，就必定会被金钱的威力击倒，沦为社会的罪人。原广东省佛冈县县长廖添财腐化变质的经过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廖添财出生于佛冈县一户农民家庭，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习惯。1963年，他怀着保家卫国的激情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部队这所大熔炉大学校里，廖添财勤学苦练，团结同志，积极要求进步，以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圆满出色的工作成绩，多次受到上级首长的表扬。
此后，他由战士而班长，由班长而提干，先后担任湖南祁阳县武装部参谋、衡阳军分区司令部军务动员科参谋、衡南县武装部部长、广东省佛冈县武装部部长等职。在调任佛冈武装部部长的第二年，该县人武部接到上级指示，要求该部调动民兵定期完成3000亩山坡的植树造林任务。廖添财带领400多人的队伍，来到该县偏僻的高岗镇安营扎寨。
这次任务时间紧迫，担子很重，廖添财以军人的刻苦认真、扎实硬朗的工作作风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身先士卒，不当指手划脚的干部，硬是咬紧牙关，啃掉了这块骨头，提前三天完成了任务。当年，人武部的其他工作也在他带头苦干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佛冈县人武部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授予全省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1989年，廖添财从部队转业，并被选当上了佛冈县主管财贸、城建的副县长，第二年又被任命为该县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工作岗位变了，职务变了，手中的权力增大了，廖添财的革命意志却开始衰退了，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了。廖添财在部队里苦苦干了二十多年，虽也贪过一些小利，但终属清贫。
如今横向一看，那些级别同自己差不多的地方领导个个风光满面，难免心理失衡。本来这种心里失衡完全可以通过对自己世界观的进一步完善得到矫正，同时仕途一帆风顺的他本来也应对自己提出高标准和高要求来报答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和期望。可是，廖添财并未及时修正自己的人生航标，相反，把这种心理不平衡当作向人民索取的砝码，使自己不平衡的心理杠杆迅速地向金钱倾斜过去。于是，廖添财真像他的名字那样，开始“添财”了。他越来越乐于笑纳送上门来的各种大小物品，同时也越来越热衷于武断专权，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了添财的工具和手段。
至1993年，佛冈县政府换届选举，已经很善于玩弄权术的廖添财如愿以偿的当选了佛冈县县长。这时廖添财年已 48岁，他知道自己到了这般年龄，仕途到顶了，于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拿白不拿，白拿谁不拿”的“添财”念头占满了他的脑海，什么党性原则、人民利益、做人良知统统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天之外。上任伊始，廖添财立即宣布由他主管财政、人事大权，于是廖添财家一时门庭若市，求他办调动要提升的人络绎不绝，送钱送物不断，廖添财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一律笑纳。
有了财政权、人事权发得了小财，发不了大财。添财“添财”心切，他还想大把大把地捞钱、随心所欲地花钱。一次，廖添财一位老家的熟人因建房需用水泥，要廖县长出面帮忙。廖添财想这等区区小事，还不容易?这时他刚好碰到一位搞建筑的包工头，便随意开口向他“借”10吨。这位姓邱的包工头正愁田结不上县长大老爷，立即把水泥送了上门。自此以后，邱工头趋之若鹜，投廖添财所好，陪起了廖添财搓麻将，动不动给廖添财送上赌资两千元。皇天不负有心人，邱工头一番苦心下来拿到了廖县长指示拨给的邮电局宿舍建筑工程。邱工头得意，其他的工头眼红，于是全县大小工头纷纷拉关系搭上了廖县长这条线，他们以陪廖添财搓麻将为名，动辄“赞助”几千元或上万元，然后再在牌桌上让廖县长赢个痛快。廖添财得了钱也不遗余力地用
手中权力照顾这些工头们。
1994年，廖添财兼任106国道佛冈路段改造工程指挥部总指挥，一块“冒油的肥肉”到手，廖添财岂有不榨之理?因此，他到任的第一件事便是废弃大型工程开工前要公开招标的方案，宣布国道改造工程不实行公开招标，而由指挥部统一管理施工项目。这无疑是向社会公布“快来进贡，谁给他钱，他就让谁得彩头”的露骨“添财”信息，使行贿之风在包工头中一时盛行。
这年6月的一天，包工头王某在““竞争”激烈的形势下来廖添财家登门拜访。他把一个鞋盒递给红了眼的廖添财，说:“这点小意思请廖县长笑纳，希望能给点106国道工程做做，事成之后再谢。”廖添财心里明白，这绝不是一双什么鞋，而是王工头的大宗贿赂金。当他掀开鞋盒盖打开看时，果然里面放的全是整整齐齐的一盒百元大钞，足足有八九万元之多!廖添财真是又惊又喜又爱又怕，他让王工头当面发誓:“要死我去死，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决不食言。”
这样，他才放心把钱锁人自己小金库，并把这个工程款超过1000万元的路段改造工程包给了王某，王某拿到工程后，兴奋之余，又分两次送上6万元巨款酬谢廖添财。王工头当然清楚“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理”，1000万的工程“省”下个上百万不在话下，区区10来万算得了什么。因此，当廖添财还开口向他要一部在广州开户的“诺基亚”移动电话时，王工头连电话缴费的活期存折一起办好交给了廖添财。王工头还把位在广州工作的女友介绍给廖县长“享用”。
于是，在这场罪恶的贿赂交易中，廖添财不仅添了财，而且添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106国道改造工程的资金来源为国家拨款一部分，地方集资一部分。为了106国道佛冈路段改造工程的如期开工，尽快解决影响佛冈县经济发展的交通设施问题，全县人均年收人仅1200元的佛冈人民克服自身困难，踊跃捐资捐款，县里的每一位干部职工都捐献了一个月的工资收人。
可是，就是这笔来之不易的工程款却遭到了身为人民“父母官”的廖添财等人的侵吞。据案发后检察机关侦查，在106国道改造工程发包中，仅添财一人所收的贿赂光现金已查明的就有近30万元廖添财除借发包之机大““添”其“财”外，还动用了其中近200万元资金购买了6辆小汽车给以他为天下的“县衙门”使用。在金钱和权力的利诱下，廖添财已由一个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变成了一只肆意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的贪婪的“硕鼠”。
多行不义必自毙。廖添财贪污受贿的罪恶行径逃不过群众的眼睛，也躲不过党纪国法的严惩。1996年2月10日，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廖添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昔日堂堂县长，沦为阶下囚徒，留给他的再也不是金钱美女，而是铁窗后面的悔恨余生。
“可怜别号为赇赂，多少英雄为此沉”。李田民、廖添财作为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领导干部，都曾经有过一段光彩的过去，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有过一定的贡献。但是，他们既没有珍惜党和人民给他们的权力和荣誉，也没有珍惜自己过去取得的成绩和成就，而是在逐利心态的驱使下，唯利是图，贪得无厌，使自己逐渐蜕变为党和人民的败类，不折不扣的腐败分子。金钱本无罪，因有贪钱人。“赇赂”不是金钱的尊称，而是贪财者强加给它的“别号”。利用金钱行贿，为了贪财受贿，贿赂的人使金钱有了它所不应具有的另一负面的社会功能。因此，一个对社会有责任的人一定要正视金钱、善待金钱、驾驭金钱，千万不要做金钱的奴隶，让金钱永远不要叫“赇赂”，让英雄永远是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