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924年至1930年在江苏扬州中学读书。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与领导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宣传组织活动，主编《海霞》等进步文艺刊物。1933年至1934年底在浙江大学学习时，组织秘密读书会，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5年至1937年，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是党在上海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1937年7月到达延安。在抗日战争初期，先后任青训班负责人、中共中央青委委员、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从1941年2月起，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在延安工作期间，协助毛泽东编辑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用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历史文献。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参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开展后，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并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党的七大。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为该决议的最后形成作出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作为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随行人员，同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进步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解放战争期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8年4月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8年2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为《解放日报》、新华社撰写和修改大量社论、评论和新闻。撰写的《驳蒋介石》、《无可奈何的供状》等重要社论。1949年3月，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关于新闻工作的发言。党中央进驻北平后，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至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先后参加《毛泽东选集》第l至4卷的编辑工作，参加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56年党的八大主要文件。以及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撰写过许多重要社论和新闻。他也是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者，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主持修改《关于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等重要文件，有力地配合了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粉碎“四人帮”后，全力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在1978年10月国务院务虚会议上发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讲话，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作了初步的理论论证。1978年12月列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负责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并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央副秘书长。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0年至1981年，在邓小平等主持下，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接着又负责起草十二大的重要文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党史研究和档案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历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领导《毛泽东选集》第l至4卷第二版的修订工作，亲自编辑《毛泽东诗词选》新编本。协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等著作。在纪念建党70周年时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他一生的最后一篇力作。提议撰写和参与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首任院长，先后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

是中共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二届政治局委员，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第三、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一，1959年，毛主席批评秘书胡乔木：你怎么敢顶撞副主席

纵观毛主席的一生，他的身边有无数笔圣，帮助毛主席处理文书问题的“笔杆子”，但在众多的笔杆子中，毛主席最欣赏的莫过于胡乔木。早在抗战时期，毛主席就夸胡乔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不仅继续担任毛主席身边的秘书，还被委以新华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和我党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这足以证明毛主席对胡乔木的赏识和信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备受毛主席欣赏和信任的“能人”，在1959年却遭到了毛主席毫不客气的批评，毛主席指责胡乔木道：

“你不过就是一个秘书，怎么敢顶撞副主席？”

那么，毛主席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批评了胡乔木？胡乔木顶撞的“副主席”究竟是谁？曾备受主席欣赏的胡乔木，究竟后来有着怎样的人生结局？

毛主席为何批评胡乔木

胡乔木在当时“顶撞”的副主席，正是当时在我党内担任副主席职务的陈云。

然而，正如毛主席所言，胡乔木在当时不过是毛主席的秘书，纵使有我国新闻总署署长、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在资历和职位上也逊色陈云一筹。胡乔木对陈云的“顶撞”，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如果我们想要探寻事情的真相，就不得不要把时间的指针拨向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在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陈云被调往中国东北，担任北满分局书记一职，负责主持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在东北全境解放后，由于陈云经略东北得当，东北成为了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稳固的大后方，为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后，在地方颇有经济工作经验的陈云又被调往上海，与陈毅一起打击上海的不法商贩，先后发起了“米棉之战”“银元之战”，稳定了共和国的市场物价，帮助共和国平稳渡过了这场潜在的经济危机。

1953年，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际，陈云再度被委以重任，负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最终，在陈云的主持下，共和国不仅提前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而且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华夏大地上正式得以确立。

在陈云取得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成就后，就连毛主席都不由得称赞陈云，说他是党内“搞经济的一把好手”。

共和国在成功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便迅速朝第二个五年计划迈进，以求尽早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由于共和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共和国制定了更高的钢铁指标。

然而，陈云在这份更高的钢铁指标里看出了共和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隐忧，正所谓“欲速则不达”，人不可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于是，陈云便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表示可以适当放缓对共和国钢铁产量的指标，让共和国的钢铁产量尽可能实现稳步的增长。

毛主席在面见陈云之后，对陈云的意见表示了肯定，认为钢铁产量的稳步上升和波浪式前进，才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考虑到这项经济措施最终要实现落地，所以毛主席对陈云说希望他能够以一份正式的文书，来表达自己的建议。

于是，陈云回到家中后，立即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份正式的建议书，并将这份建议书交到了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手中，希望他尽快交给主席批复。

然而，令陈云、毛主席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向认真仔细的胡乔木，竟然忘记了这件事，迟迟没有将这份文书交到毛主席的手里，以至于陈云误以为是主席对他的建议有所保留，于是再次见面了主席，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二，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曾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在主席身边20年

毛泽东作为中共的领导，曾经有过不少的秘书。但是在陪伴他的这些秘书中有一人是他离不开的，那就是深居中共高层50余年，以道德文章而闻名的胡乔木。胡乔木在党内的地位有多高呢？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称赞他：胡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

说来有趣，虽然他是毛泽东的秘书，但是在他来到毛泽东身边之前，他与毛泽东没有一句交流。毛主席之所以能认识他，得益于他发表的一篇文章《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毛主席开始注意到这个叫胡乔木的年轻人，在毛泽东的一个秘书被调走之后，他便要求让胡乔木来给自己当秘书。在王若飞找到他，让他当毛主席的秘书之后，他非常震惊，同时也不太自信。他也从来没有当过秘书，没有什么经验。但王若飞让他放心去干，说既然毛主席选择了他，就一定有选他的道理。于是胡乔木便到了毛泽东身边，当起了他的秘书，这一当就是20年。

虽然在胡乔木来当秘书之前，他与毛主席没有说过话，更没有见过面，但是很快他就用他的文采让毛主席再也无法离开他。在解放战争爆发之后，胡宗南攻下了空城延安。为了精简当时跟随毛主席一起撤离的部队数量，胡乔木被刘少奇等领导人分配到其他地方参与党的土地改革。在毛主席三番五次要求把胡乔木调回之后，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发出加急电报，让胡乔木快点归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胡乔木已经是很多要职在身的人了。可以说，此时的胡乔木已经是新中国的文化宣传第一人。尽管有主席的关怀和总理的支持，胡乔木还是病倒了。他突发胃出血，不得不送进医院动手术。为了他的病情，周恩来两次亲自到医院中参加专家会诊在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之后，他的情况有了不少好转，于是又重回工作岗位。在他回家几个月后，刘少奇找到了他，希望他起草建党30周年的报告。那年的夏天非常热，写作又需要集中精力，所以胡乔木常常大汗淋漓。为此，他直接找来一个大澡盆，在澡盆中灌满水，他直接泡在木桶中写作。就这样在坚持了一周多之后，他终于完成了五万多字的建党30年报告。在写完之后，他将文章送至毛泽东处审阅。没想到几天之后，他的文章被退了回来。随着文章一起被退回来的，还有一封信，信是毛泽东亲笔写的。信上说这篇报告将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胡乔木从事秘书工作十余年，第一次以本人的名义发表文章，这也是我党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1954年，他又跟随毛泽东起草宪法，又因为此事累得病倒不得不去苏联养病。后来他又因为与刘少奇的一些争执和自身身体原因，向毛泽东告假，希望休息一段时间。毛泽东希望他身体真正康复，所以让他休养一二年再回来。于是胡乔木便离开了毛泽东身边。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毛泽东知道他回来后与他简简单单说了几句话，但他没想到这是他与毛泽东的永别。十年之后，毛泽东去世，胡乔木痛哭要求为毛泽东守灵，但是被江青等人粗暴地拒绝了。在老一辈领导人粉碎了江青等人的四人帮之后，胡乔木重新回到了中央秘书处来起草重要文件。改革开放时期的诸多重要历史文件，都是他起草的。

1992年，胡乔木在北京逝世。按照他自己的遗嘱，他的骨灰被撒在了他与毛泽东初次相识的延安。他曾经说过的话，也被人们奉为座右铭：愤怒出诗人，但愤怒出不了历史学家。

三，“党内第一枝笔”胡乔木

胡乔木同志1912年6月1日出生于盐城县鞍湖乡张本村，时值辛亥革命之期，其父胡启东先生寄希望于后代，故据“革故鼎新”之成语，取名“鼎新”。后取“乔木”之名是去延安后的事。

胡乔木自幼秉受父亲胡启东的训教和熏陶，学习勤奋、博览群书、正直谦逊、向往进步。

1924年，12岁的乔木考入扬州省立八中（即扬州中学），才华渐露，初二时，他的作文成绩闻名全校，经常被选作范文传阅，并获嘉奖，博得神童之美誉。1930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先学物理系，后改读历史系，同时他还经常旁听其他系的课程。在清华，他与共产党人有了紧密的接触。1930年下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与领导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被校方发觉，乔木被迫中断学业，被父亲接回盐城。在家一年中，他读了很多书，家中的《二十四史》和他父亲的诗集、文集以及其他藏书他差不多都读完了。在盐城期间，他继续地下工作，1932年秋，由当时中共盐阜特委书记嵇银根介绍入党，并从事宣传组织活动，主编《海霞》等进步文艺刊物。1933年下半年因中共盐阜特委叛变，乔木转入浙江大学读书。在校期间，他组织秘密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领导学生运动，1934年底学校开除并被特务追踪而离开杭州到上海。在上海，他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并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和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工作，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是党在上海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在上海期间，他为《路灯》、《时代评论》、《知识》、《学生呼声》等刊物撰写过许多文章，同时在革命活动之余，他还见缝插针地写了一些如《向别字说回来》、《全国拉丁化汇通方案》、《“八月的乡村”》等文字学和文学方面的文章。1936年4月，乔木的哥哥胡达新（当时在河南焦作从事铁路工程工作）到上海，邀请他们三人回老家参加他的婚礼，出于同胞之情，乔木抽空回盐城，这是乔木同志最后一次回家乡。

1937年5月，乔木同志奉党组织的命令奔赴延安。抗战初期，他先后在中央宣传部、战时青年训练班和中央青委工作，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向奔赴延安的大批进步青年和边区青年进行革命教育。在此期间，他为青训班和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写过班歌和校歌。1938年7月，他与青训班女生指导员李桂英（后改名谷羽）结婚。从1941年2月起，他担任毛泽东同志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尽管后来他担任过许多职务，但这个职务一直继续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这是乔木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同毛主席朝夕相处，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工作学习，无论在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效法毛主席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是极好的机会。由于乔木同志有较长时间的革命斗争经历，同时又具有深厚广博的中西文化知识基础，清晰的理论思维和畅达的文字表达能力，很快成了主席得心应手的助手。在延安期间，他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写了大量的新闻、社论和评论文章；协助毛主席编辑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历史文献。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他参加与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文艺座谈会上，他将毛主席的两次即席讲话认真记录，整理成文，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席十分满意，亲自修改，公开发表，并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他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并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他参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为决议的最后形成作出重要贡献。1945年8月，他作为毛主席随行人员去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接着他又去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参加土改。1947年4月，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历经艰险。1948年4月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后，毛主席委以重任，要他主持新华社工作，既当总编又当社长，接着又任中宣部副部长。1948年2月，主要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受到毛主席的赞扬。他为《解放日报》、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大量的社论、评论和新闻。他撰写的《驳蒋介石》、《无可奈何的供状》等重要社论，在党的宣传斗争中成为犀利的投枪。同时，新闻宣传工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有力配合作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乔木同志作关于新闻工作的发言。对此，毛主席十分高兴地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

党中央进驻北平后，他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并出席会议，为新中国的诞生做了许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同志主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任职。1950年到1954年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在1951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新中国第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简明党史。他先后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编辑工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付出大量心血。他参加起草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撰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在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深刻阐明党中央的主张，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撰写过许多重要社论和新闻，为新闻出版队伍的建设作出了很大努力。他也是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者，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对于推动上述工作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十年代后期，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错误，乔木同志是党内较早觉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错误的负责同志之一。1959年7月，他主持草拟的庐山会议议定纪要，是一份力图纠正“左”倾错误的文件。1961年他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搞农村调查，调查后起草了《农业六十条》，后来割“三分供给”尾巴，取消公共食堂，都是乔木从中起了作用。庐山会议转向反右倾斗争，是乔木始所未料的，他心身交瘁，种下了极度精神疲劳的病根，加之长期的劳累，1961年下半年起，乔木同志不得不长期离职疗养。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基本处于休养状态。

在“文化大革命”中，胡乔木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他不断被揪斗，家也被康生从中南海赶出来了。由于周总理的保护，加之毛主席又特意来到他家门准备看望乔木，这才使他从厄运中解脱出来。在逆境中，他仍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反思。1975年他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积极投入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整顿，主持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等重要文件，为坚持贯彻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思潮作出艰苦的努力。

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同志在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同时，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拨乱反正重新确定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了坚决而有成效的斗争。他在1978年10月国务院工作会议上发表的《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讲话，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初步的理论论证。他列席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负责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为实现历史性转变做出和积极贡献。在这次全会上，他被重新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任中央副秘书长。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继续负责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对理论工作的指导。1980年至1981年，他在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接着又负责起草了十二大的重要文件。在这些重要文件的起草过程中，乔木同志日夜操劳，殚精竭虑，为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肯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创立和制定党在现阶段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他对新时期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提出的一些建议，得到中央的采纳。十三大以后，他退居二线，仍积极关心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的实施，关心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积极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邓小平同志曾赞赏地称胡乔木同志是“党内第一枝笔”。

胡乔木同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党史研究和档案管理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历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领导《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的修订工作，亲自编辑《毛泽东诗词选》新编本。全力协助邓小平同志审定《邓小平文选》等著作。他不顾体弱多病，编辑出版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各种著作。在纪念建党七十周年时，他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他一生最后一篇力作。同时还提议撰写和参与审定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并在病床上为该书写了题记。这时间距他逝世只有十三个月。

胡乔木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首任院长，又先后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他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尊重老科学家、知名学者，关心中青年研究人员的成长。他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在社会科学界、宣传文化界受到普遍的推崇。他被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视为良师益友，思想宣传战线的许多骨干人才，都受到他的亲切培养和熏陶。

胡乔木同志历来关心文艺工作，他大力倡导文艺应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鼓励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繁荣文艺创作。他在1981年8月发表的《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讲话，对于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胡乔木同志是中共第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三届、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胡乔木文集》和他的诗选。

乔木同志毕生忘我工作，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由于长期紧张艰苦的工作，乔木身患多种疾病，年青时他就患有严重胃病，1951年，他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后又因胆结石切除。六十年代后，他一直患严重神经疲劳症，1990年9月，他确诊为癌症，在身体极度虚弱，化疗反应强烈直至癌细胞扩散造成骨折的情况下，他靠“兴奋剂”和镇静药交替使用，仍清晰思维，忍受病魔折磨笔耕不止。直到临终前夕，他还觉得自己“此生回顾半虚度”（乔木写给谷羽的诗句），有许多事情应该做而未能完成。1992年9月28日，乔木同志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胡乔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一生。他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的思想宣传事业，奉献给了党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和编纂工作。他无愧于“党内第一枝笔”的称誉，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永远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

四，胡乔木：毛主席25年的秘书，10年未见主席，最后一面成遗憾

“如此江山日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胡乔木

提起胡乔木这个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

或许他没有别的文人声名远扬，或许他不如十大元帅那样家喻户晓，但是他的身份可不简单。

胡乔木曾是宣传部的部长、也曾是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更是曾今担任过中央副秘书长一职。

可是，哪怕他身份再多，对于他而言，他最基础的身份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伟人毛主席的秘书。

胡乔木做了伟人25年的秘书，却由于各种原因，有近10年见不到伟人。他与伟人的最后一面，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直到晚年时，他仍在后悔，后悔自己为何没多与毛主席说说话。

这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和胡乔木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一)、出身名门、才华横溢

1912年，胡乔木出生在江苏盐城，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盐城爱国人士：胡启东。

胡启东出生时家境富裕，自小他便认真好学，喜文善读，尤其对于诗词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留下了多部传世经典。

他曾经是抵抗袁世凯的斗士、也曾与刘少奇、陈毅等人共同商量过抗日大事。

胡乔木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对文学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在其父亲的启蒙下，还没上学，就有了很深的文学基础，可以诵读、背诵许多首诗词。

胡乔木上学之后，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在上中学之后，更是开始创作诗词。是学校中有名的才子。

18岁高中毕业后，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并成为共青团的一名团员。

身为著名爱国人士的孩子，胡乔木很早就想要成为一名爱国的党员，有着深深的向往，成为一名党员，也成为了他少年时小小的愿望。

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个愿望在他22岁时，就得以实现。

此后的日子里，胡乔木就积极地投入到抗日的运动当中，他以笔为武器，撰写了多篇发人深省的文章，在抨击日军惨无人道的罪行的同时，也倡导国人勇敢起来，抵抗日军的侵略，守卫祖国、保卫家乡。

胡乔木才华横溢、文采非凡。先后任职共青团委书记、共青团宣传部部长等职，1937年后，更是调到了青年联合会办事处宣传部工作，担任部长一职。

他在宣传部工作时不但认真负责，每一篇宣传稿件都要核对无数次，确保用词、用字的准确，还经常妙笔生花，写出一篇又一篇激励人心的文章。

在那段时间当中，宣传部的文章无疑是鼓励大众人心，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之一。

1939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胡乔木发表了一篇名为《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胡乔木再次展现了他出色的文笔，以及独特的观点引起了无数人的深思，被人们牢牢地记住。

二)、一鸣惊人、成为伟人身边的得力干将

1941年，胡乔木刚刚结婚不久，时任秘书长的王若飞，就找到了胡乔木为他送上了新婚祝福，此外，王若飞还告诉他了另外一个好消息：伟人将他“点名”了。

听罢这个消息，胡乔木十分震惊，后来，王若飞告诉胡乔木：

“伟人身边缺了个秘书，点名叫你去任职。”

对此，胡乔木感觉到受宠若惊，他从来没见过毛主席，更没接触过，为何毛主席会如此看重他？这让胡乔木十分不解。

后来，经过王若飞的解释，胡乔木才知道。原来是因为1939年写的那篇《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受到了毛主席的赏识，从而经过一番了解，觉得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因此才决定将他调到身边当秘书。

胡乔木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尴尬异常、忐忑不安，毛主席在他心中的形象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他从来没想到会有机会面见毛主席，甚至还会在一起“共事”。

可是尴尬的气氛并没有维持多久，毛主席只是简单地询问了一下胡乔木的信息，就开始了埋头工作。

这让胡乔木更加地不安，他从没有过做秘书的经验，更没有跟毛主席接触过，不熟悉毛主席的脾气、习惯，甚至他当时连自己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都不知道。

直到他看到毛主席在校对文件，胡乔木赶忙跟毛主席申请：“校对的工作就交给我吧！”毛主席笑着同意了。

面对着上任后的“第一份工作”，胡乔木异常地用心，数百篇的文件竟然没有一个错词、错字，甚至连每一个标点都准确无误，这让毛主席十分满意。

不久，胡乔木就接到了他的第一份写作的任务，毛主席让他针对“苏德战争”，撰写一篇名为《苏必胜、德必败》的文章，并为胡乔木指明了此文撰写的大致方向。

胡乔木接到任务后，就马不停蹄地回到自己的窑洞进行撰写，仅仅用了一个小时，就将文稿赶了出来。

文章内容言辞犀利，各项分析也井井有条，毛主席只是稍作修改，就可以发表了。这让毛主席对于胡乔木的能力大为赞赏，对他也是委以重任。

此后，只要毛主席出席的场合，经常都可以看到胡乔木的身影。

1945年，毛主席带领周恩来总理等人，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常伴在毛主席身边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常年陪伴在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另一个就是胡乔木了。

胡乔木亲眼见证了此次谈判的全部过程，然而仅仅过了两个月，蒋介石就在新年讲话上，单方面地撕毁协定。

面对着此种情况，毛主席当即点名胡乔木，撰写文章，将事实写出，并加以“反击”。

胡乔木马上开始着笔撰写文章，言辞犀利，将蒋介石的对我党的污蔑一一解释清楚。

36岁时，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总编辑，之后又先后被任命，新闻总署署长、新华社通讯社社长、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等多个职务，身兼数职的同时，意味着胡乔木身上的责任更重、任务更多。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不辜负毛主席对他的信任，胡乔木夜以继日地认真努力，在处理各项职务赋予的任务时，他还要承担着，他最本职的工作，“身为毛主席秘书”的工作。

由于忙于工作，胡乔木的身体状况日渐衰弱，曾多次住院接受治疗，进行调养。

可是每次他的身体刚有好转，就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致使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49岁时，胡乔木终于因为病重，不得不向毛主席“请病假”，离开了毛主席的身边。

就此，他虽然还是毛主席的秘书，却失去了陪伴在毛主席身边的机会。

三)、十年未见，最后一次见面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虽然离开了毛主席的身边，但是他却与主席成为了“诗友”。

经过三年多的调养，胡乔木的身体已无大碍，他开始陆陆续续地写了几首诗，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中。毛主席看完之后极为欣赏，简单修改之后，就将其发表。

纵使时常有书信往来，但是却鲜有再见到主席的机会。

1966年，毛主席来到他休养的城市参加会议。已经5年没见到毛主席的胡乔木，想要拜见主席，于是便来到了主席休息的地方。可从前经常陪在毛主席身边的胡乔木，这次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申请，才得到批复，能够与主席见上一面。

许久未见到毛主席的胡乔木，心中感慨万千，有许多话想要对主席说，但是当他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毛主席见到他之后，只是简单交代了几句话，便又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当中。胡乔木怅然若失地回到家中，一路上都很不是滋味。

对此，晚年时还时常懊恼，如果当时自己多跟毛主席说上几句话多好，如果自己没有离开毛主席多好，因为谁也没想到，那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

1975年，胡乔木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他终于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本以为这次终于又有了与毛主席见面的机会，可是无论他如何申请，都得不到批复。

1976年，毛主席去世，胡乔木心中悲痛万分因为他再也没有了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再也没有了能跟毛主席说话的机会。

此时与他上一次见到毛主席，已经相隔了十年。

胡乔木做了毛主席25年的秘书，陪伴在毛主席身边整整20年。

可是自1966年他与主席最后一次见面算起，这位秘书已经10年见不到主席了，而胡乔木与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成为了胡乔木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

他后悔，那次见面，他为什么都没说，为什么没与主席多说上几句话、多待上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