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1896年9月9日-1986年1月16日），原名学愚，浙江上虞人。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曾历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胡愈之，《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做的却是共产党的事。实际上，他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名受中央特科直接领导的特别党员。直到1979年中央统战部公开他的党员身份，许多谜团才得以解开。
白色恐怖下的特别党员
1933年，是个风雨如磐的年份。国民党在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加剧了对国统区的文化“围剿”。4月23日，北平文化界举行李大钊安葬仪式，30多人被捕，随后又有几千青年被捕，共产党员洪灵菲，“左联七常委之一”被害。
1933年年初，以牧师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张庆孚，通过一个叫张志让的律师与胡愈之取得联系。张庆孚长得胖，人称“张胖子”，任左翼社会科学联合会书记。胡愈之得知他是中共党员后，同他作过几次长谈，表达了入党愿望。张则要求胡为党提供情报。于是，胡愈之通过邹韬奋和职教社了解民族资产阶级的动向，利用张志让与国民党要员孙科相识了解国民党的情报，通过保障民权同盟的法律界人士了解国民党政府司法方面的信息，通过在《申报》编辑部工作的二弟胡仲持搜集各种信息。他把搜集到的政治情报报告给张庆孚。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核心人物杨杏佛遇害不久，地下党员宣侠父主动找到胡愈之，要他隐蔽起来，把《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事业尽量保存下来，避免遭到更大破坏。
1933年9月，张庆孚正式通知胡愈之，中央组织部已经通过决定，吸收他入党，作为特别党员，接受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不参加基层组织生活，只和张庆孚单线联系，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身份出现。
周恩来的“天作之合”
早在1912年，由家里做主，胡愈之与姑表姐罗亚琴结婚。1914年，他离家到上海，考进商务印书馆。此后，胡愈之长期过着单身生活。尽管不断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但没有成功。
1940年7月，胡愈之从桂林乘飞机到香港。当时他还不知道要给他什么任务。他按照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的指示，找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廖承志。廖告诉胡，周恩来决定派他到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编辑部主任，实际上是总编辑和主笔。1941年元旦，胡愈之开始主持《南洋商报》编辑工作。他在新加坡整整工作了7年。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决定把曾经担任过生活书店《妇女生活》杂志主编的沈兹九从新四军根据地调到新加坡支援胡愈之的工作。1941年6月，沈到达新加坡。胡和沈早就认识。早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时候，胡愈之主持生活书店编辑工作，约请进步作者为书店办刊物，沈兹九应邀到生活书店主编《妇女生活》杂志。
到新加坡后，沈兹九同胡愈之一起工作，逐渐产生感情并开始恋爱。
1941年，胡愈之45岁，沈兹九43岁。9月，他们在一个临时租用的海滨别墅举行了婚礼。来宾是一些文化界人士，没有酒席，来宾自带一些半成品菜肴，大家在园子里席地而坐，野餐一顿。几位来宾还陪胡愈之打了几圈麻将。从此，这对革命夫妻一起生活、战斗了45年多，一直没有离开过。沈兹九认为，是周恩来促成了她和胡愈之的“天作之合”。
继续“留在党外”
胡愈之到西柏坡后，见到周恩来副主席时，一见面，周就问他：“你现在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意思是他的党员身份是否公开了。胡回答：“还是秘密的。”他接着向周恩来表达了想干新闻出版工作的愿望。周恩来接着说：“你是秘密的，还是做民主党派工作，如果公开了，就到新华社去。”
几天后，周恩来专门来到胡愈之的宿舍，同他谈了一个通宵，要他安心继续做统战工作。周恩来说：“我们胜利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还在后头。统战工作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做好。”
从此，他在中央统战部领导下继续做民主党派工作。
1986年1月15日，胡愈之先生患气管炎住院已经半个月了。他的精神很好，上午还与邻室的叶圣陶先生笑谈，活到90岁，没有什么不治之症，已经是人生的幸事了。没想到第二天，胡先生突然病重，遽然离世。医生说，是70多年的吸烟史造成的痼疾，是尼古丁要了他的命。这让我想到邹韬奋先生的一段回忆，那是在1932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会，会上有两个人吸纸烟，“他们都不用火柴，一根刚完，即有一根接上，继续不断地接下去”。他们正是鲁迅与胡愈之先生。
一晃25年过去了。前些天有人对我说，听说你在写“新中国60年出版家”，胡愈之先生可是一号人物。我就想，为什么是“一号”？是因为他漫长而富于传奇的革命经历？是因为他曾经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是因为他创刊《光明日报》和《新华月报》、主编“知识丛书”、出版农历《东方红》首印150多万册？是因为他1952年反对滥禁书刊，为《新逻辑学》、《红楼梦研究》、《鲁滨逊漂流记》、《田径训练图解》等图书解禁？还是因为他亲手为新中国建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出版体制，一直延续至今？
我觉得，这些还难以体现一位所谓“一号人物”的基本特质。我写出版人物，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在出版官员与出版家之间，并无必然的递进关系；职务性的例行公事，不足以反映一位出版大家的文化风貌。那么，胡愈之先生的基本特质是什么呢？
胡愈之先生之基本特质
上世纪初那一代出版人，大多与商务印书馆相关。胡愈之先生也一样，1914年在他18岁的时候，经张元济先生批准，他以练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理化部。那时他的本名叫“胡学愚”。作为一个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青年，他能做什么呢？在6小时工作之余，他一头钻进商务编译所的图书馆涵芬楼拼命读书。在1915至1918年间，他不但熟练掌握了英语、日语和世界语，还在《东方杂志》上发表160多篇著译文章。1918年，他开始以“胡愈之”为笔名发表文章。据说他这样做，意在表现对胡适先生“适之”的进化论观点的不满，而“愈之”就有了革命的意义。胡先生写作既勤且快，仅在1923年，就在《东方杂志》发表60多篇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
胡先生如此超人的才华源于何处呢？有人说，源于他的天赋。他3、4岁开始识字，5岁即能吟诗对句，被誉为神童。后来经常有人评价他“头特大，有异秉”。与他同在商务工作过的茅盾先生曾回忆说：“他身材矮小，头特别大，脸长额宽，……总拿着什么外国报刊，低头疾走，不大跟别人招呼。”1939年，邹韬奋先生在《我们的胡主席》一文中也写道，他有“诸葛亮”的绰号，“他的特征是脑袋特大”。“头大”说的是脑容量大，它的潜台词是一个人“天赋的才智”，或曰天才。毋庸讳言，胡先生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无论他做什么，一定会出类拔萃。
胡愈之先生之出版成就
先说办报刊。胡先生似乎有这方面的天赋，据记载，他在读小学时，就在家中编辑过《三日家报》和《家庭杂志》。在他70余年的出版生涯中，创办或主编了许多报刊，有些报刊非常有名；而且他创办报刊的数量之多，也排得上“中国之最”。请看，1920年他与人凑钱为家乡办《上虞声》，1921年协助郑振铎创办《文学旬刊》，1922年创办世界语刊物《绿光》，1925年与叶圣陶等创办《公理日报》，1926年参与筹划出版开明书店《新女性》，1934—1935年为生活书店创办或出版《新生周刊》、《文学》、《太白》、《译文》、《世界知识》、《读书与出版》、《妇女生活》、《生活教育》和《光明》，1936年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1937年创办大型文摘《月报》和《救亡日报》，1938年创办《团结》、《集纳》和《译报》，1941年任《南洋商报》主编，1945年在印尼创办《民主日报》、在新加坡创办《风下》，1946年创办《南侨日报》，1949年创办《光明日报》和《新华月报》，1984年创办《群言》。
再说书籍出版。在这方面，胡先生也是一位奇才。1924年为纪念《东方杂志》创刊20周年，由胡先生主持编辑“东方文库”，计82种，100册。1933—1935年间，由于邹韬奋先生流亡在外，胡先生在生活书店主持编辑工作，出版图书700多种，其中有名的丛书有“时事问题丛刊”、“学习与研究丛刊”、“黑白丛书”、“青年自学丛书”、“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和“新中国大学丛书”等，被邹韬奋先生称赞为我们的“诸葛亮”，有无限的“灵感”；被胡耐秋先生称赞为生活书店的“总设计师”。另外，1926年，胡先生还参与创办了开明书店，为其制定经营方针与出版计划。他在法留学期间，抽空在巴黎学习精装书的装帧技术，写信传授给开明书店的同仁们。被章锡琛先生称为“开明书店的参谋长”。
说道1926年胡先生在巴黎的旧事，1984年接受《人民日报》采访。他深情地谈道：在法国，重要的著作“一般装订是不切口的，封面也是纸的，不过上面印上书名、作者的名字。这种书买来后，要用切纸刀一页一页地裁开，才可以阅读。一些爱书的人都喜欢买来自己重新装订，装上皮面或者布面，以便永久保存。他们根据个人不同的爱好，选用各种皮和布，自己进行装订。所以书籍的装订便成为一种艺术，在法国和德国都有这种情况。只有英美的书，是装订好出卖的。鲁迅、周作人，还有一些日本的作家，都喜爱这种装订。如鲁迅的第一部译著《域外小说集》，就是不切口的。中国称为毛边书，鲁迅更称自己是‘毛边党’。” 对于爱书人来说，那是一段很值得珍藏的记忆。
回顾胡愈之先生的出版业绩，有3部书必须提及。一是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当时斯诺先生在上海，他收到样书后，送给胡先生。胡先生立即组织王广青、林淡秋、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和冯宾符12位译者分头翻译，他本人也以“陈仲逸”为笔名参与其中。为了顺利出版，胡先生把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他还为此书专门成立一家出版社“复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推出了新书。当时资金不足，杜月笙先生资助1000元，起了很大的作用。据说斯诺先生看到中文版非常高兴，但第二天早晨找到胡先生说，昨天他与夫人吵了一个晚上，因为胡先生在“附记”中称斯诺“夫人”为“爱人”，引起了她的误解，怎么解释都没用，他们只好挖改纸型，重印了事。
另一是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这部书稿600万字，由巴人、许广平编辑，拟出版20卷。胡先生也把它放到复社出版。为此，他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一是请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先生出面支持；蔡先生还题写了书名，并且在序文中写道：“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再一是组织陶行知、王纪元、巴金、茅盾、周恩来等人四处推介，书还未出，已实现认购百余部，预收款4万余元，孙科、邵力子等国民党人都认购了10套。保证了全集的出版。
说起来胡先生与鲁迅先生还有一点师生情谊。1911年他曾在鲁迅先生任学监的绍兴府中学读书约半年。有一次胡先生写游戏文字攻击同学，被鲁迅先生看到，所以给他的学期评语是“不好学”。但是胡先生很怀念那一段时光，他在晚年依然写道：“鲁迅是我最尊敬的师长。”据郑振铎先生说：“伟大悲壮的鲁迅葬礼的举行，也是他在策动着的。”
还有一套重要的丛书，即“知识丛书”。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胡先生编书之心不死。1961年，他召集包之静、王益、王子野、陈翰伯、陈原、金灿然在四川饭店吃中饭，提出由几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知识丛书”的创意。计划每年出五六百种，编委会中包括茅以升、竺可桢、华罗庚等，一共56人。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召开办公会，专门研究“知识丛书”出版的事。时任副部长的周扬先生说，由胡愈之做主编，“这等于有出版界的‘佘太君’出来挂帅，太好了。”胡先生亲自请竺可桢先生写《物候学》。丛书版式由范用先生设计，封面以蓝、绿、黄、红4种颜色分类。第一本是王力的《诗词格律》，后来还有金开诚《诗经》、杨伯峻《文言文法》、沈起炜《文天祥》、李俨《中国古代数学简史》、林森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华罗庚《运筹学》等，一共出版30多种。时至文革，丛书出版戛然而止，这也成为胡先生一生编辑工作的绝唱。
胡愈之先生之著作影响
再说一说胡先生的著述。他一生著作不是很多，上世纪9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胡愈之文集》6卷，还有译林出版社出版《胡愈之译文集》2卷，收入的多数是报刊文章。其实他20岁左右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写了第一本小册子《利息表》；他还写过小说《少年航空兵》，以及《汉译印尼语词典》和《印尼语语法研究》等。他1936年翻译的M.伊林《书的故事》很有名。1998年我们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时，还将此书收入“外国文化”书系中，陈原先生为新版写了序言。
胡先生最有名的著作《莫斯科印象记》，创作于1931年。那时他从法国学习归来，途径苏联作7日参观，归国后撰写此书，一年内再版5次，引起巨大反响。鲁迅先生曾写道：“这一年遇到两本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那么，胡先生在书中写了什么呢？他说，不是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主义。他写的“最大的奇迹是人性的发见”，还有“那样的制度填平了成人与孩子之间的鸿沟”。
应该说，在胡先生的一生中，他发表的报刊文章最有影响力，它们深刻地反映了胡先生天赋的才华与伟大的思想洞察力。比如，1915年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世界与与世界和平》，成为“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的人（朱光潜语）；1931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著名文章《寇深矣！》，率先提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主张；同年他在《社会与教育》发表《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率先提出与日本断交的主张；同年他首次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题为《一年来的国际》，率先预言日军侵占东三省，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3年他在《生活周刊》发表《民众自己起来吧！》，致使该刊被查封；1934年他在《太白》创刊号上发表“怪文”《怎羊打到方块字—提倡写别字和词儿连写》，被称为“汉字改革的先行者”；1937年他与夏衍先生在《救亡日报》头版，首先喊出“主和者就是汉奸！”的口号，此后又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上发表《谨防疫病》，反对对日妥协，引起毛泽东关于“反对投降主义”的著名论述。写到这里，我就想，这样一些“开先河、发先声”的英明论断，一个人一生能做一件，就已经不得了了；胡先生看似信手所为，落笔处石破天惊，实在称得上一个时代的巨子。
胡愈之是一位在新闻出版战线功勋卓著、曾对海内外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1949年10月1日,他以民盟总部工作委员会委员、《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由毛泽东主席主持的开国大典。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回顾胡愈之参加开国大典前后的往事,益增对祖国美好今天的热爱。
胡愈之于1938年离开上海孤岛,辗转至武汉、桂林等地推动抗日文化宣传工作;1940年受周恩来派遣经香港去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笔政,大力支持爱国侨领陈嘉庚在南洋动员华侨抗日救国的正义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曾在印尼苏门答腊度过了三年多的流亡生活;战后回到新加坡,先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和《风下》杂志,接着又创办了以陈嘉庚为董事会主席、他自任社长的《南侨日报》。随着国内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兴起,《南侨日报》成为对南洋华侨进行爱国民主宣传的重要喉舌。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后,1947年9月胡愈之被推选为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主任委员。1948年4月胡愈之离新加坡去香港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当时在港的民盟总部领导汇报工作。
1948年5月1日党中央发出召开不包括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积极响应。1948年6月新加坡英殖民当局颁布了“英属海峡殖民地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共产党非法,民盟组织亦遭取缔。胡愈之已不可能再回新加坡去了,其夫人沈兹九也被迫从新加坡撤回香港。当时南方局负责人方方考虑到中央正急需了解有关南洋、港澳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情况,遂决定先派胡愈之夫妇回解放区直接向党中央汇报。
1948年8月,当时三大战役尚未开始,还没有从香港直通解放区的船舶,只能通过党的秘密交通线前往。胡愈之夫妇扮成华侨商人,搭乘从香港去韩国仁川的英轮北航。途经上海时在吴淞口停泊一天以等候中转客货,胡愈之夫妇乘机冒险上岸密访胡德华、胡子婴等亲友,了解上海和国统区的最近政治经济形势。在听到反映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社会动荡的诸多生动事例后,胡愈之兴奋地得出结论:“看来,快了!国民党支撑不下去了,人心已经崩溃!”8月27日下午,他们安抵当时尚由苏军控制的大连,在那里受到主持当地党政工作的老友李一氓的热情接待。
据现存胡愈之赴解放区的日记所载,他们于9月7日上午在大连上船南行,第二天凌晨在胶东半岛东端俚岛登陆,宿小渔村,曾遇敌机扫射和敌舰炮轰。9月10日华东运输公司派卡车送胡愈之夫妇西行,同行者有陈毅夫人张茜等,途经石岛、平度、潍坊等地,汽车颠簸而行,经常半途抛锚。9月15日才到达青州郊区华东局所在地,见到康生、张鼎丞、饶漱石等人,此时已在进行解放济南战役。9月20日胡愈之一行从青州出发,乘汽车北绕惠民至德州换火车,24日到达石家庄,25日与新从香港经天津转来的王任叔、韩兆锷等人会合,26日由石家庄市委书记柯庆施设宴招待,27日受叶剑英电话邀请至郊区华北军政大学晤谈,晚宴时见到萧克和几位英国友人。28日上午胡愈之等在华北军大作有关南洋和国际形势的报告,下午4时由军大派车送他们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6时过滹沱河巧遇贺龙,凌晨3时才到达西柏坡周恩来住地。周恩来尚未睡,邓颖超闻讯后亦起床相迎,叙谈逾时,到中央社会部驻地休息时已近黎明。
由于胡愈之夫妇是为响应党中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首批从香港和南洋来到西柏坡的文化名人,因而受到中央的重视,给以较高的接待礼遇。9月29日中央社会部为欢迎胡愈之夫妇的到来举行联欢晚会。10月1日下午由李克农部长亲自陪同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并与朱德、刘少奇、李维汉、邓颖超、廖承志、胡乔木等众多领导人共进晚餐。10月3日下午胡愈之夫妇又一次去西柏坡参加中央聚餐,餐后受毛主席的接见,交谈半小时后,共同参加文艺晚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对久居海外的胡愈之夫妇竟不会跳交际舞,均感惊讶。
1948年10月26日胡愈之写成《人民自己的国家》一文。文中他以自己在解放区耳闻目睹的许多事实说明:“我到解放区以后所得到的最强烈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中国人民不但打败了蒋介石军队,而且也打败了封建恶势力,打败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打败了贫穷与饥饿这个最凶恶的敌人,人民不但能够打败他们的敌人,而且他们能够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国家。”这篇文章当时经新华社播发后,曾在海内外多家报刊登载。在2009年1月17日《天津日报》为庆祝天津市解放和该报创刊60周年而随报附送的创刊号复印件中,发现其副刊亦载有胡愈之的这篇文章。
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愈之于1949年1月31日进北平城,2月1日在前门城楼观看了解放军入城式,随后即为迎接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到来做准备工作。民盟总部迁北平后,胡愈之担任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并入住东总布胡同沈钧儒家中。早在西柏坡毛泽东与胡愈之交谈时就提到将来新中国要办一份给知识分子看的报纸。进北平后中共中央建议由民盟代表民主党派创办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光明日报》,于是胡愈之就承担起《光明日报》的筹建任务。他以北平市文化接管委员会委员的名义接管了《世界日报》,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由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于在1949年6月16日与读者见面。《光明日报》创刊号发表了胡愈之撰写的重要社论《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此前一天,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成立,胡愈之一直参加筹备会的工作,经常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到报社上班。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召开。会议期间,《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的国家新型的国家》等多篇社论,为人民民主新中国的诞生而热烈欢呼。
1949年10月1日胡愈之十分喜悦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由毛泽东主席主持的开国大典,10月2日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民主党派座谈会。10月3日,胡愈之以新华书店总编辑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给会议送来“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题词。10月19日胡愈之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署长。11月1日胡愈之和两位副署长叶圣陶、周建人共同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会。11月15日由胡愈之亲自筹划的《新华月报》创刊,并以其所写《人民历史的开端》一文代发刊词。12月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胡愈之被选为中央常委,负责组织委员会工作。1950年7月,他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从此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出版方面。同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在京召开,叶圣陶致开幕词,胡愈之做“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重要报告,应邀到会讲话的有朱德、吴玉章、郭沫若、茅盾等领导人。
1953年3月在中南海勤政殿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看到胡愈之在与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亲切交谈,即兴开玩笑地说:“新闻胡,出版胡,二胡拉拉唱唱”。足见毛主席对新中国新闻出版工作、对“二胡”的熟悉和信任。
他1911年入绍兴府中学堂读书。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当练习生。
1919年发起创立上海世界语学会。
1920年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撰写《五卅运动记实》。1928年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
1931年经苏联回国。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任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书记，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并与邹韬奋等共同主持《主活周刊》，宣传抗日救亡。
1933年参加宋庆龄等创建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临时中央委员。
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从事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起人之一。
1936年11月，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倡议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多种刊物，宣传抗日救国，同时编辑翻译《西行漫记》、《鲁迅全集》。
1938年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工作。武汉失守后转到桂林，参与创办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和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
1940年秋赴新加坡，任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主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王任叔、郁达夫等组织“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任副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与陈嘉庚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南侨日报》，任社长，并在新加坡领导建立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任主任委员。
1948年经香港进入华北解放区。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
1953年5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秘书长。
1979年7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5年任民盟中央代理主席[2]。
曾任职务
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盟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五届中央副主席[2]。
人物轶事
莫斯科奇遇记
1956年鲜花盛开的5月，中国出版署署长胡愈之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苏联。一天黄昏，胡愈之在莫斯科一家民族饭店前散步，一位衣襟上戴着世界语徽章的苏联中年人向他走来。这位中年人很有礼貌地用世界语询问他是否在1931年到过莫斯科？是否叫胡愈之？胡愈之肯定答复后，只见那位苏联中年人惊喜地说：“胡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当年接待过您的尼古拉·雷蒂可夫。”
这次见面隔了25年。
1928年，胡愈之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流亡到法国，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国，途径莫斯科。1931年，他在莫斯科逗留考察了7天，受到了尼古拉、德列辛等莫斯科青年世界语者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在莫斯科短短的日子里，胡愈之和尼古拉、德列辛等苏联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他写了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书，在此书中提到了尼古拉、德列辛等5位苏联青年世界语朋友。
那次见面分别7年后，1938年3月21日深夜，尼古拉突然被秘密警察带走。当时他以为被派去做翻译，直到被投进莫斯科郊区的一所监狱，才知道自己被逮捕了。尼古拉和其他的莫斯科世界语者一样，被定为“国际间谍”。4个月后，尼古拉被送到远东的海参崴，其后被流放到柯里玛。1955年11月，尼古拉被释放回到故乡莫斯科。第二年，他通过报刊得知胡愈之来苏访问，于是先后到几家大饭店寻找，终于得见老朋友胡愈之。两人畅谈友情，道不尽重逢的欢乐……[3]
参考资料
[1]
生平简介胡愈之纪念馆(引用日期 2018-01-03)
[2]
胡愈之中国政府网(引用日期 2021-07-05)
[3]
胡愈之莫斯科奇遇记人民网(引用日期 2021-0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