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东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一个颇令人困惑的现象，即在经济活动中计算钱数时，把不足一百文当作一百文计、把不足一千文当作一千文(贯、缗、串)计。这种奇怪的计量方式居然在我国长期存在，并在唐宋时期达到最盛。
由于人们习惯上把一百文称为一“陌”，于是就有“短陌”、“长线”、“足陌”的说法，即以较少的钱当作百文就是短陌，以较多的钱当作百文就称长钱，而把十足的一百文称为“足陌”。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在他撰的《抱朴子》中就讲到有些人“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微旨》)。南朝刘宋时期，有些贵族以“短陌”钱放贷，盘剥平民。萧梁时期，东部地区以八十文为陌，称“东钱”;西部地区以七十文为陌，称“西钱”;亦师以九十文为陌，称“长钱”(《隋书·食货志》)。
官方曾下令一律使用“足陌”钱，但收效不大。有人认为，萧梁的“短陌”现象与发行铁钱有关，即短陌铜钱的文数就是每百文铁钱所能兑到的铜钱数。这种推测是否正确很难判定，因为缺少记载，况且梁朝发行铁钱后是禁止铜钱使用的，照理是不会有二者间的比价的，除非官方的禁令毫无作用。而且东晋、刘宋没有发行铁钱，为什么也存在“短陌”现象呢?
唐朝的短陌现象大约与官方的“垫陌”税有关。唐玄宗初年，创行“垫陌”税，凡官方支出现钱，每贯(千文)抽收二十文为税。不想此后民间就流行以九百八十文作一贯的计量办法了，官方下令禁止也未奏效。后来垫陌税增为每贯七十文，民间的一贯就减为九百三十文。此后不知是否也是由于垫陌税增加，民间每贯钱包含的钱文数继续减少，官方规定的每贯钱应含钱文数也不断减少。到唐朝末年，每贯钱的法定数只有八百五十文，民间有些地方比这更少。五代的汉为了增加税收，又规定凡官方收人，每贯钱须有八百文，支出则每贯七百七十文。五代的周沿用了这一规定。
到了宋代，钱陌数更加不统一。为了划一钱陌数，宋太宗时官方正式规定公私出人一律都要以七百七十文为一贯、七十七文为一陌，由于这一数额是“官省”定的，所以称为“省陌”，简称“省”，于是官私文书中常常可以看到“xx贯省”的讲法。官方同时对度量衡也作了划一，于是便又有“省斤”、“省尺”、“省斗等。官方虽有这样的规定，在许多场合确实也得到实施，但省陌却远不是惟一的计量办法，在另外不少场合人们是使用别种钱陌的。
官方计量有时就使用足陌、九十八陌或八十陌，民间贸易更是各行其是。据《东京梦华录·都市钱陌》记:“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行市各有短长使用。”这种混乱的计量，给交易带来不便，常常需要作不同“陌”之间的换算，于是宋代数学书把换算钱陌作为应用题的重要一类。
金统治中原地区时期，也流行短陌。《金史·食货志》记，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以前，“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此年官方规定以后一律以八十为陌。但这一规定也未得到很好贯彻，民间多以五六十文为一陌，邻近宋朝的地区，据说竟有以一二十文为一陌的。
明清时期也有短陌现象存在。《畿辅通志·钱币》载:“京师用钱以五百为一千名曰京钱;宣郡以三百三十三为一千，名曰宣钱;通州以东至山海关以一百六十六为一千，名曰东钱。不知起于何时，相传前明兵饷不足，以故减短之数因地而异。”清人高士奇讲:“今京师以三十三文为一百，近更改至三十文为一百，席上赍人通行不以为怪。”(《天禄识余·钱陌》)短陌现象直到清朝末年还在一些地区流行。
钱多”与“钱荒”
宋朝不但铜钱的铸行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有铸行数量可观的铁钱(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铜铁钱之外，黄金和白银也部分地投入流通，发挥部分货币职能。宋朝又发行了世界最早的纸币，纸币一开始就发行一百万贯，此后陆续增加。开始只限于四川，北宋后期扩展到别路。南宋几种纸币并行，高宗末年总数就达数千万贯，宋宁宗开禧年间发行量突破亿贯，南宋末年更达十亿贯以上。纸币之外，宋朝发行的钞引、便钱券和其他有价证券也具备部分货币职能，数量也以千万贯计。这样说来，宋朝的“钱”真可谓空前的多了。
宋朝的“钱”这样多，可当时的人偏偏又总感觉钱少，“钱荒”这个词就是宋代人发明的。“钱荒”成了宋代人们常常议论，而又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从可以查到的资料看，最早使用“钱荒”一语的是大文学家欧阳修。他在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上书批评某些地方官为讨好皇帝向皇帝进献大量铜钱，提到东南地区百姓家中已没有铜钱贮存，“淮甸号为钱荒”，刚上任的淮南地方官却用献钱来向皇帝献媚取宠。这以后，关于“钱荒”的议论常常出现，直到南宋后期始终是人们十分关注而又没能解决的问题。
宋朝人们对钱荒议论较多，但实际上钱荒在唐代中叶以后就出现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钱荒”这个术语罢了。唐玄宗时由于交易中缺少钱币，开元二十年(732)和开元二十二年(734)两次下诏书，要求交易中要钱帛兼用，不准只用铜钱，不用绢帛(《册府元龟·钱币》《唐会要·钱币》)。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又下令:“公私交易，十贯已上，即须兼用匹缎(绢帛)”不准专用铜钱(《旧唐书·食货志》)。官方强迫百姓交易用绢帛代替一部分铜钱，显然表明钱荒较为严重。
钱荒现象的存在给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唐代出现钱荒，或许还可以用钱币供给不足来解释，然而宋朝铸钱那样多，又有那样多的钱币的代用品，为什么还会出现钱荒呢?既然是钱荒，为什么金银不“乘虚而人”
重新完全回到流通领域来呢?更加使人感到困惑的是既然是钱荒，铜钱的购买力应当较常时高，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从唐朝中叶到两宋，铜钱的购买力呈不断下落趋势(即以铜钱衡量的物价水平不断上升)，铜钱的购买力为什么应当上升反而下落呢?为什么在已经出现钱荒、官方已经下令严禁铜钱的销毁、外流之后，铜钱的销毁和外流依然严重存在呢?
看来宋人真是让人奇怪:造钱造得那么多却要喊缺钱，已经缺钱了还要把钱毁掉或运出境外，这多么叫人难以理解!
金银为什么长期不能成为十足货币
马克思讲:“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7页)但是中国自东汉以后的一千多年中，贵金属却很少作为货币使用，在这期间，金银虽然还具有某些货币职能，但主要是贮藏的职能和国际货币的职能。有些边远地区仍以金银为货币，但却没有典型意义。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作为主要货币的是铜钱而不是黄金或白银。
当西方许多国家在商业活动中已经大量使用金银铸币的时候，中国的铜钱却达到了极盛，这岂不是令人奇怪的事情?阻碍贵金属成为十足货币、在经济领域大显身手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似乎有三方面:即商业活动受到过多限制，中国中古时代政治制度和货币制度的特殊性。
中国很早就有了抑商政策，但如果只是单纯地从行政的角度抑商，是很难真正达到抑商的目的的。自从出现了轻重理论，封建国家的抑商就远远超出了单纯用行政手段的范围，特别是禁榷、平准、均输、市易等制度的产生和发挥作用，使得商人的活动范围大大受到限制。
封建官营经济发展，私营商业发展相对迟滞，汉武帝以后，那种资产雄厚、善于经营、在政治上又有一定地位的大商人明显减少，就是证明。商业上大宗交易减少，对金银的需求也就随之减少，这就是东汉以后以金银为币的情况减少，而金银首饰却明显增加的主要原因。
中国自从秦以后，就实行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广阔的疆域内的众多人民都是生活在一个政权的统一管理之下。整个国家不但“车同轨、书同文”，而且使用的也基本是统一的货币，这就大大减少了对所谓“硬通货”的需求。西方各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它们当时正实行层层分封的政治制度，各级贵族之间关系极其松散，地方割据的情况极为普遍，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林立。
当时生活在不同割据政权下的欧洲人彼此要想做生意,离开“硬通货”是根本不行的。所以，这就造成中国与欧洲各国在钱币方面的巨大差异:中世纪欧洲各国金银铸币很流行，但农村却很少见到钱币;与之同时代的中国，铜钱深入穷乡僻壤，却不流行金银铸币。
马克思讲货币天然地要由金银充当，是由于金银有适合作货币的优点，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质地均匀、易于分割。由于中国的铜钱独特的形制，这些优点一定程度上它也具备。这是因为铜钱中间有孔可以贯连成串可分可合，在社会秩序正常的情况下，铜钱的质量也基本可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社会对金钱的需求有学者对中国的铜钱的购买力作过深人的考察，结果发现铜钱的价值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水平彼此非常适合每个人的日消费折为铜钱大约总在十文钱上下。这样商业上大宗交易减少，铜钱也勉强能对付，日常生活铜钱又特别适用，所以铜钱就受到重视，而金银却受到冷落。
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经营规模总要超过铜钱所能胜任的水平，所以金银迟早还是要回到流通领域的。唐宋至元，这种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白银取代铜钱成为主币，只是时机问题了。明朝人王世贞讲:“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邑烂;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他讲了黄金、米、铜钱、纸币的缺点和白银的优点，他批评铜钱“贱而不便大用”，可见他也懂得了商业对货币的特殊需要。正是由于白银有如上超过黄金、铜钱、纸币、粮米的长处它才最终取代了纸币和铜钱，成为首要的货币。
白银成为第一货币
白银究竟什么时候就已成为货币，它在流通领域里的作用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超过铜钱和纸币，这是很难准确说明的。但它的地位在法律上得到正式承认的时间
却是有史料记载的。白银即将成为首币的趋势，并没有为明朝初年的统治者所认识。大约这与战乱之后，经济还没有充分恢复和发展有关。明朝初期，统治者仍然幻想重建元朝以纸币为单一法币的制度，但遇到困难，便改为钱、钞兼用。
宜代白银成为法定货币并取代纸币成为主币的过程是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开始的。这一年，明王朝宣布解除交易用白银的禁令，并将长江以南各省应上缴朝廷的四百万石税粮，折成一百余万两白银向各地征收，这就是所谓“金花银”。这导致农业税征收白银的合法化。在这以后，嘉靖四十一年(1562)，对服役的工匠开始征收代役银。
明景泰年间(1450-1456)以后，官员俸禄开始部分折支白银，至正德年间(1506-1521)以后，官员傣禄已是十分之九支白银、十分之一支铜钱了。到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除个别地区外，大部分税收都改征白银。
与此同时，军兵薪俸中白银所占比重也不断增加，白银的法定货币的地位确立了。从记载看，白银于明代前期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此后随着纸币信用的下落，白银的货币功能不断强化，不但日常生活中用银作交换媒介，作支付手段，契约中以银计价，甚至官方的商业税收中也已征收白银所以可以说，在官方正式承认以前的一段时间，白银早已成为事实上的主币，官方的承认不过是把这种原先不公开的情沙'加1以公开和合法化罢了。
官府的收支大量使用白银，官方取消了交易用银的禁令，民间使用白银就更加广泛，纸币逐渐被排斥出流通领域，而白银的优点日益显露，便逐渐取代了纸币的主币地位。
清朝在财政、赋税制度方面多沿用明朝旧制，因而从建国之初财政预决算就都以白银计量，而规定地方向朝廷输送财赋要按照“银七钱三”的比例。地方官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各项税收中往往全部征收白银。民间则除偏远地区外交易中也大都使用白银，这样，白银的法定第一主币的地位就得到了巩固。清朝还规定了银一两折制钱一千文的法定比价，并为维持这一比价作了许多努力。清朝虽没有明确宣布以银为本位，但在实际上推行的却是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