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也有“荒”
阅读中国经济思想史书籍，您会发现一个怪现象即明末清初一些进步思想家，在货币问题上都有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见解，即主张废罢白银重新使用铜钱。例如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和清初思想家唐甄都持这种看法。为什么会这样呢?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银荒”说起。
唐宋时期出现过“钱荒”，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则出现了“银荒”。顾炎武就讲过他亲眼见到的陕西“银荒”情况，他说:当时陕西大丰收，却出现了“民且相率卖其妻子”的景象，“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他向当地长官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无法办集纳税所需白银，一个县每年有近千人卖身军营，逃亡自尽的又不知道有多少(《亭林诗文集,钱粮论》)。
还在明穆宗时，大臣谭纶和靳学颜就已经谈到““银荒现象。谭纶说:“天下之农夫织女终岁勤动，弗获少休(不能得到一点休息时间)，每当催科竣急之时，以数石之粟、数匹之帛不能易一金(一两白银)。
彼一农之耕:一岁能得粟几石?一女之织，一岁能得帛几匹?而其贱若此，求其无贫不可得也。”(《谭襄敏公奏议·恳切圣明……久安长治疏》)。靳学颜也讲，自从纳税用银，“银独行则豪右之藏益深，而银益贵，银益贵则货益贱，而折色(指纳税用的白银)之办益难。而豪右者又乘其贱而收之，时其贵而粜之”，百姓就会越来越困难(《明经世文编·讲求财用疏》)。
清康熙年间，唐甄描述江南“银荒”情况道:“清兴五十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穷”，“至于今，银目益少，不充世用……枫桥之市，粟麦壅积，南濠之市，百货不行”。以致出现““谷贱不得饭，肉贱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的怪情况(《潜书》的《存言》《更币》)。显然，许多有识之士都主张废弃白银，就是因为看到了“银荒”造成的严重后果。至于他们的见解是否正确，那又另当别论了。
为什么会出现“银荒”呢?上引记载表明，“银荒”和“钱荒”一样，也是同税收密切联系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银荒”的存在，主要表明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顾炎武就讲，如果在“通都大邑”即大都市实施赋税全部征银，是完全可以的，但如果在“遐陬僻壤、舟车不至之处”征税，就是十分之三的税征收白银也会造成恶劣后果(见上引)。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大抵只有东南沿海等少数地区，多数地区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一刀切”式地全用白银纳税，而征税时间又那样集中，就难免有部分地区出现“银荒”“银荒”的主要受害者是广大农民。
称上既县治
钱庄、票号的产生天其营
明清时期的钱庄、票号，是在唐代飞钱变换和宋代金银交引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前文已述，唐代的飞钱便换近似现代的汇兑，既有官营又有私营。宋代官营飞钱便换即便钱很兴盛，但却禁止私人经营，私人汇兑业的发展受到压抑。不过宋代私人经营的金银交引铺却颇兴盛，这是由于宋代大额支付中有时可以以金银代钱，有时又必须使用铜钱而不能使用金银，但长途跋涉携带巨额铜钱很不方便，通常又是携带金银的，在一些场合需要把金银兑成铜钱，在另些场合(例如出远门之前)又需要把铜钱兑成金银这就产生了金银与铜钱彼此兑换的需求。宋代实行人中制度和盐钞茶引矾引等制度，商人向官府缴纳实物或金银钱币须到异地领取盐茶矾等。
有时商人中途改变计划不愿经营原来准备的盐茶矾等专卖品，有时商人由于某种情况急需大笔现钱而他的资金都已被钞引占用，有时官方突然改变专卖法，要求商人补缴大笔钱才能领取盐茶矾等，诸如此类，商人都需要转让一部分或全部钞引以换取现钱。金银交引铺就是在上述两种需求推动下产生的，它的主要功能也就是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在南宋时期，由于普遍使用纸币，又产生了纸币与金银、钱币、交引彼此兑换的需求，这方面的事务自然也就由金银交引铺承担起来了。
明清时期的钱庄在开始阶段，其功能反不如宋代金银交引铺复杂。明朝初年既禁止使用金银和铜钱，金银、铜钱、纸币(交钞)三者之间的兑换也就无法开展。钱庄等开始活动大约是在使用金银铜钱的禁令解除特别是在白银成为法定货币以后。钱庄最初大约主要是经营白银、铜钱的兑换，当时白银、铜钱是两种最主要的货币，二者之间的兑换是经常需要的。所以，钱庄有些地方又叫钱铺、钱肆、银号、银行，即是说有些从铜钱这方面来命名，有些则从白银方面来命名。有些小钱庄干脆就叫钱桌，大约是因为营业时仅摆一张桌子，来兑的人随来随兑而得名。
这使人联想到西方的“银行(BANIK)”这个词，据说它是由“板凳”这个词演化来的。就是说，西方的银行家的前辈竟是市场上坐在一条板凳上兑换货币的摊贩。明代小说《金瓶梅》、《三言二拍》、《醒世姻缘》等都有关于钱庄的描写，说明钱庄在社会生活中已起到相当的作用。随着钱庄的发展，它们逐渐不满足单纯地经营钱、银之间的兑换。于是，传统的异地汇兑业务首先得到恢复，钱庄开始发行汇票。以上业务并没有超过宋代的金银交引铺，钱庄真正超过宋代金银交引铺，大约是在清代乾隆年以后。
钱庄在清朝前期消沉了较长一个时期，直到清中叶才又发展起来。据统计，自清康熙年间到道光十年(1830)以前，北京先后开设的钱庄有389家。在乾隆四十年(1776)到嘉庆十年(1796)二十年间，上海有钱庄106家。这些都表明钱庄在清代中后期较为兴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钱庄由于长期经营汇兑业务逐渐从钱庄中分化出来，演化为票号。清朝中后期的钱庄、票号在三方面明显超过宋代的金银交引铺，一是它们经营存放款，二是它们发行的钱票能在市面上代钱流通，三是票号和一部分钱庄在不同地区间形成网络，有的有多处分号。
据记载，乾隆、嘉庆年间，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因为要从四川购运铜绿，担心自天津往四川输送银两中途被劫，就在四川设立分号，兼营汇兑，后来汇兑业务越搞越大，成为著名的票号，山西票号遂由此发端。
别了,孔方兄山
机制铜元的大量铸行，排斥了方孔圆钱。这是因为铸铜元本小利大，铸普通制钱赔本。而铸大钱人们又拒绝使用，所以各地都乐于铸造铜元，不愿再铸造铜钱。但是，铜钱的铸造并没有立即终止。首先，机制制钱还有铸行，今存清末机制制钱数量颇多，其中有些就是铜元流行以后铸行的，例如宝广和宝福两局铸的“宣统通宝”机制钱即是。沫末可能也还有铸造非机制钱的钱局，例如今存“宣统通宝”制钱中就有一部分不是机制钱。另外，新疆地区在清末也铸行了“光绪通宝”和“宣统通宝”红钱。人一雅”行期
清末铸行的机制的和非机制的方孔圆钱，固然是较晚的一批，但这却不是最后铸行的方孔圆钱。大约在民国初年，铸行了最后一批方孔圆钱，这最后一批“孔方”是云南地区的东川(今云南会泽)钱局铸造的。有当十(较大)、当一(较小)两种。正面钱文为“民国通宝”，背面当十钱书“当十”，当一钱书“东川”。据说福建民国初年在铸行非机制的圆孔圆钱“福建通宝”的同时，也铸造了方孔圆形的“福建通宝”钱。又据说袁世凯梦想作皇帝时，也令人铸过“洪宪通宝方孔圆钱。此外，民国初年有个别地区曾铸过方孔圆形的开国纪念币。这些钱币极为罕见，可能都没有正式发行。
事实上，清末的机制制钱，已经出现改方孔为圆孔的情况。如山东铸的“光绪通宝”虽在穿孔处保留了方形穿痕，实际穿孔却是圆形的。度支部铸行的一文“大清铜币"，则完全是圆孔。与此同时，又出现了面值文即与小制钱等值的小铜元。这说明方孔圆形的传统钱币形式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播。精业去
铜元和各种无孔硬币逐渐取代了方孔圆钱的位置方孔圆钱的地位迅速下落，首先在大都市消失了踪迹。不过，在中小城镇和乡村，方孔圆钱还长期地与银元铜元等混用，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才完全退出流通领域。
方孔圆钱在中国行用了二千多年，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方孔圆钱之所以流行了那么久，除了前面讲过的它所具有的适合中国国情和作为普通铜币的优点外，它的方孔，便于贯穿，使铜钱的可分可合的优点得到充分发挥。但是事物的优点往往是同缺点相关联的，由于有了这个方孔，在制作上添了许多麻烦，也影响了币面图案复杂化、艺术化的进程。而这些，恰恰是银元、铜元及别种币材制造的硬币的优点，所以当“孔方”的独特优点--便于贯穿不再受到重视、变得多余时，它被取代的时候就到来了。
“孔方”被取代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也表现了社会的进步。钱币从有孔到无孔;虽然是很微小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当时中国社会在悄悄发生变化的一个征兆、一个微小的外在体现，所以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钱币的复兴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发行了全新的货币--人民币。此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中国清除了旧日残留的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回了各解放区的货币，制止了通货膨胀。随着暂时困难时期的渡过和经济状况的好转，1955年3月，兑收解放初期的旧人民币，发行了新人民币。
新中国的人民币在几个方面实现了多少年来中国人民的梦想，显示出自己的巨大优越性。一是人民币长期稳定，从形式到币值变化和波动很小。二是人民币真正成为唯一的法定货币，无论是外币(外国纸币和硬币)还是其他货币，一律不再在国内流通，货币达到了高度统一。三是人民币是不依附于任何一种外币的独立的货币。四是人民币在制造工艺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近年来，我们的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开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人民币也走出了旧日闭关自守的状态，开始走向世界，向国际化的方向迈进。人民币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中国钱币的历史也将翻开自己崭新的一页。中国钱币终将走在世界前列，中国钱币将再度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