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权交易现象的原因与本质分析
“腐败”一词原意指物质的一种化学运动状态，即事物由原初的纯粹状态面变质和腐烂。《汉书·食货志上》云:“太仓之粟，了陈陈相因，统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这一含义后来逐渐演变为泛指人类的道德行为或社会风气的败坏和堕落。在现代社会中，“腐败概念一般作为“权力腐败”概念的简称，它特指权力职能的蜕变。有关权力腐败概念的解说甚多，国外学者曾从各自研究的角度予以它不同的含义。
J·S·内伊认为，腐败指“因考虑(家庭、私人团体)金钱或地位上的好处面偏离公共有色规范职责的行为;或者违背某些规则而以权谋私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贿赂(运用报酬改变处于委托职位上的人的判断)裙带关系(以亲疏关系面非功绩用人)和不正当的占有(非法占有公共资源以供私用)。”
内森尼尔·莱夫指出:“腐败是个人或集团用来影响行政部门活动的超法律的行为"，它的存在“仅仅表明这些团体比其他人更多地参与了决策过程”。雅科布·范·克拉弗伦认为，腐败指将公共职位视如一种经营活动继而欲图“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这个职位的收益”的行为。
阿诺德·A·罗哥和H·D·拉斯维尔认为，公共或公民秩序将共同利益置于个别利益之上，而为个别利益侵犯共同利益的行为便是腐败，它违背了对公共或公民秩序体系的责任，并与之不相容。醒回的
阿诺德」·海登海默分析各种定义，将它们归纳为三类:(1)以公共职位为中心的定义，它们将腐败行为视为对公职规范的背弃;(2)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它们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概括了腐败现象;(3)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定义，它们将腐败归之于公共利益的吞食。海登海默指出，当人们把腐败概念与公共职位的责任，或需求、供应、交换，或公共利益等因素联系在一起时,他们便在实际上提了如何种规范作为区分腐败行为与非腐败行为的标准问题。
。建然而，各种规范的设定必然涉及文化、历史、制度上的诸多难题。如果以公共职位或公共利益为中心作为某种行为是否腐败的标准，那么一切不正当地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或以牺牲公共利益满足个人利益的行为，都应该视为腐败。但是这种标准有一个漏洞:依此标准，当政治权力是一种世袭的结果或财产所有权时，职位所有者的公私责任又该如何区分?如，封建专制君主随心所欲地将征收的一切赋税用于自己家族和宫庭的奢侈生活，中世纪僧侣位毫无顾忌地接受献祭物和礼品，倘若将这些行为排除在标准之外(如约瑟夫桑图里亚所主张的那样)，那么对腐败问题的讨论显然不适用于或不包括以往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同时应该赞同克拉弗伦的观点:在以纯粹世袭统治权为基础的印加或其他体系中，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腐败现象。
以市场为中心的标准从字面上看更富有现代社会的意味，它所遇到的问题以类似于前两种标准--专制君主和僧侣们总是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权力使用到能够获得最大收益的程度。但是当这些权利被限制在官职所允许的范围内时，在现代人看来属于一种明显的腐败行为，在当时则可能被囊括于特权范围内。
标准的难以确定，使学者和民众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几乎遍及一切领域。凡是存在着公职权力的地方，似乎都到了腐败诱因的威胁。杰拉尔德·E·蔡登说:“任何行使社区、集体或公共权力，命令公众服从的人容易利用公职谋私。”这些腐败的性质及形式呈现出多样性复杂的或简单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单向的或交错的严重的或轻微的，孤立的或渗透的，公共的或秘密的明确的或含糊的、频繁的或罕见的，持久的或短暂的公正的或不公正的……蔡登曾制表列举了“公认的官员腐败形式”20类60余种。
其内容触目惊心，所列举的腐败形式从经济上的小偷小摸，到政治上对选举的非法控制行为。在他看来，腐败的类型包括外国资助、政治丑闻、制度的行政上的违法乱纪。腐败主体涉及公共官员、政客、赞助国和接受国的代表、官僚权贵、商人和掮客、白领工人、小官员及利益相关者等。他细细地分析了各类腐败的模式及其背景。
蔡登的细致观察令人想起 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吉顿助爵的那名警世名言:“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西方学者对于腐败概念的不同理解从某些方面表明了腐败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宽泛性。海登海默教授关于鉴别腐败行为的标准的提示给予我们的研究以头种思路:对于权力腐败现象的剖析，不能流于某些现象的般评价，而应深人探究社会对于公职行为的扩张最大限度能容忍到哪一层面上。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对于公共职权或公共利益的范围的理解及限定的不是同的;并且，从不同的社会规范(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宗教规范)和文化传统的角度评价，其结论也是相异的。
一种行为在西方社会被称作腐败时，在非西方社会则可能被视为尚未超出合理的规范之外，或者在道德领域受到谴责时，在经济领域则可能被容对待，而只要在社会中还有它的栖身之地，还存在着默认、接受、习以为常的对待，这一行为就能被效仿并继续存在下去。社会对一种非规范行为的容忍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张力。因此，我们只有将“权力腐败”作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学和法学的概念时，才能以一种恰当的形式将它描述出来。
权力腐败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公职人员权力行为的变异。对于“公职人员”这一主体概念的限定范围，各国法律都有自己的规定。蒙古刑法典(1975年修改)第135条规定，“公务人员是指经常或临时在国家或社会组织、事业单位或企业中担任和服务的人员以及在那里执行组织一一行政--经济的职责的其他人员。”有
国家又称“公务人员”或“公务员”。苏俄刑法典170条对“公务人员”的定义为:“指经常或临时执行政权代表的人的职能，以及经常或临时在国家机关或公共机关、组织、企业担任有关组织一-命令或行政-事务方面的职责，或临时特别委任在上述机关、组织或企业执行这种职责的人员而言。”巴西刑法典第327条的定义是:“凡行使职务、执行工作或担任公职的人即使是暂时的或无报酬的，但对刑法的效力来说，均被认为是公务人。”
又在附款中补充道，“在国家干预的民办企业中任职、工作或担任公职的人都相当于公务人员。”意大利刑法典第314条称:“公务员或从事公务人员不法侵占因职务或公务所持有公款或其他动产物品或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窃取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并科四万里耳以上罚金。”印度《防止贪污法中对于公务员概念的限定范围最为宽泛，涉及13种类别人员，他们几乎囊括了所有职业的为公(社会、政府、政党、团体、企业或民众)服务的人员。
而在另一些国家的法律中，“公职人员”的概念并不包括公务员和政府机关人员在内，它被视为与后者处于同一序列的不同的主体。如，法国刑法典第175条称:“公务员、公职人员、政府机关人员对其管理、监督之文件、拍卖、企业或税务，以公开、隐秘或他人居间调解方式而收利益者，处六个月至二年监禁并科十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所受利益罚金。”瑞士刑法典第 315916、288条将所要限制其行为的公职人员或公务人员的围限定在官署成员、公务员、执行司法职务人、仲裁人、官署委托之鉴定人、翻译人或通译人及军人的范围内。至于美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的刑法典，其限定范围更为狭小，仅仅是指公务员。
我国刑法(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采用“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第93条)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使用“公职人员”一词，并将它的内涵表述为:“担任公共职务或行使公职权力的人员。赚国的门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权力腐败概念泛指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威或偏离公共职责的现象。具体地说，(1)它是一种主要与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相联系的现象。所谓“主要”，是因为还存在着与群体行为，国家行为相联系的腐败现象，后者通过个人或其代表的行为完成，当大量的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或组织行为处于非规范状态时，国家权力的腐败便开始了;(2)在这一现象中，权力成为主体牟取个人私利的商品，团体非正当性的获得的利益最后总是为其成员所分享;(3)主体行为突破了权力的合理界限，在所谓规范性的公权力的交换中，由于与权力相对应的素任的消除，也存在着权力界限被突破的情形;(4)行的后果损害了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并非仅仅指小体利益或部门、地区利益，而是包括社会大多数成员在内的整体利益。
腐败的类型形形色色，政治学家曾从价值评价方面将各种腐败行为分为三类:白色腐败、灰色腐败、黑腐败。人们对它们的谴责如同它们的色彩所表不那样由弱至强:白色腐败指社会大多数成员(包括上层人士)不积极支持对之惩罚的腐败行为;灰色腐败指对之惩罚虽为上层阶层所拥护，却不受到其他社会成员支持的腐败行为;黑色腐败指为社会大多数成员(包括上层人物)所一致谴责的腐败行为。由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生长的习俗所支配的道德准则及由法所决定的行政行为标准的不同，使得相似的腐败行为在不同的时期、国家或地区及体制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在A国(地区)被称作黑色腐败的行为，在B国(地区)则可能被视为灰色或白色腐败，反之亦然;在某一时期被多数人抨击的行为或现象，在另一时期或不同的体制下则可能被许多人更加宽容地对待。
然而，白、灰、黑三色在腐败中所占的比例不能说明一个社会腐败的程度。当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全面衰退从面对腐败现象习以为常时，普遍的白色恰恰意味着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它预示着这个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全面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