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玉琛/文
1932年春，我在伪奉天省警备司令部当上尉参谋，负部分情报业务责任。当时省警备司令部所辖伪军，只有四个步兵团，分驻在东边道各地，第一团驻通化，第二团驻长白，第三团驻海龙，第四团驻山城镇。步兵第一团团长不在，唐聚五临时代理团长职务。由于于芷山投降时，唐聚五起义，通化变成了没有驻军的空白点。
一、李春润军的抗日斗争
李春润是于芷山所属步兵第一团第一营营长，这个营分驻在新宾县城、永陵街、南杂木车站等地。李是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有强烈的爱国心。在九一八事变当时，没有接到任何上级命令，他就作了抗击日寇的准备，动员群众，组织城乡居民，举起“打倒日寇”大旗，进行抗日游行示威，高喊“打倒日寇、打倒日本鬼子”的口号，形成了气壮山河的抗日气氛。
就在这个时候，大汉奸于芷山却卑躬屈膝地向日寇投降了。很快他又接到于芷山让他随之投降的密令。李十分气愤，连声叫骂：“于芷山大汉奸!大汉奸!”他马上发表一个声明：“第一营官兵至死不投降，我们反对任何投降者，我们是英雄的中华民族好儿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不甘心作亡国奴……”。并发布布告号召广大人民同心协力，打倒日寇，打倒汉奸走狗，恢复我东北，拯救人民受涂炭……这一号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爱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纷纷参加到他的队伍中去，迅速地把不到500人的部队扩大到100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
李春润对当地周围的有关人员，同意抗日救国主张的就照常任用，不同意的任之去之，对有破坏抗日救国活动的就杀之。他对给养来源也做好了筹划准备，还对民众作了大量的爱国抗日教育工作，鼓起了抗日救国热情。他又充分作了兵力部署，凡是日伪能进入其防卫地区的道路，都设置了障碍物和配备了适当的兵力。此处一时成为著名的抗日根据地，使日伪不敢轻易侵进这个地区。
李春润军不仅一时确保了他应保卫的地区，而且亲自率领部队或派出部队到日伪占领区，多次袭击日伪小部队，扒奉海铁路，烧毁南杂木车站，炸毁奉海铁路线上的桥梁，截击日寇运输卡车，切断公路等。他每一次进军，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确实使日伪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我到沈阳的前夕，李春润亲自率领所属部队1000多人，分成三个支队，夜间巧妙地从南、东、北三方面包围了沈阳城。当时，先是西关一个工厂燃起了大火，不少军警都去救火，时至午夜，火还未熄：李春润号令一下，袭击战开始了，首先南关警察派出所被缴械，南关数家商店被捣毁，大火随之燃起来了。接着，东关、北关日寇驻军受到袭击，派出所被歼灭。激战两小时之久，各关都着了大火，这时日伪乱了手脚，慌忙把驻在日本站的装甲车调来反包围。李春润看事不好，急令所属部队迅速撤退。尽管日伪跟踪追击，但在拂晓前李春润的军队已进入他的根据地了。日伪再也不敢穷追，把军队又撤回到沈阳。此次袭击战李部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日伪也受到严重的打击和损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吓得沈阳日伪惶惶不安，不知什么时候，又要受到李春润军的袭击。
作为伪奉天省警备司令官的于芷山，对李春润这支“股匪”在所必剿。便以新编的卫队团组织一支“讨伐队”，由他亲自率领，对李春润部进行第一次所谓的“讨伐”，随其“讨伐”的参谋有数名（其中有我），作战参谋周良宪（中校）制定了围剿计划，1932年春的某一天，由沈阳经过营盘南杂木、永陵，向新宾进军。部队进入营盘沟里，受到李春润军前哨抵抗，到了南杂木沟里，又受到李军一次比较大的抵抗；进入永陵、新宾县城倒没有受到抵抗。于芷山一伙（包括我在内）认为李春润军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尽管我们有些自骄，但仍怕受包围袭击，下令让留驻水陵街第三营加强警备，命令第二营对新宾周围设防，第一营作护卫兼作预备队。周参谋依命是这样布置了。
其实已中了李春润军诱敌深入之计。当伪军进入永陵街时，驻永陵街的李军早已撤退到周围的山中作了围攻伪军的准备。“讨伐”司令部进入新宾（李春润军司令部所在地），正中李春润想活抓于芷山之计。李春润用其主力及乡勇紧紧地包围了新宾，特别是在伪军退路上更配备其有力的部队。对李春润军的企图和部队配备情况，日伪军虽然也派了侦察兵和密探，但侦察得到的“匪情”，绝大多数是虚假的。李春润军利用伪军疲劳的有利条件，到了薄暮，伪军正在吃晚饭的时候，突然从四面发起猛烈的袭击。杀声震天，活捉大汉奸于芷山的喊声响彻云霄。伪司令官及其幕僚慌作一团，听到东门枪声紧，就把预备队派往东门去支援；听到西门枪声紧，又把预备队派往西门去支援。这样攻守激战了一宿，所幸的是县城没有被攻陷，翌日拂晓“匪军”才消迹无影了。
伪军这才喘了一口气。司令官于芷山倒有了“精神”，大骂说：“李春润这小子真不是东西，过去我对他也不薄，今天竟和我作起对来，不消灭他，我不甘心。”叫来刘琏瑞团长和周参谋、李参谋（中校），告诉他们三人说：“你们一定好好计划一下，把李春润这群小子给我消灭干净。”于芷山气得没有吃好早饭。秘书、参谋（包括我）、副官等对他说了不少恭维的话，他才稍稍地减少怒气，就休息了。我们则东奔西跑作好防止袭击的准备，一面对不少受伤的官兵慰问和安排治疗地点，又忙了一整天。
到了晚间7时左右，本想早点休息，躺下睡一觉。李春润可真不客气，时间还不到8点，他率领所属部队又从四面包围，发起猛烈的攻击。听枪声情况，似乎是要从北门攻入，就赶忙派一部分预备队去北门增援。谁想李春润却又从东门大力猛攻，东门被打开了，一涌攻进司令部所在地四角炮台烧锅附近，活捉于芷山的喊声一浪高于一浪。这时司令部的人，更慌了手脚，急忙把仅有的预备队和守备司令部的卫队一起投入反袭击的战斗。激战了半个小时，李春润军才撤退出东门外，四面仍然夹着断断续续的枪声。拂晓前，李军又撤退到山里去了。
伪军
这样的攻防战，一直继续了六个夜间，于芷山看到形势不利，不但不能消灭李春润军，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于是决定撤军。考虑从原来来的路线撤回沈阳，深怕李春润设下埋伏，决定经向阳坎、柳河去山城镇。急忙把驻在永陵街步兵第一营调集到新宾，这个营虽然也受到数次袭击，但没出现多大的伤亡。我们若撤退，李军必追击。便在李军没有发动夜袭之前进行一次进攻。果然在我们进攻李军时，他们认为我们是大反攻，抵抗不久便转移了。这回我们才又得到一次喘息的机会，急忙留一小部分部队作后卫掩护，又派一个尖兵连，侦察并扫除前进道路的障碍。接着按行军序列悄悄地按预定的退却计划，溜出了新宾县城，向柳河县方向前进。
我们走出新宾县城十数里远，还隐约地听到枪声，这是后卫部队在撤退时，李军追击的枪声。我们终于于翌日午夜后到达柳河县城。柳河也不是什么安全地方，这个地方周围“匪情”总算比新宾少些。于是命令部队设好城防。我同一位参谋，巡查一遍。这时，心才稍微落体，回到司令部一头扎在床上睡了一大觉（这是几天来的一次睡眠）。醒后又按照上级的指示写报告，整理几天来的战斗情况，又是早起晚睡，忙了两天多，还没有完全整理好这个文件。这时，在海龙的步兵第三团团长田德胜，派人送来一份紧急情况，说他的驻楼街一个营被“大刀匪”袭击了，楼街被攻陷，只有营长带领百余人回来，其他的有被缴械的，有被打死打伤的，还有携械逃亡的和携械加入“大刀匪”的，死伤30多人。司令官看到这个报告十分恼火，说情况太不详细，遂命令周参谋立即派人去海龙了解情况。
周参谋思索一番，最后还是命令我带兵50名去海龙。虽说用50名兵保护我，我想：步兵一个营都被打得落花流水，我带50人，穿过满山遍野“匪区”，这不是叫我们白去送命吗?迫于军令，只好硬着头皮，听天由命了，只好恨自己甘当走狗。接受命令后，找个熟悉道的人作向导，又和随我去的排长研究一下经过的路，立即向海龙方向前进。我嘱咐向导避开楼街附近这个多“匪区”绕道前进，告诉部队利用夜间穿过楼街多“匪区”。到了拂晓距海龙不到30里远，碰到一股“小匪”（持枪的）截击我们。一经迎击，他们觉察到我们人多，便转移了。朝九点多钟，我们幸运平安地到了海龙。与田团长见面，汇报了来意，并把于司令官“讨伐”经过概略地叙述一下。接着听到田团长和李营长讲述他们失败详情，一一记载，为尔后向于司令官汇报。不久接到一份命令，是让我速去山城镇待命。接令后，我即乘车回到山城镇。
在我受命去海龙时，于司令官感到“大刀匪”可怕，柳河也有被袭击的危险，马上下令让部队随他转回山城镇。待我回到山城镇时，司令部早已回到山城镇了。这就是于芷山亲自率领部队第一次“讨伐”的结束。结果是卫队团几乎损失一个连（伤亡70多人），损失步枪30余支，弹药损耗了几十万发，壮了抗日军民的胆，灭了日伪的威风。
义勇军
李春润军在击败于芷山亲自率领的所谓“讨伐”军以后，士气更加旺盛，拥护他的人更多了，抗日救国的信心更大了。日伪虽然对他恨之入骨，但一时又对其无可奈何。
日寇看到于芷山剿匪失利，深为不满。对李春润军的日益壮大，认为是腹中之患。
还看到其他各地潮涌般的武装军民不断发展，认识到以现有的日伪兵力，是镇压不住的。
1932 年冬，据说从日本国内调来一个师团的兵力增强关东军。不久，就用一个旅团的兵力来围剿李春润军。气势汹汹的侵略军，一进到永陵街，就遭到李春润军的强力抵抗。城乡人民自发地纷纷起来参战，没有武器的拿着大刀、长矛，跟日寇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经数小时激战，给侵略军以不小的打击。因李军武器不良没有重火器，不得不从新宾县城和永陵街退出，撤退到山区。日伪虽然占领了城镇，号令仍不能出都门。后来了解，日寇在这次战斗中死17人，伤30多人。
二、唐聚五等部的抗日斗争
唐聚五，是原于芷山所属部队步兵第一团中校团附，团长因病不在，他代理团长职务。于芷山投降日寇时曾派人去通化，说服他随之投降，而他坚决拒绝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难当头，反而投降，岂不可耻，我唐聚五决不做这样不仁不义之事。”去劝降的人，灰溜溜地返回小城镇。
唐聚五立即召集当地军、政各界人士开会。首先，他简单地介绍了日寇侵略东北杀人放火、强奸掳掠等滔天罪行。随后又说，于芷山出卖民族利益叛国投敌了。参加会议的人，对此都感到惊讶和无比气愤。接着他说，我的官兵绝不向日寇投降，而且要抗日救国，打倒汉奸。最后他提高噪门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希望大家，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共同举起抗日救国大旗，向日寇反击。唐的一席话，得到全体与会人员赞扬和同情。会后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汉奸”、“宁为丧家犬，不作亡国奴”的大字标语，号召人民组织起来，同心协力，共同打倒日寇，保卫我们美好山河，更不能允许汉奸帮凶日寇残害自己的骨肉同胞。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和响应抗日号召。爱国的工人、农民、学生纷纷参加他的队伍，迅速组成了一支有2000多人的抗日大军，成为通化地区武装抗日的中坚力量。
王凤阁是当时的自卫团长，他积极响应唐聚五的号召，率领自己的百余自卫团员，参加抗日斗争。按唐聚五的指示，他单独组织了一支抗日部队。由于王凤阁是通化出生的人，以乡土关系，不少人愿意参加他的队伍，因而迅速地组成了一支数百人的抗日武装。这支队伍很坚强、很勇敢，爱国心最炽烈。后来和日伪血战多次，无一人投降，不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孙法师是山东省人，多年住在通化，贫农出身，他信奉神佛，当时农民不少信神佛的人和他有交往，都称他为法师。他看到唐聚五、王风阁都先后组织了抗日救国军，鼓舞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集合信奉神佛的人，组成大刀会、红枪会，举起抗日除奸大旗，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和响应。他还派人到东边道各地宣传和鼓动，又得到其他地方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遂在海龙、辉南、柳河、全川、临江等县设立了分会。参加这个大刀会、红枪会的人号称10万之众。他们使用的武器，除了少数从日伪手中夺取外，都是他们自建的铁匠炉制造的大刀、红樱枪。他们的骨干部队集中在一起，一般部队都分住在各自家中待命，有事一呼即到。可以说到处都有他的部队，成为抗日最大的潜在力量。
上述三支抗日武装力量，公推唐聚五为抗日军总司令，号称10万大军，守卫着通化地区不受日伪侵犯。
1932年春，孙法师到海龙县楼街附近一个村庄，很快召集了3000多人，围攻了驻楼街的伪步兵一个营，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这三支部队，还经常进击日伪占领地区，袭击警察派出所，扒铁路、炸桥梁，打得日伪胆战心惊，闻之生畏。
三、邓铁梅军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时，邓铁梅是岫岩县公安局长，曾一度被日寇解除了武装。由于日寇感到地方治安不好，重新利用他维持治安。邓铁梅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便秘密和当时的该县县长刘景文商议说：“我们有责任领导人民打日寇、除汉奸。”刘景文赞同他的主张，经过短时间的秘密准备，两人即率领部下和家属，离开县城到山区里举起了抗日救国大旗，成立了抗日义勇军。全县人民，看到县长、局长率领人民抗日救国，纷纷到山里去参加义勇军。这支不到200人的队伍，迅速扩大到500多人，其中不少伪警察也起义加入。有一次围攻县城时，县郊区的人民群众，不约而同地主动拿枪、拿刀参加战斗。虽然没有攻陷县城，但在县城内的日伪，被吓得心惊胆战，惶惶不安。
