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原，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他不仅是新中国海关事业的开拓者，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经历。

孔原，新中国海关总署第一任署长，不仅一手创建了新中国海关，还奠定了中国海关垂直统一领导体制。虽然在任仅仅不到四年的时间，却给中国海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烽火人生

1949年6月,解放战争的烽火已经在长江以南已成燎原之势。在大后方的东北、号称“煤都”的抚顺也正在为支援前线开足马力加紧生产，而时任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市卫戍司令部政委的孔原忽然接到中央一纸调令，命他紧急赶赴北平接受新的任务。孔原，原名陈开元，化名田夫、石心、陈铁铮。1906年9月6日生于江西萍乡安源一个手艺人家庭。是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六月的北平，和平解放后的古都，此时已经是花团锦簇、杨柳依依，一派和平景象。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代表中央找孔原谈话，孔原长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毋庸客套直奔正题，但这次谈话的内容却让孔原始料未及。

遥想1927年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后，时任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的孔原参加了由周恩来、叶挺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

抗战爆发后，孔原从莫斯科列宁学院回国参加抗战。

1940年5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孔原担任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中共川东特委、川康特委、云南省工委、贵州省临时工委、湘鄂西区党委等开展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特务机关发布《处置异党活动的办法》黑名单中，头一个就是孔原。11月周恩来决定把孔原调回重庆八路军红岩办事处，接替博古担任南方局委员、组织部长。

1943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孔原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污为叛徒、特务，正是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澄清下，才得以纠正。

解放战争开始后，受中央指派。赴东北开展工作。

这次，周恩来副主席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由孔原负责筹备建立新中国海关总署的工作。孔原惊诧不已，他说：我连什么叫海关都弄不清楚，更不用说懂得海关业务了。并表示怕做不好，辜负了中央的信任。周恩来告诉他：不了解海关情况，不懂得海关业务，不能成为不去做的理由。革命取得胜利，收回了海关主权，难道还让帝国主义继续控制中国海关吗？

周恩来还特别提到：“新中国海关工作性质要求全国统一，要有具有一致对外的统一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人民海关。新中国必须把被帝国主义把持的旧海关加以彻底改造，使它成为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的人民海关。”

从此，孔原就全身心投入到组建新中国海关的工作中去。

继往开来

说到创建新中国海关，还要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说起。1949年3月的西柏坡，春寒料峭。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需首先采取的步骤。”

4月，在刚刚解放的天津，刘少奇专门听取了津海关的工作汇报，在草拟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中提出：在应即陆续建立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中，海关总署为负责管理全国海关的独立行政机关。这一草案经5月30日报送毛泽东，于次日正式下发。1949年7月，中央财委在北京正式成立。不久后组建了海关总署筹备处（简称海关处），办公地点设在原津海关北平分关。开创新中国海关历史的航船已经鸣笛。

从鸦片战争后的1854年起，海关主权旁落西方列强之手。旧中国海关始终为帝国主义的代表外籍总税务司统治着。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虽经过多次革命和政权变迁，不但未能削弱帝国主义在旧海关的统治，反而逐渐增加和巩固了它们的特权。只有到了解放，海关主权才是真正回到中国人民的手里。

然而此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而全国各地海关情况亦有不同。属于老解放区的9个海关，如满洲里、绥芬河、图们、辑安、安东、旅大、营口、瓦房店及烟台等关。它的特点是与国民党时代的旧海关没有联系，是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发展先后建立起来。组织和制度比较简陋，干部、关员大部来自老解放区，海关工作经验匮乏。另一部分是新解放地区海关，如津海关、江海关等是从旧海关总税务司署接管过来的，保留有原来一套比较完整的、严密的工作制度。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孔原顾不上洗去征尘，只身来到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接管的第一个大海关——津海关做调查研究。

长期的革命工作养成了他深入细致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一个多月后他就比较详细地熟悉了海关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具体业务和接管的情况。8月13日，孔原与时任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部长的姚依林、津海关税务司朱剑白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海关总署工作的初步意见》。

这是一份珍贵的文献，它就未来新中国海关的组织机构、职责任务、领导体制，甚至是未来海关领导机关的名称等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

时间非常紧迫，此时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从人员考察、选任到办公地点的选择，机构设置、工作条例、制度的制定，筹备工作千头万绪。日以继夜是孔原在这一段时间的最真实的写照。

海关总署的办公地点选在原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办公地——东交民巷台基厂头条胡同六号。

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原海关总税务司应民国政府要求迁往上海后，这座建筑就由津海关北平分关管护。这是一组英式风格的联体二层楼房，红砖外墙、尖陡的屋脊以及可以当作休闲茶歇的回廊。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里一直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办公地。

从成立海关处起，这座沉寂多年的建筑散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窗口的灯火彻夜不眠，人流穿梭不断。来自中财委海关处、上海原总税务司署及九龙关、江海关、津海关的各路精英汇聚于此，在孔原的领导下，开始了一个崭新而伟大的起点。

为了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了解全国各地海关工作情况并做好海关总署的筹备工作，孔原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并召开了解放区海关工作座谈会。

1949年9月23日下午，来自中财委、东北、山东、天津、上海、汉口、九龙等地海关代表共三十六人，齐聚在北京中财委海关筹备处会议室。会议在孔原热烈而务实的开幕词中拉开序幕。

会议还邀请到苏联海关专家克里夫什内赫到会介绍苏联海关的组织与任务。在会上，孔原阐述了对改造旧海关、建立新海关的基本构思。

会议从9月23日一直开到10月16日闭幕。期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些新中国海关的开创者们也涌上街头和亿万人民欢呼庆祝。

这次会议，就人民海关工作的方针任务和业务范围；全国海关组织机构及领导系统；新的中央海关总署组织条例草案及若干海关行政的与业务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成果。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海关历史性、奠基性的会议，许多成果直接决定或影响了新中国海关的组织建设、职责任务、领导体制等的形成，特别是奠定了新中国海关采取“独立自主、垂直统一”领导体制的基础，直到今天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此次会议闭幕后第三天，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孔原为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署长，丁贵堂为副署长。

根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政务院是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海关总署为其下设机构，其工作由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

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在北京正式成立，11月1日开始对外办公。

百废俱兴

海关总署成立初期，全国海关一般尚处在地区性的分散状态中，除东北老解放区各关外，其余各地海关，都是在解放时先后由各地各级人民政府或军管会分别接管。不仅海关的业务制度，人事制度各有不同，旧海关还包揽了包括港务、航务、灯塔助航、口岸卫生检疫、海岸巡卫诸多职能。因此有步骤地实行海关的组织改革和建设、统一海关业务制度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成为孔原领导的海关总署的当务之急。

根据周总理关于“首先应明确规定海关工作的新原则、新政策，确定人民海关工作的基本方向”的指示精神，孔原代政务院主持起草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于1950年3月对外公布。主要是解除了与海关无关的职能，强化了海关对外贸易管理的职能，是新中国成立后指导海关的第一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这份文件不仅在当时和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海关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他主持制定的“地方海关组织通则与各关编制暂行方案”，彻底解决了中国海关百年来耻辱的象征——“洋员”问题，完全取消了洋人税务司与总税务司制度；

孔原不仅派出多人赴华南等地视察，1949年12月还亲自陪同苏联专家克里夫什内赫到津海关调研考察，在天津海关发表重要讲话。

新中国海关是在“完整接收、逐步改造”旧海关基础上建立的。全国各地共有海关机构173处、人员过万人。旧海关留用人员占大多数，员工中不免残存的“超政治”、“崇拜英美”等错误思想；其他人员则对海关业务比较生疏、文化水平也较低。就拿海关总署来说，初期有四百多人，有原来海关总税务司署的留用人员、有解放区来的干部，也有原地下工作者。思想、认识多有不同，甚至是观点对立。由于解放战争仍在继续，海关总署内部的党组织并没有立刻公开。从东北、山东解放区来的党员和接管北平分关的党员如佘崇懿、高适融等与原税务司署中的地下党员如陈铁保、林大琪等，分别组成了两个党小组，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海关总署支部。如何把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孔原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新生的人民政府。年轻的新中国海关站到了打破封锁，发展对外贸易的第一线。1950年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是对年轻的新中国海关一次严峻的考验。大量的抗美援朝军需物资从苏联通过满洲里口岸，转运至朝鲜前线，同时，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进口设备也陆续到达满洲里口岸。口岸海关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孔原领导海关总署及时调整各关人员配置，积极支援前线。仅海关总署志愿赴东北工作者达147人。

孔原不仅政治立场坚定，业务精益求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虚心向旧海关留用的同志学习海关业务知识。他与原旧中国海关副总税务司、民主人士、新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的亲密无间的合作被传为一段佳话。

忠贞伉俪

1950年5月5日，政务院第三十一次会议任命海关总署各处处长，其中许明被任命为人事处处长。同时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分党委会选举许明为代表海关总署的党委委员。许明，又名朱玉筠。直隶（今河北）沧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重庆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许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员，中共中央社会部科长，沈阳市人民政府人事处处长，中共延边地委调研室主任、民运部副部长，中共抚顺市委秘书长兼妇委书记。1949年11月来京参与组建海关总署，许明是孔原的妻子。

他的婚礼，毛泽东夫妇到了，张闻天夫妇也到了，李富春同志、蔡大姐等也到了，还有王首道秘书长也到场祝贺，孔原幸福地喝了个酩酊大醉。

1951年孔原与许明的第二个孩子孔栋出世。

1953年1月，海关总署划归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领导，孔原被任命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兼海关总署署长。1954年9月11日起调任他职，孔原同志虽然领导中国海关仅仅不到四年，但那是新中国海关从无到有的四年，是充满革命激情的火红岁月。

1957年后孔原历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部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曾兼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参与组建国家安全部。

而许明后调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文革”中，孔原被以“黑帮”和“特务头子”的罪名打倒入狱，许明也遭迫害，1966年底服安眠药含冤自杀。

1985年7月，中国海关学会成立，孔原出任名誉会长。1989年4月，海关总署主办的《中国海关》月刊公开发行，他挥毫泼墨：“秉公执法、依法行政”八个大字，字里行间寄托了这位开拓者对中国海关事业的厚望。1990年9月21日这位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位新中国海关的创始者与世长辞。

新中国海关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风雨雨，由孔原亲手培育的中国海关忠诚党、忠诚人民、公正执法的海关精神也薪火相传、生生不熄。

孔原，原名陈铁铮，自幼跟随姑父长大。由于姑父是安源煤矿的工人，矿工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悲惨的生活境遇深深地刺激了他幼小的心灵，他从小便暗下决心要为劳苦大众谋幸福。

1924年，孔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南昌起义失败后，孔原被组织上派到上海从事工运工作，由于表现优异，又于次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8月，孔原学成归国后又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由于向忠发叛变，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一度遭受重创，孔原临危受命，出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从此开始了他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生涯。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组建南方局，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此时，正值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反共气焰十分嚣张。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迅速扩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越来越艰难。1940年，孔原接替博古担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之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与大后方抗日民主救亡和统战工作。

孔原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又有极强的组织工作能力。他一到重庆，就着手组建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以领导川东、川康、贵州、湖南、云南、鄂西、湘鄂边等地党的工作。重庆的环境异常险恶，连孔原自己都险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但他临危不惧，出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后，积极协助周恩来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既富有创见又具有操作性的构想。

孔原认为，越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就越是要埋头苦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要想尽办法把党组织转入地下，一方面及时充实可靠的干部，另一方面及时撤离暴露的干部。皖南事变后，孔原又提出要使党员在思想和行动上完全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做好长期埋伏的准备。他还大胆提出引导党员通过从事国统区的一些公开职业来掩护党的工作，在牢记初心使命的同时，要积极从事具体的社会生产，从而通过有效的“社会化”来掩护党的工作。1942年1月，孔原还特别提醒大家，在隐蔽时期的工作要尽量避免公开的“硬碰硬”，要广交朋友，不断创新党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为了强化地下交通人员的革命气节教育，孔原专门翻译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的传记，在《新华日报》上介绍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与纳粹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号召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们向季米特洛夫学习，既要在斗争中经受住考验，又要善于利用各种合乎当时国统区法律的手段进行斗争。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更加嚣张，国统区反共活动此起彼伏，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贵阳交通站、驻韶关办事处先后被迫关闭或撤销，中共贵州省委、鄂西特委等不同程度遭到破坏。为了应对这种严峻形势，孔原受南方局常委会委托，组织制定了保密工作六条规定，对内部文件的流转使用、日常保管，人员外出以及突发事件应对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大搞“短促突击”，经常在一些公共场合突然秘密逮捕被他们锁定的中共地下党成员，并不择手段地力求在两个小时内攻破一些立场不坚定、贪生怕死之徒的防线，然后再把那些人悄悄放掉，以便那些叛徒若无其事地返回岗位从事内部破坏活动。对此，孔原一方面反复强调要充分认识到敌人伎俩的恶毒和危害，另一方面从工作纪律层面明确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外出尽量“双人同行”，以保护同志、保全组织。

在孔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上，同时集中了南方局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周恩来正式提出了南方局细化落实隐蔽战线“十六字”方针的具体策略，即著名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工作策略，为抗战后期国统区党组织的发展、民主运动兴起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孔原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孔原，1927年任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国共内战时期，历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兼民运部部长、延边地委书记，中共吉林市委书记，中共抚顺市委书记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海关总署署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等职。孔原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六、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在中共第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1年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海关法。后历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外办副主任、总参谋部二部政委、总参顾问、解放军军人协会副会长。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9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家庭背景

故里：江西省萍乡市安源镇张家湾村。

妻子：许明（1919－1966）又名朱玉筠，直隶（今河北）沧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重庆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子女：孔丹、孔栋

转战东北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中旬，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孔原和其他4个党的重要干部带着一部电台离开延安。不久，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兼管东北局社会部工作。1945年12月上旬，孔原兼任地委书记。带领党员、干部同苦大仇深的农民唠家常、交朋友，用事实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对汉奸、恶霸依法给予惩办，没收其土地和财产。1946年12月16日，孔原成为省委委员，兼任省委民运部长，后任地委书记，积极组织各县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在此期间孔原已结婚8年之久，其妻许明才于1947年5月生下长子孔丹。

1948年是中国光明与黑暗进行最后搏斗的关键年月。5月，吉林省委决定孔原任吉林市委书记、警备司令部政委。他面临的两项主要工作是改造街以下政权和恢复工商业生产，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采取扶持的政策。同年8月，孔原出席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孔原等回到吉林市以后，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劳资双方签订劳资合同，规定共同恢复生产的条件和权利义务，坚决执行了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刘少奇西柏坡讲话精神，使经济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有了较大的变化。

1949年1月，孔原被调到辽宁省抚顺市，先后任军管会主任、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市卫戍司令部政委。不久，孔原带领市委、市府，按照毛泽东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国民经济的总目标，着重抓了煤炭、石油、电力等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出要恢复工商业，但遇到来自“左”的干扰和阻碍。他始终坚持党的方针政策，使抚顺的工商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为共和国立新功

主持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以及海关总署各职能处（厅）的办事细则和30多个海关业务规章。

农运动的骨干

安源党组织很快发现了这株好苗子。1924年秋天，安源团组织派他进入萍乡县立中学，以读书的公开合法身份，去开展学运、青运等革命工作。 进入萍中后，首先按照团组织指示，在学校成立了一个“互助社”的群众团体，并亲任互助社总干事。不久改为“策群社”，属萍乡团组织的外围组织，参加者大都是进步的青年学生与教员，还有部分县城里的手工业工人。

1925年为发展壮大党团组织，进一步开展学生运动，萍乡中学建立了学生会，他曾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国共合作时期，孔原还担任了县党部常委。县党部完全在党组织掌握之中。1926年北伐军到萍乡，动员和带领群众张贴标语、散布传单、举行集会，大造革命舆论，鼓舞人民群众，扰乱敌人军心，向北伐军通报信息，为他们当向导等等，为配合、支援北伐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声有色的学运成果，把孔原推到了萍乡县总工会纠察部长和县农协会的委员兼军训部长的领导岗位。1926年为镇压土豪劣绅，经过国民党县党部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会议决定，成立了萍乡县审判大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孔原曾任特别法庭庭长，成为萍乡早期的法官。

1927年5月间，党组织派孔原到武汉兵工厂去买枪，由于汪精卫叛变革命，革命形势骤变，枪没买成。党组织决定派孔原前往南昌出席省农民代表大会，从此他留在了南昌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前夕，安源有一二十个工人和萍乡中学一些进步学生去南昌找过他，身兼农协纠察部长、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等职的孔原均给介绍参加了军队，后来他们一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从此，孔原离开了萍乡，踏上了新的革命历程。

张国焘之弟平反

1984年9月，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已陈列就绪，正值领导审查阶段。孔原回到萍乡来到安源馆指导工作，听取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的陈列大纲和陈列内容的汇报后，他谆谆教诲工作人员。

张国庶同志是省中共早期领导人（曾任江西省委书记）。当时江西省委遭到了破坏，他临危受命，去恢复党组织，工作很艰难。他上任不久就被捕，没过多久又被国民党杀害，他们夫妻二人为党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事后，孔原为了追求真理，弄清事实，派人到中央档案馆、上海、南京等地查阅相关报刊（《上海申报》）等资料，并复印了相关段落，以证明张国庶同志没有自首。1985年9月26日在北京首都京西宾馆，孔原约见江西省委有关负责同志，郑重其事地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提出萍乡在宣传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他还反复讲明：“我提的看法不一定准确。要他们（指萍乡担负陈列宣传的相关同志）报告萍乡市委。市委如有不同意见，报告省委，以省委意见为准。”后来，市委领导指示安源纪念馆和党史办的同志将有关材料逐级上报业务主管部门。后经省民政厅批准同意，将张国庶同志作为烈士展出和宣传，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1986年11月孔原回萍乡参加萍乡中学80周年校庆。看到烈士馆的展出，还了历史真相，孔原非常高兴。时任安源纪念馆馆长的杨桂香还清楚地记得，在吃饭时，他心情特别好，席间他爱人张红同志不让他多喝酒，不让他吃蹄花肉（因为他患有高血压病），他兴奋得根本听不进去，一次一次地站起来频频举杯。

殷殷乡情

孔原同志长期从事调查、情报等秘密工作，因而他在职期间，很少会见家乡人，尽管如此，孔原同志还是带着殷厚乡情，想方设法接见了一些萍乡的同志。比如1958年，他在北京接见了由萍乡县委组织的农业代表团一行30余人，他和萍乡籍的另一位首长吴烈邀请傅开宗、刘忠焕等部分代表到王府井中央领导的招待点吃饭。虽然门口有警卫站岗，显得有点森严，但在进餐过程中，由于孔原等首长特别亲切和蔼，又是询问家乡的生产情况，又是打听家乡人的生活情况，又是探问你是萍乡哪里人呀……席间相互问候，欢声笑语，驱走了森严拘谨的气氛，掀起了一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情波澜。孔原那种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至今让我们难以忘怀！

1977年孔原任中顾委委员之后，工作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他似乎想把以前失去的乡情、亲情、友情一应补回来。1979年3月，他到中越边界视察，也特意抽空回乡，拜会市领导，走访亲朋，还参观了安源纪念馆。他欣然命笔为纪念馆题词，勉励从事党史宣传的同志们搞好党史宣传：“要为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勇前进。”此后，1984年9月、1986年11月他先后回到家乡，看望老家的左邻右舍、校友、同学，接见市委党史办和安源纪念馆的同志们。萍乡老乡到北京有事找他，他总是抽空热情接待，尽量关照。

1986年11月，孔原回萍乡时，安源镇和张家湾村的领导，邀请他再回原来住的老房子去看看，因为原房子已经破旧不堪，村里给维修好了。他应邀前往，到达九里坪孔家屋场时，村民都自发地站在那里恭候迎接。孔原喜出望外，兴奋不已！他跟村民们一一握手问候，还亲热地向年纪大的老人询问一些老邻居的名字和情况，听了他们清晰的回答后，深表谢意，并诚邀他们去北京做客。

接着孔原走进自家的老屋，用高兴而感激的口吻对镇村领导说：“谢谢你们把房子修好了！但你们不要挂牌子。我算不得什么，参加革命，为党为人民工作是我的本分，没有什么可宣传的。此房子我也不会再回来住了，就让家庭有困难的邻居住吧。”后来，镇和村里的领导按照孔原的意见办了。孔原的房子虽然没挂牌宣传，但它却成了孔原关心老乡、百姓的高尚品格的见证，将永远镌刻在萍乡安源人民的心中。[1]

媒体报道

孔原：安源走出去的共和国功勋

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萍乡安源孔原同志故居，缅怀这位从安源走出去的共和国功勋的光辉业绩。

从学徒到职业革命家

丘陵似锦，田园如画。1906年9月，孔原（原名陈铁铮），出生在这栋普普通通的民房——安源张家湾村的一个手艺人家庭。他母亲早亡，在安源矿当工人的表哥童水生家度过青少年时代。孔原目睹矿工的苦难生活，很快接受了进步的革命思想。1924年秋，孔原进入萍乡中学后，创建了萍乡青年团的外围组织——“互助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对压迫、剥削，提倡爱国、民主、互助、团结。1926年，孔原等人受命到醴陵与北伐军联络。不久，随同安源工会领导人袁德生代表萍乡赴南昌参加江西省工人代表大会和国民党代表大会。会后，被选为萍乡县总工会纠察部长，并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兼监察部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成立行业工会；建立工人纠察队；开办工人子弟学校；兴办消费合作社；开展劳资斗争。1927年春，孔原赴南昌参加由方志敏主持召开的江西省农民代表大会。长沙马日事变后，孔原在南昌任省总工会组织部长，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不久，他随部队南下，后赴上海，任上海沪西区工会组织委员、上海总工会秘书。1929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孔原和钱瑛及另外两位同志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秋，正值红军打下长沙，周恩来同志来到莫斯科，号召大家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孔原等毅然响应。同年10月，孔原到武汉做兵运工作，后来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干事、秘书。1932年初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组织部部长。1933年3月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负责恢复和主持北方局工作。1935年春夏之交，孔原作为中共白区党组织的代表于同年7月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国际互济会扩大会议，被选为国际互济会主席团委员，后进入列宁学院高级班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孔原主动请求回国参战，在由西路军余部组成的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任政治主任教员。1939年4月奉召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不久和许明结婚。1940年5月孔原随同周恩来副主席经西安、成都到重庆西南工作委员会任书记。不久，孔原被国民党发现，列入黑名单。为了保护孔原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把他调回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接替博古担任南方局委员、组织部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和林彪、邓颖超、孔原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孔原返回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期间，被诬为叛徒、特务、“红旗党”头子。后经周恩来、叶剑英同志澄清，其名誉得到恢复，并先后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

为共和国再立新功

1949年7月，新中国即将诞生，孔原奉调进京。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指示他负责筹建新中国海关总署。孔原顾不上休息，只身来到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接管的第一个大海关——天津海关蹲点，比较详细地了解了海关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具体业务和接管情况，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海关总署工作的初步意见》，阐述了对改造旧海关、建立新海关的基本构思。不久，毛泽东主席签署政府令，孔原为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署长。海关总署的成立，只是海关建设的开始，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新中国成立后指导海关的第一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1953年初，海关总署并入对外贸易部。孔原调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主管海关工作，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事业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工作。1957年后，他历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部长，积极参与制定并组织贯彻执行我党我军对敌隐蔽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孔原还曾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58年兼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积极协助国务院管理外事工作和指导各部门及地方的外事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关押达7年之久。其妻许明曾任周恩来副主席秘书和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也被迫害至死。他的两个儿子孔丹和孔栋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在逆境中，他与林彪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5年，孔原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政治委员。1980年任总参谋部顾问。1983年作为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了国家安全部的组建工作。1985年，他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离任后，他仍旧关注国家的建设，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

孔原同志功勋卓著，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9月21日，孔原与世长辞。

人物评价

孔原长期从事调查、情报等秘密工作，不少萍乡人笑称他为“特务头子”。他的探亲访友、接待会客均受到约束。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尤其是在党的情报工作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孔原生性聪明伶俐，记性好，办事灵活，点子多，胆子大，在私塾读书时，学习成绩优秀，深得老师赞赏。由于他孩提时就常跟着表哥童水生到安源工人俱乐部去玩耍，与工人接触频繁，革命的思想早已在他幼小的心灵和脑海中萌发、生长，他表现出来的较高的政治热情与敏锐性在同龄青年中已崭露头角。[2]

参考资料

[1]

杨桂香铭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写在孔原逝世20周年之际《党史文苑》2010年第15期2010年

[2]

孔原华夏经纬网(引用日期 2015-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