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同根同生，相辅相成。‘红色金融家’们，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依仗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利用专业知识保障了我们党的事业的建设，支持党中央的财政需求。百余年后的我们也应以此为激励，心存远大理想，立足脚下目标，将科研做在中国大地上，用知识和青春服务祖国。”
南汉宸，山西省赵城县（现并入洪洞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特地召他回延安，说：“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南汉宸临危受命，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协助中央狠抓财政工作，很快使延安的财政走出低谷，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延安党政军各界5 万余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形势发生根本好转。解放后，南汉宸出任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为建设新中国的金融体系做出杰出贡献。他在财经与金融战线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毛泽东多次赞赏。
毛泽东调南汉宸回延安做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9月，南汉宸由山西来到延安。他是被毛泽东召回的。当时，他正在山西“战动总会”工作。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周恩来介绍说：“主席，这是南汉宸同志。”
毛泽东笑盈盈地站起来，伸手示意让他在对面坐下，便从容地谈起来。毛泽东有些意外。因看过南汉宸写的《游俄视察记》，对他在白区的工作情况也比较了解，并曾多次派他作为中共中央或红军的代表进行工作。原以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又长期周旋于国民党上层，多次遭到蒋介石通缉，年纪一定大了，没想到他还这么年轻。
几句闲话过后，谈起正事。南汉宸简要汇报了他在山西的情况，然后，就听毛泽东说：“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你抽调回来，专搞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央已经决定你担任统战部副部长，同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情况是这样的，”周恩来解释说，“统战部是我们党新建立的一个部委，现在只有王明和柯庆施在那里负责。王明事情多，实际上主持工作的只有柯庆施一人，中央早就有意要加强那里的工作。你本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前一阶段因你在推动战动总会方面的工作，无法抽调回来。现在战动总会被迫停止活动，便决定调你回来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职务。”
“我恐怕负不了如此重任，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委托！”南汉宸说。
毛泽东说：“中央相信你，你就放心工作吧！”“这次要你去统战部，就是进一步加强统战部的领导工作，把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把握在中央的手里……参议会是边区的权力机关，一定要配合林老（林伯渠） 和谢老（谢觉哉） 等同志做好组织工作，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作为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金融史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家面对当时恶劣的社会、自然和经济环境，凭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勇气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金融奇迹。作为金融专业的一名学生，我们应该深入学习红色金融的理论，把握新时代红色金融的发展方向，提升科研能力，不断为创新现代金融理论、优化金融发展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受红色金融家南汉宸事迹的启发。南汉宸在国难之际勇于担当，他的事迹告诉我们，作为学生党员，我们要始终坚守初心，勇于担当，提升科研能力，将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知中国服务中国，为金融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南汉宸受任于国难之际，是中国金融业上的革命先锋，用勤恳的一生为红色金融指明方向。他在世时，不断引进金融人才并联合各大名校开设银行专修班，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金融精英，为国家的金融事业不断注入新活力。作为当今时代的新青年，也作为新时代的金融学子，我们应该秉承南汉宸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为金融事业艰苦奋斗、不求回报的高尚品格，努力在社会发展和国家金融事业上闪耀光芒。
中国人民银行首任红色掌门人—南汉宸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重要的开拓者，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就是这样一位功臣。他曾担任过杨虎城的秘书长，从狱中机智解救刘志丹同志，还为我国的金融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南汉宸凭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通过艰苦创业，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被金融界誉为无产阶级银行家、新中国中央银行的红色掌门人。
南汉宸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后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1952年10月当选为民建总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后又任党组书记。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从辛亥革命及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南汉宸几乎参加了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所有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特别是金融贸易与统战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党的优秀理财家、金融家、统战家、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曾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以他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关系，多次帮助、营救和掩护过党的一些同志。曾任新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
01
从辛亥革命到加入中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五天，南汉宸和十几个同学积极响应，回到家乡召集起一支两千余人的队伍回到太原，番号义务敢死队。在这支队伍中，南汉宸是位手持九响毛瑟枪带领百十人的队长。1917年，晋南革命人士联络陕西革命志士郭坚举义反阎，南汉宸也投身其中，在赵城集合了百余人。起义失败后，南汉宸被迫逃亡，直到第二年的秋天他才回到家中。
1922年，山西籍革命党人续西峰、景梅九等在天津酝酿反对北洋政府，邀南汉宸出山。1923年，南汉宸离家抵津，重新投入到反封斗争之中。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方改编为国民联军第一、二、三军，南汉宸参加了孙岳的第三军，在军中担任过军需官、训练处长、参议等多项要职。也就在这期间，南汉宸在与军中共产党人的接触中，逐渐了解和认识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找到了未来的希望和道路。
1926年9月，冯玉祥考察苏联回国，在国民联军总部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刘伯坚为副部长的总政治部;各军也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南汉宸担任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在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的具体指导下，南汉宸开始对共产主义有了较深的认识，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救中国的危机，并渴望自己能成为共产党的一员。
1926年10月，国民联军组织参观团访问苏联，南汉宸主动要求前往。启程前，他找到刘伯坚，郑重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伯坚素知南汉宸追求进步，遂和高敬轩一起介绍他入党。
02
西北军中的地下党员
1927年6月，参观团回到西安，蒋介石、汪精卫已公开叛变。南汉宸赶到潼关找到刘伯坚，刘伯坚嘱咐他一定要想办法继续留在西北军中工作。南汉宸听从组织安排，断续留在冯玉祥身边开展工作。当时，冯玉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南汉宸被委任为省政府秘书主任兼第一科科长。党内受河南省负责人任作民领导。
1927年冬，为加强对皖北工作的领导，中共河南省委决定让南汉宸带一批共产党员去皖北开展工作。南汉宸接到通知后，秘偕武勉之、高敬轩、刘仲华等直往皖北。他首先向地方党组织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然后决定将工作重点转向在当地驻军杨虎城部发展力量。杨虎城素闻南汉宸在孙岳处训练干部有方，热情邀请南汉宸等到他的第十军去。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干部学校，任命南汉宸为校长。南汉宸利用校长一职，在第十军中发展了不少党员。
1930年7月，杨虎城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0月，南汉宸被杨虎城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并专权全力整顿陕政。他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诸如潘自力、李畅英(即李大章)等共产党员，有的还被安排到十七路军和各地、县工作。1931年春，刘志丹被捕。南汉宸力劝杨虎城排除阻力下令放人，并请陕西名士杜斌丞从中斡旋，最后把刘志丹营救出来。
杨虎城处理的第二件事是恢复生产。南汉宸协助杨虎城在近三年的时间中，在关中大修水利，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整顿陕西经济，澄清吏治，改革文教，发展新闻事业，使得财政收入足够供养杨虎城的五万西北军。
1932年夏，国民党行政院电告杨虎城：南汉宸是共产党，证据确凿。南汉宸向杨虎城提出辞呈，并携妻王友兰东渡日本避难。1933年8月，南汉宸应吉鸿昌之邀回国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携妻回到天津，并找到组织。不久，南汉宸在上海中央局领导下，化名王剑秋，于平、津、沪之间从事特科工作，与王世英、刘仲华等一起，积极开展情报工作和国民党部队军运工作。
03
陕甘宁边区的理财能人
1937年9月1日，南汉宸随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程子华等同志前往太原与阎锡山商议抗战大计。10月1日，由各党、各派、各军及晋、绥、察各省政府代表组成的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
1938年9月，南汉宸被毛泽东同志亲自召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负责统战部的日常工作，同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1939年之后，抗战进入了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日军残酷扫荡和国民党加紧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陷入困境。1941年初，陕甘宁边区军政人员的温饱都成了问题。1941年2月，毛泽东在枣园召见南汉宸，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作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经毛主席亲自点将，军政经济多面手的南汉宸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承担起边区财经工作重任。
南汉宸上任不久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发行边区币，禁止法币流通；在不影响农民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强制性征粮并加强粮食管理，保障边区党军政机关的正常运转；大力发展生产，用边区的土特产到国统区换取急需的药品、枪支弹药等。在南汉宸的苦心操持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的好转，还为日后的革命事业攒下了厚实的家底。
1942年与1943年之交，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充分肯定了南汉宸领导的边区财政工作。
南汉宸在财政厅厅长任上一干就是五年，直到抗战胜利。其间，边区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得到较大发展，边区财政经济发生了根本转变，并为抗战胜利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积蓄了充足的物资。
04
新中国金融、外贸事业的功臣
青岛市红色文化研究会对胶东黄金抗战的研究中发现，1938年至1945年7年的时间，胶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水陆包括海上三条运金主要通道，共向延安党中央运送黄金13万两之多。经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研究，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出如下数据：可购买5.99亿袋小米、6.5亿袋高梁、4.99亿袋小麦，是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此，我们不难发现，南汉宸无疑也是胶东黄金抗战的重要参与者、知情者和用黄金打破国民党封锁的重要实践者和执行者，这笔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数额巨大的赤诚黄金，为当时筚路蓝缕的红色武装购买武器装备、军需物资乃至陕甘宁边区军民生活物资保障做出了卓越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南汉宸去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1945年，党中央决定由南汉宸组建一个较完备的财经工作班子到东北去，10月17日，南汉宸率领这支百来人的队伍从延安出发，奔赴东北。
1947年，中央批准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南汉宸等为副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并由南汉宸负责着手筹建全国统一的国家银行。南汉宸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副主任，后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其间，在统一货币的过程中，工委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筹备人民币发行事宜。南汉宸带领这个小组，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荣任务。
1948年12月1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银行和法定本位币。南汉宸成为新中国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旧址
第一套人民币
从1948年至1954年，南汉宸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岗位上工作了六年。其间，他把各根据地银行都统一为人民银行，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区设支行。同时，建立了各种专业银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冲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发展对外贸易，决定建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1952年4月，南汉宸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由25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新中国以昂扬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回国后不久，在南汉宸的推动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于5月4日成立，南汉宸担任第一任主席。
经过友好协商，1952年6月，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大会的三名日本议员应南汉宸之邀来华访问。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双方签订了总金额三千万英镑的民间贸易协定，这是新中国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与西方世界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谱写了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新篇章。
到1964年，新中国对外贸易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不攻自破。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我国农业、工商业的发展，还为国家换来了急需的外汇。南汉宸在其中的功绩值得后人铭记。
1967年1月27日，劳苦功高的南汉宸突发心脏病，猝然长逝，享年72岁。南汉宸为国为党为民奉献一生，始终把自己置于最末尾，鞠躬尽瘁。
毛主席多次说过
“要为汉宸立碑。”
其实，这块丰碑
早已立在了每一个中国人民心中！
1922年，山西籍革命党人续西峰、景梅九等在天津酝酿反对北洋政府，邀南汉宸出山。1923年，南汉宸离家抵津，重新投入到反封斗争之中。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方改编为国民联军第一、二、三军，南汉宸参加了孙岳的第三军，任军需、训练处长等职。
1926年9月，冯玉祥考察苏联回国，奉行亲苏政策，在国民联军总部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刘伯坚为副部长的总政治部；各军也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南汉宸担任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
在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的具体指导下，南汉宸开始对共产主义有了较深的认识，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救中国的危机，并渴望自己能成为共产党的一员。
1926年10月，国民联军组织参观团访问苏联，南汉宸主动要求前往。启程前，他找到刘伯坚，郑重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伯坚素知南汉宸追求进步，是个练达的政工干部，遂和高敬轩一起介绍他入党。
1927年6月，任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
1927年冬，任命南汉宸为校长。南汉宸利用校长一职，在第十军中发展了不少党员。
1927年12月，中共皖北第二届特别委员会在太和成立，南汉宸任特委书记。
1928年10月，南汉宸作信阳县长。他利用合法职位多次掩护革命同志转移，帮助安排工作。
1930年7月，南汉宸被杨虎城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1933年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南汉宸在日本收到吉鸿昌的电报，邀他回国共商抗日大计。但他回来时，抗日同盟军已经失败。南汉宸暂留天津在西北军中从事上层统战工作。
华北事变后，北方抗日浪潮如火如荼。南汉宸和王世英等在学校中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吸收了40余名党员，并且团结了许多著名学者，如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齐燕铭、吴晗等。
杨虎城在南京参加完国民党五大返回西安没几天，长征初到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见杨。杨虎城不知真假，复派省府科长、秘密中共党员崔孟博到天津找南汉宸询问。正巧南汉宸、王世英要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白区工作，遂同崔孟博一起到了西安。王世英见到杨虎城，证明了汪锋是自己的同志。王、汪同杨虎城经过商谈，在南汉宸早先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商订了四项合作原则。这些原则由王世英带给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同。从此，红军和西北军的合作序幕正式开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震惊中外。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征得杨虎城同意，决定调南汉宸协助代表团工作。
1937年10月1日，经阎锡山同意，由各党、各派、各军及晋、绥、察各省政府代表组成的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
1938年春节后，阎锡山电告续范亭到秋林参加会议，企图在会上通过解散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决议，以达到削弱新派力量的目的。
1941年1月28日，他主持草拟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把原来商人采取的以厘股摊派负担的办法加以改进，吸收大、中、小商人参加商会领导，结果方法虽然简便，收益却大增，粮食征收的具体措施也日臻完善。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中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所作的努力。
1947年，应董必武邀请，南汉宸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副主任，后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
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南汉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950年8月1日，在南汉宸主持下，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
1952年，南汉宸着手筹划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
1952年春，周恩来特派南汉宸主持贸促会工作，担任贸促会主席。[1]
1952年4月，南汉宸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率领由25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此次会议共有49个国家和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代表471人出席。
1961年，南汉宸访问拉美国家。在巴西，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邀请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古拉特副总统于同年8月应邀来华访问，南汉宸陪同毛泽东会见了巴西贵宾。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往来，有力地冲破了美国推行的新“门罗主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汉宸率中国代表团多次出访亚、非、拉各国。每次出访，他都坚持党和政府的外交原则，既增强了同亚、非、拉人民的友谊，又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在文化大革命“夺权”浪潮中，南汉宸遭到造反派的迫害，于1967年1月27日猝然辞世。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为南汉宸同志平反昭雪。
人物事迹
挚友杨虎城
上世纪20年代末，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路军政治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结识了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双方一见如故，并在以后几十年的交往中，二人成为肝胆相照的兄弟和挚友。
“七七事变”爆发后，被迫留洋的杨虎城因抗日报国心切，于1937年10月辗转归国，不料遭到蒋介石的监禁。
1938年底，南汉宸只身带领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秘密来到贵州的玄天洞看望杨虎城。杨虎城百感交集地说：“汉宸，我没有按你的意见坚持绕道从苏联回来，落此下场，悔恨莫及啊！”他一边抚摸着儿子，一边对南汉宸说：“看来我肯定是出不去了，今后拯民就交给你了。”并嘱咐杨拯民说：“今后一定要走你南叔指的路。”此次相见竟成两人的诀别。
1939年9月，南汉宸由山西来到延安。他是被毛泽东召回的。当时，他正在山西“战动总会”工作。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周恩来介绍说：“主席，这是南汉宸同志。”
毛泽东笑盈盈地站起来，伸手示意让他在对面坐下，便从容地谈起来。毛泽东有些意外。因看过南汉宸写的《游俄视察记》，对他在白区的工作情况也比较了解，并曾多次派他作为中共中央或红军的代表进行工作。原以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又长期周旋于国民党上层，多次遭到蒋介石通缉，年纪一定大了，没想到他还这么年轻。
几句闲话过后，谈起正事。南汉宸简要汇报了他在山西的情况，然后，就听毛泽东说：“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你抽调回来，专搞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央已经决定你担任统战部副部长，同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2]
“情况是这样的，”周恩来解释说，“统战部是我们党新建立的一个部委，现在只有王明和柯庆施在那里负责。王明事情多，实际上主持工作的只有柯庆施一人，中央早就有意要加强那里的工作。你本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前一阶段因你在推动战动总会方面的工作，无法抽调回来。现在战动总会被迫停止活动，便决定调你回来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职务。”
“我恐怕负不了如此重任，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委托！”南汉宸说。
毛泽东说：“中央相信你，你就放心工作吧！”“这次要你去统战部，就是进一步加强统战部的领导工作，把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把握在中央的手里……参议会是边区的权力机关，一定要配合林老（林伯渠） 和谢老（谢觉哉） 等同志做好组织工作，充分发挥它的作用……”[3]
手足傅作义
南汉宸与国民党著名将领傅作义原为太原陆军小学同窗，长期保持着联系，堪称“手足之交”。因此，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南汉宸便多次担任我党和傅作义的联系人。
1936年8月，南汉宸奉中共中央指示，携毛泽东主席亲笔信秘密到绥远，积极动员与鼓励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将军抗战。11月，傅作义率部迎击日军，取得百灵庙大捷。毛泽东再派南汉宸携亲笔信赴绥远。
1948年11月，东北大军进关后，中共中央在军事上对北平形成“围而不打”的态势，争取傅作义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曾发电报请中共中央派南汉宸作代表来进行和谈。当时作为傅作义副手的国民党将领邓宝珊单独约傅作义在“全聚德”吃饭。席间，邓宝珊从怀中取出了南汉宸的信，傅作义阅后频频点头。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最终与中共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古巴朋友
1961年3月，南汉宸率团访问古巴，并主持在哈瓦那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式。作为古巴革命成功后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古巴，南汉宸一行受到古巴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华侨的热烈欢迎。
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工业部长切·格瓦拉、武装力量部长劳尔·卡斯特罗等领导人分别与南汉宸进行会见和会谈，并参观了中国展览会。
4月，当古巴总理卡斯特罗正在与南汉宸会谈时，突然接到美军登陆吉隆滩的报告，卡斯特罗既要去指挥作战，又担心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因此心中有些不安。南汉宸平静地对他说：“你去指挥战斗吧，大不了我们和你们一起再上山打游击！”事后，卡斯特罗感慨地说：“中国才是真正的朋友！”
人物贡献
南汉宸是新中国中央银行的奠基人，是新中国的第一位金融家。从辛亥革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南汉宸几乎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所有历史性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特别是金融贸易与统战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我党的优秀理财家、金融家。[4]
新中国金融秩序的创建者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解放区迅速扩大，加强解放区金融管理任务紧迫，南汉宸带领人民银行严厉打击地下钱庄和投机资本的不法活动，仅在上海就查获地下钱庄26家，抄出大量支票、黄金、银元与美钞。同时，南汉宸积极组织推进合作社信用部的发展，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
1950年2月21日，人民银行总行召开全国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主席团成员有总行行长南汉宸，西北区行行长黄亚光，华东区行行长陈穆，中南区行行长陈希愈，西南区行行长王磊，东北银行行长王企之和天津市分行行长何松亭等人。会议指出，“1949年是在胜利的兴奋、艰难的处境与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局面由小到大，由分散到统一，由农村进入城市，承担了多样而复杂的业务，建立了统一的货币制度，建立了国家银行体系，为迅速恢复生产开展了各项业务。南汉宸在总结报告中强调，银行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方法去争取存款，积累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根据政务院统一财经工作、实行“三平”（财政收支平衡、物质调拨平衡、现金收支平衡）的决定，必须实行现金管理，因此1950年银行工作的中心工作是“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
1950年3月7日，中国银行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第一次董事会，南汉宸当选为董事长。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根据中央调整工商业关系的总方针，研究调整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金融业与工商业的关系以及金融业中的劳资关系，使金融业获得应有的调整与好转，适应达到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基本好转时期的需要。会议明确了国家银行与私营行庄业务范围的分工，规定了对私营行庄的原则要求与意见，拟定了对私营行庄的管理办法。8月1日召开了人民银行的第二次会计工作会议，总结会计制度试行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修订会计制度的原则，随后颁发了新的会计制度和出纳制度等一系列相关制度。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银钱业的新方向》，9月8日南汉宸对此项工作向政务院作了详细汇报。为了帮助私营行庄学习新中国的金融方针政策，10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组织成立了中国金融学会，会议推举南汉宸为理事长，同时出版了会刊《中国金融》杂志。10月10日召开全国第一次现金管理会议，总结现金管理经验教训，研究了加强现金管理的办法，之后颁布了《货币管理实施办法》。10月10日南汉宸奉中央人民政府之命，致电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总裁布莱克，指出中国在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中的财产及权益是中国人民的，只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才有处理中国在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中已缴股款及一切其他财产权益的合法权利；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对上述股款及一切其他财产和权益必须负保全的全部责任，任何非法处理均属无效。中国人民银行对于因此种非法处理而受到的损失，保留清算和追偿的权利。11月25日召开了全国银行计划、放款联席会议，规定了全国统一的放款章程，随后又颁发了放款原则及对工业、农业、商业、外贸等放款具体办法。12月2日召开了第一届全国银行人事会议，通过了《人事工作暂行草案》。在很短的时间内，南汉宸很快组织建立了新中国银行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稳定了金融秩序。[4]
外交成就
1958年、1959年南汉宸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亚非经济合作组织第一、二次会议，1959年又出席了该组织国际协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963年出席了在卡拉奇举行的亚非经济合作组织第四次会议，为这个亚非组织的创建、章程的制订和发展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64年赴平壤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1965年2月，出席了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经济讨论会，与40个国家的代表共商争取亚非经济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大计，对亚非团结和经济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南汉宸在1952年至1967年担任中国贸促会主席的15年间，在国际上发挥统战加经济工作的才干，先后率团访问过苏联、东欧国家、埃及、叙利亚、古巴、阿根廷、巴西、智利、巴基斯坦、马里、日本、朝鲜、阿尔及利亚、科威特等国，为新中国的国际金融与贸易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4]
后世纪念
邓小平亲自为南汉宸追悼会致悼词，悼词说：“南汉宸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好干部。他的逝世，是我党的一大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我们要学习他数十年如一日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襟怀坦白的高尚品质；学习他坚决贯彻、勇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执行周总理的一切指示，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不畏艰难险阻、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团结进步力量，对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的顽强意志；学习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
1993年陈云同志为《南汉宸传》一书出版题写了书名，本书引用范仲淹为修严子陵祠堂所作的诗，寄托了对南汉宸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位金融家、优秀的共产党人深切的怀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4]
参考资料
[1]
南汉宸与中国贸促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引用日期 2021-08-26)
[2]
毛泽东为何说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中国军视网(引用日期 2021-08-26)
[3]
南汉宸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引用日期 2021-08-26)
[4]
南汉宸 新中国第一位金融家华夏经纬网(引用日期 2021-0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